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俞孔堅－－大地上的豐盛人生

　　【導語】他和他的土人機構，正大踏步向前，建設一個天、地、人、神和諧的美麗新世界，只為我們每個人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詩意地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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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孔堅　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院長、土人設計首席設計師

　　一棵樹苗，若能有一個好的基因，栽種在肥沃的土壤里，配以適當的陽光、空氣和水，就有可能長成參天大樹；一個人，若也有類似的諸多優良條件，加上時勢推動，也可能成為優秀的人才。而人作為萬物之靈，他的可能性只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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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我們故事的主人公，北京大學教授、北大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院長、土人設計首席設計師俞孔堅，他在景觀設計和建筑界的成就，可以用“成績斐然”來形容。他幾乎成了一個“拿獎專業戶”，曾11度獲得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頒發的年度設計獎，其中2次獲得年度杰出獎；3次蟬聯世界建筑節全球最佳景觀獎；3個設計獲國際建筑獎?；還曾獲得ULI全球杰出獎、2011美國建筑獎和中國第十屆美展金獎等國內外重要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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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俞孔堅是一個聲名卓著的設計師，但如果只把俞孔堅定義為一個景觀設計或建筑專家，就過于簡單化了。因為在他身上，延展著生命的多樣性和各種可能性，呈現出多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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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俞孔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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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農民和農村，俞孔堅不僅沒有半點看不起的意思，反而有一種自我認同。他從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獲得博士學位歸國創業以后，把自己創辦的設計機構命名為“土人”——這是一個反潮流的思維。因為當時，整個中國正在往現代化、城市化的方向狂奔，幾乎所有的人在向往著都市繁華的生活。大部分設計公司恐怕都希望用一個帶有外國味的名字來讓自己顯得時髦和站在世界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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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人”兩個字因為太“土”了，還一度在工商局注冊不下來，因為它被工商局認為是不雅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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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俞孔堅卻對“土”情有獨鐘。“我是農民出身，從一個農民走到哈佛讀博士，接觸到了世界最高的知識層面，最終我又回到了做農民時候的經歷（和土地打交道）。”俞孔堅這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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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生于浙江金華的一個農村，七八歲就開始下地干活，一天干到晚，只能掙兩個工分，也就是兩毛錢。除了下地，他還做過放牛等活，幾乎沒有空下來的時候。另外，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俞孔堅還一度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初中畢業后還輟學一年。到了1979年改革開放，他才被允許重新上學。經歷這種情況，他認為自己的社會認識也比一般人要深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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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孔堅提到自己從國外回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土地的情結。“你在鄉下呆了十多年，跟沒有呆過的人對土地的情感是完全不同的。對土地的戀情讓我回到中國。回到土地，會讓我很踏實，有力量。”最后一句話不由讓人想起古希臘神話里的巨人安泰——擁抱大地就能獲得全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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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關村創新文化發展促進會會長、中關村引進留學人員歸國工作“第一人”夏穎奇回憶道：有一次和俞孔堅等一幫朋友一起去農村，在田間走路，俞孔堅在狹窄的田埂上健步如飛，把很多年輕力壯的人都遠遠得拉下了。他的體能和矯健的身影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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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哈佛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后，俞孔堅曾在美國SWA等一流設計公司里工作，卻沒有長久停留。在1996年時，他曾回中國一次，看到的景象讓他非常激動，“整個中國正在成為一個‘大工地’”，俞孔堅說。作為當時中國留學生中唯一的哈佛設計學博士，他想：“如果我不回去還有誰回去呢？這個機會是給我的！”俞孔堅認為自己可以改變中國的在當時好多錯誤的做法。比如說告訴大家：巨大、寬大的馬路實際上是不適合人通行的；把河道用水泥硬化實際上是破壞了水系統；把老房子拆掉了蓋新房子實際上是破壞了文化遺產！他意識到自己學的東西在中國會有巨大的應用前景，而且只有中國才能給予他學以致用的巨大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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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俞孔堅下定決心要回到中國。?

六盤水國家濕地公園

　　“設計師”俞孔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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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設計師的俞孔堅，其思想和作品得到了國內外廣泛的承認。為他帶來榮譽的項目很多，而且各有各的創新:在廣東中山市的岐江公園，他大膽保留了那里的雜草和工業景觀，以很小的代價賦予了公園“為人民服務”的功能；在河北秦皇島的“紅飄帶”公園項目中，他用一條以玻璃鋼為材料的“紅飄帶”賦予了公園以個性；在沈陽建筑學院大學的案例，他以稻田作為校園的主要景觀；在上海世博會后灘公園，他把水的凈化過程反映在景觀的設計中；而成都的都江堰公園，他則做了“民主”和“人民性”的景觀設計的一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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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俞孔堅的一些設計作品背后，有著豐富的思想支撐。他的思想表述得很有靈活性，甚至帶有“詩性”：他歌頌“野草之美”，倡導“沒有設計師的景觀”、“生態極簡主義”，呼吁“最少干預”、“足下文化”、“大腳美學”、“天地、人、神和諧”，等等。這些想法和提法既難以在傳統園林美學里找到，也不常見于西方的學派。但因其結合了前沿理論和中國實踐，有獨創性和可操作性，得到了世界景觀學界的贊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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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和一般追求唯美的設計師不同，俞孔堅和他的土人公司直接瞄準最嚴峻的問題。他們直面了中國這么多年來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的環境問題、交通問題、水污染問題、土地的喪失問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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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針對最嚴峻的問題找到解決的方案。而最嚴峻的事發生在中國。你想一個國土的75%的水是污染的，哪個國家可以達到這個程度？中國有。”俞孔堅說。他向記者介紹了土人發明和設計的利用自然濕地來凈化污水的加強型人工濕地等一些技術。此外，俞孔堅還告訴記者，中國將近500億平方米的建筑中99%都是不節能的，他也要求土人的設計師們必須能找到自己的建筑節能方法。“我們沒有采取國外的那些高技術，而是從農民的做法當中提煉出與當地環境相適應的簡單技術，比如我們發明的生態墻，可以凈化空氣、過濾和收集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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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北京2012年的大暴雨導致的慘劇，俞孔堅明顯帶有一種痛心：“77個人死在了街上和河溝里面！在首都人會在街上被淹死，這是在哪個國家可以發生的呢？這是嚴峻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迫使我們的城市設計和景觀設計師找到答案，用更科學的方法來解決雨澇的問題。”土人提出和設計了“海綿城市”等方案。哈爾濱的群力雨洪公園和貴州六盤水的明湖濕地公園等都是其“海綿城市”理念的具體實踐，獲得了成功，并贏得了國際的獎項。?

哈爾濱群力國家濕地公園

　　“知識分子”俞孔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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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夏穎奇的眼里，俞孔堅是他心目中一位具有藝術“大家”氣質的海歸人才。當記者問俞孔堅關于“大家”的看法時，俞孔堅這樣回答：“所謂的‘大家’應該面向中國和全球性的大問題，提出大的解決思路，而不是陶醉在自我的小天地或者自我的專業。大的藝術和小的藝術的差別就在于你是自我陶醉呢，還是面向世界，做改變世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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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學者和知識分子。俞孔堅對現實問題的關切往往超越于狹隘的學科范圍。他多次通過電視、圖書等各種媒介呼吁環保、人文、綠色，并對圓明園改造、“綠色奧運”、大運河遺產保護等項目作出了很多耿直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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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國土生態安全格局的概念，是俞孔堅在其博士論文中最早提出并進行深入研究的。俞孔堅回國以后又做了國土和區域的生態安全格局規劃——這一關鍵詞也被十八大報告吸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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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孔堅回國后還專門做了大運河的研究。他上書國務院，建議將大運河作為國家遺產、世界遺產來保護。到了今年，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終于成功了，他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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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孔堅還痛心于工業廠房的大量拆遷，認為工業遺產也是文化遺產，也應該得到保護，后來就上書國家文物局，并在2006年起草了工業遺產保護的《無錫建議》，使工業遺產得到了應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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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像北京市的生態安全格局建設，“海綿城市”、綠色廊道、綠道建設等，都是俞孔堅帶著學生最早進行過大量研究的課題，到現在這些方案已經在很多地方得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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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孔堅還用一些特別的方式為土人做“市場營銷”。比如他回國后，首先寫了一本發行量很大的書，叫《城市景觀之路：與市長交流》，實際上就是告訴市長們以前的做法哪些做錯了，哪些地方應該如何做。后來他又寫了《國土生態安全格局:再造秀美山川的空間戰略》，指出在國土安全尺度下、在區域尺度下應該怎么做環境設計。這實際上就是在“營銷”他的理念，并通過這種“營銷”告知大家土人能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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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國家在逐漸轉變。現在，至少在國家的領導者、決策者層面，關于環境的思想意識已經有了轉變。在中共十八大報告里，已經把建設生態文明、倡導綠色建筑、綠色城市、生態城市和生態安全格局等提高到了國家政策的高度。在五個“文明”的建設中，生態文明被放在優先地位。甚至在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的講話中，出現了“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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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出的基于生態安全格局和生態基礎設施的規劃方法論，已被國土資源部作為新一輪國土總體規劃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其生態安全格局和生態底線等理論和方法研究，也已經被廣范用于生態紅線及水生態紅線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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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俞孔堅作為一個學者和設計師，他給社會做出貢獻的，不光是實際建設項目，他的理念、思想也在影響著決策者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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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的是，作為學者和知識分子的俞孔堅，他的筆下和口中還時常會出現“民主”、“平等”、“自由”等字眼。他甚至用“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皇權思想”、?“專制”等政治概念指稱一些建筑或景觀設計風格。他表達了對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贊賞，并試圖在景觀和建筑設計、規劃領域推進“新文化運動”、推進“民主”和“為人民服務”。從這個角度看，設計師俞孔堅似乎又成了“政治”的俞孔堅。只是，他用靜默的藝術（景觀與建筑）實現他作為知識分子式的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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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者”俞孔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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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孔堅思路清晰，說話連貫，對自己前行的方向非常清楚，和他相處，旁人往往能感受到他身上有著布道者的熱忱和行動家的激情。同時，他是一個勇于創新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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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作為改革者的俞孔堅，很難離開中關村這個背景。在俞孔堅的眼里，在中國現有體制和商業環境來說，中關村是一個可以進行創新的“安全島”和“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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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孔堅回國后的正式身份是教授，但開始時候教授是不允許創業的，教育部明確規定教授不允許擔任董事長或執行官。但是在中關村，這個規定被率先廢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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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如，在中國從業城市規劃需要資質，以往的城市規劃都是大學里的規劃院、或者部委級的規劃院在做，民營機構很難拿到資質。但俞孔堅回國創業后，他被破例允許參加中關村的規劃設計招標。雖然是只有七八個人的民營機構，土人和一些大機構一起參加了中關村西區、中關村生命科學園、中關村軟件園、中關村豐臺科技園等的競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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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關村和北京大學的包容和支持下，俞孔堅在中關村興起了一種產學研一體的創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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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土人設計院的樓上就是北京大學的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俞孔堅在做院長。“學生現在的辦公環境、圖書館都是土人資助的。”俞孔堅說。在這里，每年授予北大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的碩士學位將近有60個。現在在土人的骨干里頭有40個是俞孔堅的研究生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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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俞孔堅，北京大學的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和土人設計機構，得以完全結合在一起，前者所畢業的學生還能成為公司的設計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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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具有改革意識的學者，俞孔堅的可貴還在于他敢于表達自己對未來的建言。他提出：國家（也包括中關村）的政策能否再有所突破？可以讓學者們來辦獨立的學院，并成立非盈利的基金會用來支持辦學？事實上，俞孔堅的的家鄉以及貴州省都愿意送一塊免費的地讓他辦一個土人設計學院，但無論辦學還是成立基金會，都存在一系列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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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孔堅寄希望于我們國家更多地突破條條框框。他認為中關村在過去經常是政府在做事，未來政府應逐步退出，讓法規、政策來做事。像硅谷一樣，政府的驅動很小，民間即可自我繁衍、自我更新、自我創造。另外，他期望中關村能向中央拿到更好的政策，搞一些真正的民間的NGO，或者是真正的創新型的協會和學會。民間機構若能發展起來，中關村的創新環境可能又會有一個巨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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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有種種阻礙，中國的改革依然在努力前行，而俞孔堅應該不會停止發聲、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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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哲學家尼采曾在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里提到“精神三變”的概念，他以三種生物駱駝、獅子、嬰兒來譬喻人類精神的變化。精神先變成駱駝，由駱駝變成獅子，再由獅子變成嬰兒。駱駝代表的是背負傳統道德的束縛，獅子則是象征勇于破壞世俗規范的精神，最后的嬰兒則是代表創造新價值的力量。我們看到的俞孔堅，仿佛正處于創造力勃發的第三階段。他和他的土人機構，正大踏步向前，建設一個天、地、人、神和諧的美麗新世界，只為我們每個人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詩意地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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