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或許是100 年以來，對人類社會產生最宏大深刻影響的事

2010 年到 2015 年之間的某個時刻里，人類歷史上首次有超過半數的全球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城市化是一個不太可能逆轉的進程。從此之后，每周都有 300 萬新的農村人口來到城市定居。相比于廣袤的內陸地區而言，少數大都市將驚人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力量匯聚于一身，創造出幾乎前所未有的罕見歷史現象。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各個全球性大都市和居住其內居民之間的相似度遠比其他小城鎮、偏遠鄉村和居住其中居民之間的相似度要高。在如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中，無論世界上誕生何種創新，它都更有可能出現在城市之中。

二十多年里，地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一直就城市在全球化中體現的特征和發揮的作用等問題爭論不休。歷史學家在城市和全球化問題上出產的成果越來越少，研究態度也越來越謹慎。此外，很少有讀者愿意花時間了解他們的發現和結論。如此看來，歷史學家已然落后。這種相對的沉默值得引起我們的關注。早在 1996 年，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就曾提出：“歷史學家有機會成為人類最重要的詮釋者，為我們解讀全球社會進程與小規模社會生活之間的互相作用方式。”總體而言，歷史學家并沒有響應他的號召。時至今日，我們仍舊缺乏敏銳而犀利的歷史角度分析，因此對于我們身處其中且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化進程還知之甚少。

幾個世紀以來，哲學家和社會學家一直讓我們警惕城市在塑造人類社會、思想和情感過程中發揮的巨大作用。從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到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先賢們的告誡從未停止。在美國和歐洲，大城市與農村地區之間日益擴大的政治兩極分化趨勢讓人們清楚地認識到一個問題：城市與鄉下、都市與農村之間的關系在塑造社會政治生活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城市的歷史是絕佳的向導，能幫助我們理解如今的世界。不過，和大多數歷史學家以及更著眼當下的城市發展研究學者相比，城市歷史學家并沒有在近期的公共對話中發揮亮眼的作用。

如果真的要研究這個問題，當前的政壇是一個好的著手點。在 2016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的投票結果大相徑庭。人們最終發現，利用鄉村人口密度數據預測選舉結果甚至比利用種族、收入、受教育程度和性別等因素得到的結果更加準確。相同政治傾向的人群在空間范圍內的聚集可能愈演愈烈。2004 年，記者比爾·畢肖普（Bill Bishop）提出的“大歸類”（the big sort）現象塑造了政治辯論中充滿仇視氣息的語氣和措辭，其背后體現的是土生土長小城鎮、鄉村居民與受到“世界主義”和“全球主義”洗禮的大城市居民之間的對立。

雖然近些年來美國人對城市的厭惡顯著增加，但城鄉分化對政治的重要影響卻并非什么新鮮事。有的人宣稱，杰斐遜總統的唯農論將生活在鄉村居民的偏見深深地銘刻在美國政治文化之中。但是，反城市政治思想在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19 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的俄羅斯民粹派（narodniki）大肆宣揚農民浪漫主義。毛澤東在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運動（back-to-the-land agenda）和紅色高棉大規模清理城市人口的種族滅絕行徑并無二致。19 世紀末、20 世紀初興起的德國生活改革運動（Lebensreform）和甘地的苦行主義都在積極鼓吹鄉村生活明顯的道德優越性。20 世紀早期，阿根廷的知識分子將生活在鄉間的健壯加烏喬人（gaucho）形象打造成國家民族特性的基本符號。與此同時，他們還將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探戈舞蹈視為“雜種文化”（mongrel product），認定它不過是這個移民港口城市中一種墮落的音樂流派罷了。

^{格奧爾格·齊美爾。圖片來自 Wikimedia}

城鄉之間的政治觀點分歧并非僅僅源自于民粹主義者的幻想：城市居民和鄉村居民的確支持不同的政治派系。即便農村的傳統主義思想和部分天主教教會阻礙了法西斯勢力對部分地區的侵襲，但只要參加民主選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屬的政黨在意大利和德國農村地區的支持率就遠就高于他們在大城市的支持率。1932 年的德國國會選舉中，納粹黨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和法蘭克尼亞（Franconia）地區的城鄉得票差距大概為 20%。如今，法國國民陣線黨（National Front）、奧地利自由黨（Freedom Party）、匈牙利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Civic Alliance）等歐洲右翼民粹政黨并不受到城市居民的歡迎。實際上，他們在各自國家首都的得票率尤其慘烈。同樣，法國、奧地利和匈牙利的民粹政黨也表達出對巴黎、維也納和布達佩斯精英階層的怨恨與不滿。

部分學者一路回溯，重新審視第一批城市所孕育的新型政治組織體系和特殊社會生活。政治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近期推斷說，人類創建第一批國家是為了應對“城市化帶來的生態影響”。正如亞里士多德和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觀察家所討論的那樣，民主在古希臘城邦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兩者之間的聯系甚至可能達到難解難分的程度。中世紀德國的有句俗語叫“城市的空氣使你自由”（City air makes you free）。這句話其實表達出當時的習慣法規定：在城市生活一年之后，來自鄉村的農奴便可獲得自由。直到現在，德國人依舊在使用這句俗語。在拉丁系語言中，“市民”（citizen）一詞的各種變體都揭露出城市與政治團體理念之間密切聯系。與此相反的是，英語中的“居民”（denizen）一詞缺乏與城市有關的詞源聯系，不禁讓人對“居民”的歸屬產生懷疑。

反過來說，現代反城市主義者象征性地將城市居民從政治團體中驅逐出去。有時候，這種驅逐是真實發生的，就好像臭名昭著紅色高棉政權所做的暴行那樣。城市居民缺乏民族特性的觀點至少和現代民族主義一同產生，甚至可能更早。你想要了解一個民族嗎？盧梭在《愛彌爾：論教育》（émile）中建議“研究城市之外的人，只有如此你才能真正了解一個民族”。他寫道：“城市和鄉村的政府精神永遠不會一樣。是鄉村構成了這片土地，而鄉村居民則構成了土地上的民族和國家?！?br/>

20 世紀初期，城市對人們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響造就了一門新學科的誕生——社會學。部分早期社會學家依舊對城市居民懷有敵意。在 1903 年的論文《大都市和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中，齊美爾診斷稱，大城市的居民飽受“大量快速變化圖像…和出人意料的洶涌觀感”的折磨，因此“受到的神經刺激不斷強化”。齊美爾發現，城市生活的過度刺激孕育出一種“飽享生厭”的都市人格類型特征。據他介紹，這種“人格類型的都市居民用頭腦中的直覺對外界刺激做出反應，而不是用心仔細感受”。

與另一位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一樣，齊美爾也認為城市居民并不主要從事生產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產品（比如食物）是城市的典型特征。相反，城市人口專門從事處于道德模糊地帶的市場交換行為。這種市場行為在兩個不斷互動的匿名利益相關者之間展開，而且雙方在乎的只有金錢利益。與農村人口的質樸率真不同，城市居民似乎不太靠譜，道德品質也令人生疑。典型的城市居民——比如花花公子——與土地和糧食沒有任何聯系，身上流露出的滿是不勞而獲的氣質和膚淺的情緒。

腐蝕墮落的社會群體集中于城市的理念并不是最近才出現。中世紀晚期的歐洲對商人這個典型的城市社會群體心存懷疑，擔心他們會危及社會道德秩序。但是，齊美爾和其他早期社會學家也為我們留下了很多關于城市的觀點和想法，至今仍然很有借鑒意義。他認為“城市是貨幣經濟的基石和中心”，其主要特征就是不生產任何真實存在的東西。不過齊美爾也承認：“城市的確以比小規模地區更令人震撼的方式表現出商品的可購買性，將一切產品都送到需求者面前。正因如此，城市也才是體現飽享生厭人生態度的真正場合。”市場交易行為的集中和倍增導致貿易商人之間匿名化和專業化程度與日俱增，也讓產品價值的抽象化程度不斷增加。長此以往，城市就成了“知識分子”和“世界主義”的家園。

雖然短暫反對過城市生活，但盧梭大部分作品署的都是他高傲的筆名——“日內瓦市民”（citizen of Geneva）。1858 年出生在柏林的齊美爾身上體現出一個德國人所能擁有的全部都市居民特征：出生于一個皈依基督教的中產階級猶太家庭，父親是巧克力制造商，在著名的 Sarotti 公司擁有股份。齊美爾在萊比錫大街（Leipziger Stra?e）和弗里德里希大街（Friedrichstra?e）的交叉口長大，高中就讀于一所久負盛名的古典名校。高一那年，柏林地標建筑弗里德里希大街車站在學校附近落成。畢業之后，他前去位于菩提樹大道（Unter den Linden boulevard）的柏林大學（如今的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攻讀哲學和歷史。其實他的高中和大學距離很近，不過一條街之隔而已。齊美爾在《大都市和精神生活》中坦白直率的評價均來自于他對城市生活的切身體會。

^{讓-雅克·盧梭。圖片來自 Wikimedia}

盡管齊美爾對都市生活厭惡不已，但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樣影響塑造 20 世紀的人們對于城市、城市本性、城市在世界中地位的思考。齊美爾的思想流傳至今，尤其對早期芝加哥社會學派（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另一位社會學家，同樣是德裔猶太人的路易斯·沃爾斯（Louis Wirth）就是最好的證明。他的生長經歷與齊美爾簡直天差地別：1897 年，沃爾斯出生在鄉下小鎮格明登（Gemünden），父親是一個牲畜販子。魏瑪共和國最著名的喜劇演員約阿希姆·林格爾納茨（Joachim Ringelnatz）曾因其“古雅稀奇的小巷”而稱頌過沃爾斯的家鄉。1911 年，沃爾斯前去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的奧馬哈市（Omaha），和叔叔一起生活，此后他又被芝加哥大學錄取。在芝加哥，年僅 31 歲的沃爾斯出版了《猶太人居住區》（The Ghetto，1928），研究了新舊兩個大陸的猶太人是如何在都市空間中聚集在一起的。該書著重強調，猶太人是因為社會經濟因素自愿居住在一起，而非強制隔離政策導致的聚集。時至今日，《猶太人居住區》依舊影響著很多人美國人看待自己城市住宅區隔離現象的方式。

城市化的步伐和它對社會造成的深刻改變讓齊美爾、沃爾斯和其他 20 世紀早期的社會學家感到迷惑。齊美爾和沃爾斯作品中流露出的不是簡單的厭惡或者鐘愛情緒，而是表達了自己對城市擁擠喧鬧的喜悅和欣慰：擠滿乘客的列車在城市的地上和地下空間里不間斷地飛馳，冬日夜晚的燈火像地毯一般密集，百貨公司里隨處可見放縱恣意的消費主義。曾經看似堅固牢靠的東西漸漸消散在空氣中，而他們目睹了這一切的發生。實際上，城市生活當然也讓很多東西更堅固——鋼筋混凝土鑄就的高樓大廈。齊美爾在世期間（1858-1918 年），柏林人口從 46 萬激增到 190 萬，翻了超過兩番。沃爾斯搬去芝加哥之前的數十年里，這座城市人口規模擴張了接近十倍，從 1870 年的 29.8 萬人增長到 1920 年的 270 萬人。1870 年，世界城市化水平僅為 12%。到了 1900 年，這個數字已經變成了 20%。

20 世紀令人眼花繚亂的城市化進程深刻影響著齊美爾和沃爾斯觀點的發展，也在躋身成為現代科學學科社會學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出人意料的是，城市空間轉型在社會學發展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卻微不足道。芝加哥學派著眼于城市中的種族隔離現象，包括沃爾斯《猶太人居住區》在內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對城市景觀的轉變表現出漠不關心的態度。在他們的作品中，城市只是居民所居住的指定、固定且恒定不變的場所罷了。

這種不顧事實的城市研究方法一直延續了下去，而歷史學家對我們思考和理解城市化進程方式的影響更是微不足道。雖然城市歷史學這個學科分支在上世紀 60 年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機構和學術期刊，但社會學家和其他城市學者依舊對其研究成果不太關注。歷史學家轉而研究文化，而探究城市歷史的社會科學分析方法在過去一兩代人中越來越不受歡迎。因此，城市歷史學科一直得不到好的發展。最近，熱衷于研究遠距離聯系和運動的全球歷史學科興起。但它對城市歷史研究的進步也起不到任何幫助作用。

在此背景下，聚焦當下的城市研究充滿了盲區。城市畢竟是歷史的產物，就其本身而言，城市又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發生變化。比如說，特定種族群體在任何一個城市中的居住位置取決于他們來到城市定居時間與當時城市發展階段的相互關系。與紐約不同，布宜諾斯艾利斯從未孕育出“小意大利”（Little Italy，早期意大利移民居住區——譯注）。芝加哥學派的學者認為，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是所謂的“社交距離假說”（social-distance hypothesis）：移民群體和本地社會之間較大的文化差異越大，移民群體的居住集中程度就越高。這一理論認為，意大利人的社會文化屬性與在阿根廷社會中占主流的西語系天主教徒差異不大，因此他們最終沒有構建起特色鮮明的意大利移民社區。

雖然社交距離假說解釋了為什么小意大利能在紐約而非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現，但實踐證明它并不正確。這個理論的基礎是一個有缺陷的假定：城市有著一定的形狀，我們只需要弄清楚人類如何在其中散布開來即可。但我們也知道，和意大利人相比，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西班牙移民與當地阿根廷居民之間的社會文化屬性差異更小。盡管如此，他們的聚居程度卻比意大利移民還高一些。要想理解布宜諾斯艾利斯為什么不能孕育出小意大利，關鍵不在于分析人群之間的文化差異，而是要從歷史學角度出發。我們應該研究意大利移民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時的社會環境，找到此后西班牙移民到來時不復存在的特定因素。意大利移民先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更多居住在但是還是草原的鄉村地區小片田地上。后來，城市開始大規模發展，意大利移民開始向半城市化地區擴散。再之后，變身都市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漸漸將這些半城市化地區吞并，使之成為自己的組成部分。在此過程中，意大利移民相對均勻地分布在這座阿根廷的第一大城市之中。是城市將移民納入其中，而不是移民自己進入城市。這個過程證明，芝加哥學派的假說完全錯誤。

^{圖片版權：Annie Spratt on Unsplash}

一座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點取決于它形成的時間點以及塑造城市的群體。所有的城市都有兩個以上的塑造者：本地元素和其他全球性元素。我們以新加坡為例。這座城市之所以能躋身全球大都市的行列，得益于英國殖民主義政策的擴張，蘇伊士運河的開通，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以及最終東南亞去殖民化進程等諸多因素。即便在建筑環境保持數十年相對穩定狀態的地區，社區的性質和意義依舊可能隨著時間變化而出現徹底轉變。在 20 世紀的美國，市中心通常呈現出貧窮和衰退的氣息，而搬到郊外則意味著社會地位的提升。到了上世紀 90 年代，很多權威人士依舊認為互聯網帶來的技術革命很快就能讓人類實現工廠場所與居住場所的徹底分離，進而加速城市中產階級化進程，逆轉郊區化趨勢，讓城市中心區變成除了富人之外其他人都住不起的地方。制造業的衰退和數字革命進一步刺激美國郊區房價的奇怪走高趨勢，也加劇了人內心對中心城區的厭惡和嫌棄。

盡管美國城市社會空間組織結構的特立獨行氣質在最近十年中逐漸減弱，另一個變化卻悄悄出現在我們身邊。除了市中心不斷中產階級化之外，少數大都市積累起前所未有的財富，同時禁止在市區內建設本可以平抑房價過高現象的更多住宅。這種僵局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兩極分化，在人們心中煽動起反城市的怨念。但是，它也扼殺了人口密集中心城區社會融合的可能性，使得這些地區最初頗具吸引力的特質處于消失殆盡的風險之中。即便如此，城市理論家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還是在 2002 年大肆鼓吹他所謂“創意階級”在都市的聚集現象，稱他們是城市繁榮和復興的動力。在 2017 年出版的新書中，佛羅里達表示“城市危機”正是他曾經擁護的城市中產階級化所導致的結果。

如果佛羅里達對長時間范圍內城市歷史變化再多一點了解，或者不把目光局限在北美洲的具體案例上，他對“創意階級”給城市環境帶來影響的態度就不會經歷從歡呼雀躍到心有不祥預感的劇烈轉變。研究非洲的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庫珀（Frederick Cooper）在 1997 年出版的《帝國的緊張局面》（Tensions of Empire）中提出，不過是過去 50 年中還是 19 世紀末期，全球化都“帶來聚集，造成權力集中地區被權力分散地區所包圍的現象”。一般來說，聚集現象出現在特定城市的特定區域。19 世紀，布宜諾斯艾利斯和新加坡等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包括非洲、拉美以及亞洲大部分地區——譯注）的商品轉運港口很好地展現了全球化的橋頭堡的運作模式。這些城市的市中心是權力和財富的樞紐，郊區則居住著源源不斷向城市移民的農村窮人大軍。當前的城市理論應該從這些先例學習經驗教訓。

隨著時間的推移，全球性力量和本地力量一同塑造了我們的城市和城市社會生活。認識到這個問題，就相當于認可每個歷史學家經常說的那句陳詞濫調：“時間和地點起著根本性的作用”。但是，人們在分析全球城市的過程中經常會漏掉兩者中的某一個。歷史學家杰里米·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最近警告稱，不斷興起的全球史低估了“地點的力量”。相反，城市研究學者專注于分析全球性城市。盡管他們對空間信息十分敏感，但卻忘記了時間維度所具有的強大力量。

城市化進程持續飛速發展，而且不太可能出現逆轉。但是超過半數的人類居住在城市中的事實并不是引發我們關注城市環境的唯一原因。齊美爾等二十世紀早期的社會學家明白，從整體角度來看，社會差異集中在城市體現，背后的驅動力也是城市發展。因此，每一個對全球化和社會財富不平等問題感興趣的人都必須關注城市的聚集問題。在城市聚集區，大規模全球化進程與小型社會生活不斷交互，互相影響。社會學家和城市理論家也應該意識到這種急迫性。他們其中一些人正是憑借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收獲了學術地位和名譽。但是他們的成功缺乏理解當前全球化城市的必要歷史深度。歷史學家必須站出來，從歷史角度幫我們解決眼前的難題。

翻譯：糖醋冰紅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