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津逵：城鎮化是多個維度的文明競賽

關于嘉賓：

李津逵于1982年畢業于北方交通大學電信系、1986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系。2000年創辦綜合開發研究院城市經營研究中心，任綜合開發研究院理事、城市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員，他還擔任中國城市經濟學會理事、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高級會員、清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城市思想者研修計劃首席學監、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客座教授、深圳市城市化研究會副會長、以及深圳市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

城市化浪潮

李迪華：請從歷史文明發展的角度，談談世界及中國的城市化浪潮？

李津逵：在城市文明的交流課堂上，中國是最后一批入學的學生，而非最前排靠近講桌的學生。對中國來說，城市化文明是隨著古代的絲綢之路和大航海從西而來的海上絲綢之路。古希臘時代，希臘化的殖民地沿海岸線分布，這樣比較便于停泊船只上岸，并以港口為中心，在步行距離之內布局所有的公共服務設施，這種自治的城市叫城邦文明。大航海時代以來，這種文明從西到東的滲入是這樣的過程，一年級的學生是開普敦，繞著好望角。二年級的學生是紅海沿岸，一直到印度果阿。三年級的學生是新加坡。而香港和上海是同班同學，已經到了1840年，基本是這個過程中的最后一撥學生了。

1840年之后，中國又經歷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從1840到1937，西風東漸，沿海地區城市融入世界，國家日漸開放，就出現了上海這樣的城市，但我們也在開放中應戰，在應戰中復興。這時我們發現，中國深厚的文化造就了應戰的能力，我們完全可以運用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創造真正的城市。第二次城市化是到1960年，這時東風壓倒了西風，在1960年城市化率達到了一個高值，20%。而在此后又停滯了20年，城鄉社會解體并且納入國家高度管制，鄉村失去傳統秩序和自治能力。直到1978年，隨著改革開放，開始第三次城市化浪潮，中國農民終于得以掙脫束縛奔向城市。依托于第一次浪潮中的開放城市，深圳特區、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迅速發展起來。1978到2013年，城鎮化率從17.9%提升到53.7%，從19世紀后半葉50年增一個百分點，而21世紀初每年一個百分點，可以說中國已經進入城市化加速階段。200年來的社會大轉型，目前進入了關鍵時期，農村中國已經變為城市中國。

當然，城市化也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大規模、高密度、異質化人群擁擠在陌生的城市中，必不可少地會造成環境污染問題，產生貧富懸殊，造成居住擁擠，引發各種社會沖突。很多成功城市發展案例被簡單復制，實際上暗藏著隱患，比如說蛇口模式，很多地區只模仿它的市場經濟做法，而關于教育、醫療、民主監督等方面，關于城市理想的部分被忽略。這樣的開發區頂著巨大體制壓力，只是成為單純經濟功能區，造成產城分割、城鄉對立，30年后是難以為繼的。

總之，我們應該看到，在百年城市化的三次浪潮中，呈現這樣一種次序：首先是封閉專制的中國在超穩定的結構中衰落，同時人類先進文明在開放中挑戰中國。面對挑戰，中華民族體現出我們所具有的應戰、復興的能力。在第二次浪潮中，斯大林模式曾經使集權專制登峰造極，直到第三次浪潮，中國向世界的開放才剛剛重啟，這時"鄉村中國"逐漸成為"城市中國"。到了現在，互聯網革命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社會結構，中國現代化已越過不可后退線。這就是由開放，到城市化，再到現代化的整體路徑。

傳統中國的城市文明

李迪華：對于"傳統的中國沒有城市文明"這句話，您怎么看？

李津逵：中國城市的基因跟歐洲城邦是不一樣的。地中海沿岸的那些城邦也不是歐洲城市的全部，歐洲也有像中國這樣的城市。比如說在一個大帝國的首都和各個行省的省會也是中國的這種城市，比如說羅馬。羅馬也有商業等等這些東西，但是羅馬的經濟基礎建立在在腹地，就是殖民地的征服和掠奪。殖民地的邊界一旦框定了，沒有增量了，那羅馬的財政稅收也就沒有增量了，開始持平了，所有的官僚主義耗散這些財富，最后走到一天轟然倒塌，羅馬非常像現在的北京。

歐洲的那些港口為中心的城邦文明自治體，從雅典到威尼斯，一直到后來的熱那亞、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倫敦，這些城市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它是靠什么建立他的經濟基礎？是靠對外貿易和商業。由于他精于算計、接待與融資，在商戰中間掌握著世界商業網絡的結點長盛不衰，并且以他高超的營利能力帶活整個腹地。今天的香港帶活了整個珠江三角洲，上海帶活了長江三角洲，北京卻造成了周邊河北省兩百萬的貧困人口。一個是羅馬式，一個是威尼斯式，我覺得不能簡單說中國沒有城市，我們說中國有城市，有羅馬式的城市。

城市化的經驗教訓

李迪華：國際上有哪些城市化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借鑒和警醒？

李津逵：可以談談底特律這個城市，它可以說是大工業時代的貴族。我對于底特律這一輪的城市復興，依然懷抱著憂慮。2013年州長宣布財政破產，14年破產程序終結，給它減債70億，還剩110億，再注資14億讓它復興。通常破產不是"傾家蕩產"，更像是管家由于入不敷出而申請下課，是終止財政的惡性循環，通過產業轉型、城市復興獲得新生。但是我對此很不樂觀。

因為，在破產背后，體現了數十年中政府應對離散化政策的整體失敗，底特律是美國城市中衰落最為典型的案例。在美國的稅收體制之下，城市更新必然拉升本地稅負。美國的稅收分為三級。聯邦所、州政府和本地政府所得稅。羊身上出羊毛，就養羊。在羊身上投入多，稅也會收的越多。于是就有人逃離城市，越來越多的稅來自越來越少的人身上，進而加速離散化，失業率提高，底特律面臨著城市中心區衰落的嚴重問題。1950年底特律有二百萬人，2000年有一百萬人，眼下只有七十五萬人。美國的稅收是水密隔艙式的，不行了就破產，不會影響別人。整個大底特律地區三十多個城市，破產了其中一個，但其他地區生活還很好。而中國不會出現這個問題，因為是全國人民買單，有一天財政崩潰就是國家崩潰，不是北京崩潰，這就是羅馬帝國，把全國腹地綁架在一起來為它服務，這就是中國與美國的不同。

城市中心區衰落是百年趨勢，底特律又是第一條水泥道路和第一條高速公路出現的地方，這就助推了白人郊區化和非裔向市中心的聚集。此外，底特律為離散化加速還有社會問題，雖然這個問題在美國畢業嚴格保持政治正確，誰也不說，就是底特律的黑人占85%，當黑人達到85%的時候不是種族歧視，而是種族逆歧視。資本的權力太大的時候壓迫工人，工人權力太大的時候則會造成壟斷。底特律的汽車工會使得每一個汽車工人年平均收入十五萬，相比之下，美國教授平均年收入九萬。當造成就業壟斷的時候，社會反向失衡。

可以看看底特律依托什么來進行復興。比如，通過新世紀以來美國新一輪的技術革命，金融類的公司以互聯網武裝，手表自行車采用新的工業設計、３Ｄ打印技術，用小微創意公司填補制造業轉移帶來的產業空間等等，這令大量不同種族的白領帶回市中心，城市重拾活力。另外，不僅有大量的建設項目，更重要的是近年來，新人群開始進入底特律市中心，其中大學生占４０%。底特律的復興政策關注到了人，比如提供４萬高學歷移民簽證，希望通過引進人才特別是華人。可以說，吸引來自中國的投資是中部各州共同的舉措，據說密西根華人投資已千億，是全美前８名。可以說，城市是一場沒有終場的競賽，是多個維度的文明競賽，不同時代人的改變推動著城市形態演變。在這次競賽中，多樣性、共生性、移民、技術革命是環境，挑戰是契機、困境是資源。優秀城市是某些文明維度的改善提升，偉大城市是引領人類文明前行的路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