北京：七千條胡同今何在

　　統計表明，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七千余條，到20世紀80年代只剩下約三千九百條，近一兩年隨著北京舊城區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六百條的速度消失。 

　　面對這一情形，文化界顯示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取向。

　　作家劉心武在其《四合院與抽水馬桶》一文中，對現在四合院里居民們的生活狀況擔憂。“如果站在居住在北京胡同四合院里，四季(包括北風呼嘯的嚴冬)都必須走出院子去胡同的公共廁所大小便的普通市民，他們的立場上，那么，就應該理解他們的那種迫切希望改進居住品質的心情要求。” 

　　作家李國文甚至提出，四合院這種建筑形式對居民的文化心態產生了相當的消極影響。他在《超越四合院》一文中說：“封閉得緊緊的，是四合院最大的特色。”“中國人要不從心靈里走出這種緊閉著的四合院，要想有大發展，大成就，恐怕也難。”

　　有“京味作家”之稱的陳建功甚至為拆胡同而欣喜，他在一篇題為《"拆"》的文章中寫道："生活就是這樣前進的。沒有那些寫在胡同口的’拆’字，沒有隨之而來的轟隆隆的推土機，就沒有即將崛起在西單西部的首都金融街，也沒有多少年來被擁擠被不便困擾的居民們向擁擠向不便的告別。"

　　作家王朔索性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煩胡同》："我家住的那一帶俗稱：’朝陽門城根兒’。那一帶的胡同大都是破破爛爛的房子，很少像世界標榜的那種規規矩矩的四合院。胡同里的居民衣衫襤褸，面帶菜色。給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副食店買肉的人群沒有買兩毛錢以上的，而且都要肥的"，"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有什么快樂可言？胡同里天天打架、罵街"，"反正對我來說，滿北京城的胡同都推平了我也不覺得可惜了的"。

　　然而，對立面的聲音也同樣強大——

　　“胡同可以說是一種中古民用建筑。我在倫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見到過類似的胡同……他們舍得加固，可真舍不得拆。”已故作家蕭乾在《老北京的小胡同》一文中，為拆胡同而傷心，“但愿北京能少拆幾條、多留幾條胡同。”

　　作家馮驥才提出，保存胡同、四合院，就是保護一種文化。2000年 3月，他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發言：“對于城市的歷史遺存，文物與文化是兩個不同概念。文物是歷史過程中具有經典性的人文創造，以皇家和宗教建筑為主；而文化多為民居。正是這些民居保留著大量歷史文化的財富，鮮活的歷史血肉，以及這一方水土獨有的精神氣質。比方，北京的文化特征，并不在天壇與故宮，而在胡同和四合院中。但我國只有文物保護，沒有文化保護，民居不納入文物范疇，拆起來從無禁忌。而現在問題之嚴重已經發展到，只要眼前有利可圖，即使文物保護單位也照樣可以動手拆除。”

　　老舍之子、作家舒乙是一位態度強硬的保護派。他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拯救和保衛北京胡同、四合院》：“隨著危舊房改造迅速向市中心推進，隨著商業大廈和行政大廈的拔地而起，北京城區內的胡同和四合院開始被大規模地、成片地消滅。北京人，以及全國來北京出差的人，甚至國外的旅游者都不約而同地瞪大了眼睛：北京還叫北京嗎？”

　　為北京古城命運擔憂的還有世界著名的美籍華裔建筑設計大師貝聿銘。

1999年9月與2001年6月，貝聿銘兩次訪問北京，接受了筆者的采訪，均提出北京應該向巴黎學習，實現新舊城市分開發展—— 

　　記者：有學者提出，北京應該像巴黎建德方斯那樣，把新的建筑都拿到外面去蓋，您對此有何評論？

貝聿銘：這是最好、最理想的辦法，即里面不動，只進行改良，高樓建在舊城的外面。四合院應該保留，要一片一片地保留。不要這兒找一個王府，那兒找一個王府，孤零零地保，這個是不行的。四合院不但是北京的代表建筑，還是中國的代表建筑。 

　　記者：您的觀點與梁思成先生很相似，50年前梁思成先生就提出在舊城外面建一個行政中心區，把長安街兩邊的新建筑都拿到那兒去建，從整體上保護古城。

　　貝聿銘：是的，城墻你不要拆呀！城里面保留，高樓做在外面，這個最理想，巴黎就是這樣做的。我跟梁思成先生沒有談過這件事，因為那時候我還沒有見過北京。大概是在一九四七、四八年的時候，梁先生在聯合國做建筑顧問，我跟他見過面，他說你應該回來，幫幫我的忙。那時候我回不來了，拿不著護照了。

　　1950年，北京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機遇。政府放棄了梁思成等學者提出的新舊分開建設的發展模式，而是簡單地以改造古城為發展方向。

　　在這個過程中，拆除城墻修建環路，使城市的發展失去了控制與連續性。這是錯誤的。如果城墻還在，北京就不會像今天這樣。

　　記者：您對北京 

城市建設有何評價與建議？

　　貝聿銘：北京古城是世界歷史最長、規模最大的杰作，是中國歷代都城建設的結晶。目前，古城雖已遭到一些破壞，但仍基本保持著原來的空間格局，并且還保留有大片的胡同和 

四合院映襯著宮殿廟宇。一些國際人士建議北京市政府妥善保護古城，并且爭取以皇城為核心申請“世界歷史文化遺產”。可見，古城雖已遭到一定破壞，但仍應得到積極的保護。北京古城最杰出之處就在于它是一個完整的有計劃的整體，因此，對北京古城的保護要著眼于整體。

　　北京古城舉世聞名，但它的很多美的東西現在看不到了，它們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擋和破壞了；現在的天際線已遭到相當程度的破壞。北京應以故宮為中心，由內向外分層次控制建筑高度。中心區的建筑高度要低，越往外，從二環路到三環路，可以越來越高。應該把高樓建在古城的外面，像巴黎那樣，形成新的、有序的面貌。

　　“向巴黎學習”的建議，并不為一些學者理解。在他們看來，如果要向巴黎學習，似乎 

　　更應該學習19世紀巴黎的市政長官歐斯曼，因為他給巴黎做了一次“大手術”。

　　2000年6月， 

清華大學教授吳煥加以《北京城市風貌之我見》為題，在《北京規劃建設》雜志發表文章，認為，“‘杰出創造’也好，‘古代城市優秀傳統的集大成’也罷，北京城從17世紀起的二百多年漫長時間內沒有更新，沒有進步，終究是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我們對中國在近代經濟社會長期停滯不前、保守落后深感惋惜。城市也是如此，也有令我們深感遺憾的地方。”“北京的古城風貌早已不很完整了，古城新貌隨之出現。因而，全面維護其古狀、古貌已不太可能。”“有人預言，如此下去，北京終有一天將變成香港、新加坡。我認為持這種觀點的人把問題簡單化了。”“對于北京城原狀建筑與環境只可采取揚棄的方針。”

　　在這篇文章里，吳煥加舉出了歐斯曼拆巴黎老城的例子，以佐證他的觀點：

　　巴黎于9世紀末成為法蘭西王國的首都。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巴黎的街道曲折狹窄，到處是木造房屋。文藝復興時期，巴黎才漸漸脫去舊時的面貌。17世紀以后，法國的國王們致力于對巴黎的改造，低矮破舊的房屋被陸續拆除，代之以多層磚石建筑，開辟了許多馬路和廣場。路易十四時期(1643—1715年)拆除舊城墻，改為環城馬路。著名的星形廣場和香榭麗舍大道也是那個時期開始形成的。至19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巴黎人口大增，建造了大量五六層的樓房，出現了公共馬車和煤氣街燈。拿破侖三世時期(1852—1870年，相當于我國清咸豐二年至同治九年)巴黎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劇烈改造，即著名的由巴黎市政長官歐斯曼主持的巴黎改建工程。歐斯曼對巴黎施行了一次“大手術”，再次拆除城墻，建造新的環城路，在舊城區里開出許多寬闊筆直的大道，建造了新的林蔭道、公園、廣場、住宅區，督造了巴黎歌劇院。改建后的巴黎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美麗的城市。

　　就在吳煥加發表這篇文章的前一個月，巴黎著名的《費加羅報》周末專刊登出封面文章，大字寫道：“歐斯曼，是不是毀掉了巴黎？”直到今天，歐斯曼已去世130年了，巴黎人還在為那一次他所領導的對巴黎老城的“屠殺”大加聲討呢。

　　在這篇報道中，面對《巨人歐斯曼》一書的作者喬治·瓦朗司，老巴黎保護委員會的年輕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卡迪發表了激烈的言論：歐斯曼是一個毀壞了無數歷史文化遺產的蹩腳規劃師！

　　在這次對話中，即使是把歐斯曼譽為“巨人”、對其深懷理解之意的瓦朗司，也不得不承認“那時還沒有現在這種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意識”。歐斯曼對巴黎城徹底的改建，確有精彩之處，但是，在人類的文化意識已經覺醒的今天，卡迪對歐斯曼斬斷巴黎歷史文脈的指責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支持。

2000年8月16日，著名城市規劃學者、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主席劉太格，來到北京出席北京商務中心區論壇，他就歐斯曼改造巴黎問題與筆者作了一次交談。茲附如下： 

　　筆者：有學者認為北京應該像歐斯曼拆巴黎那樣，把舊城改造一遍，你如何看這個問題？

劉太格：我是完全不贊成。因為幾世紀前城市開發的速度遠遠比現在慢得多，所以那個時候談古建筑保留、古街區保留這個課題幾乎不存在，它那個速度非常慢，現在推土機一進來，一下子就可以把整個城市推倒。這是一個現代的城市的問題，并不是一個老的問題，就是老巴黎也有重新規劃，它的風格的演變也是慢慢的，你看老巴黎除香榭麗舍中軸線附近以外，其他地方還有許多哥特式建筑，這些還是存在的。其實你們現在，老北京周圍的老建筑還有一些，所以我今天特別提出新舊城市一定要共存，要想方法結合。我剛才舉了里昂這個城市，再漂亮不過了，你到了那里，從羅馬時期到現在的情況看得一清二楚，北京為什么不能這樣做呢？ 

　　筆者：有些人認為四合院是一種落后的東西，你怎么看？

　　劉太格：四合院是我們國外的人對北京最向往的。所謂四合院的落后，是因為基礎設施沒接進去，其實它的生活環境是好得不得了的！我去過幾個四合院，我知道尤其在春天、秋天的時候，院子里陽光明媚，那個居住環境太美了。四合院是因為北京的氣候而產生出來的建筑造型，是最適合北京的，是我們中國人的老祖宗的智慧的產品，我覺得應該保留。

　　筆者：有人說四合院已經變成大雜院了，不改造它、不拆掉它不行，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劉太格:有的可能非拆不可，太破爛了，不過要想盡各種辦法保留，保留有很多手法，一個是拆掉重建，照原型來建，一個是部分的改建，把現有的材料，如雕塑，修復好，再放回去。其實是有辦法把它們保留下來的，就是有沒有決心？你們珍惜不珍惜這些遺產？還有一個是找得到錢找不到錢？其實錢我覺得不是一個問題。

　　筆者：還有人說胡同窄，埋不進市政管線，所以必須拓寬，所以胡同難以適應現代生活需要，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劉太格：具體做起來這是技術性問題，但我認為這又不是技術性問題，而是決心問題。四合院也有部分是需要全部拆除的，因為停車位問題，變電站問題需要解決。但我最近到蘇州去看了一小部分新的蘇州老房子的建筑,做得不錯，我覺得只要有決心北京可以做得很好。 

　　2000年9月1日，在北京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召開的“舊城改造與古都風貌保護研討會”上，88歲的國家級建筑設計大師張開濟發表了這樣的感慨：

　　我到過許多地方，巴黎和北京最好。巴黎保護得很好，北京就慘不忍睹了！ 

意大利團結報一位女記者采訪我，她說北京是Poor Hongkong。可悲呵，這么一個世界文化名城，竟連一個香港都不如了。

　　北京的價值在兩點，一是平面，可惜城墻拆了；二是在立面， skyline。東方廣場體量太大了，把故宮的環境破壞了，這是不應有的錯誤！

　　巴黎曾蓋過幾幢高樓，大家反對，就蓋到德方斯去了。可是，北京卻無動于衷？！

　　現在北京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控制高樓。高樓就代表現代化？玻璃幕墻就是現代化？太幼稚了！

　　2002年6月29日，來自馬來西亞的世界著名生態建筑設計大師楊經文，在北京召開的一個建筑論壇上，結合四合院建筑，闡述了他的理論框架：建筑可分成幾類，一類是無需電能與機械作用即可保證室內舒適度的，一類是部分需要電能與機械作用以保證室內舒適度的，一類則是完全依賴電能與機械作用的。

　　他認為，最好的建筑應是第一種，比如北京的四合院，最差的則是最后一種。“你看，四合院無需電能與機械，只是把建筑設計與院落內的生態環境結合起來，就冬暖夏涼，保證了舒適度。我的設計正希望達到這種效果。”

　　在被問及如何評價四合院被大量拆除的情形時，楊經文以堅定的口氣說：“把它們再建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