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初，我父親來北京看我，這是他近20年后再次從浙江的鄉村來到北京。晚上暢談一天參觀后的感受。本以為北京這快速發展的20年給他帶來驚喜，該贊美廣場之大、建筑之雄偉、馬路之寬暢、花壇之艷麗，可想不到他的第一句話就讓我大吃一驚：“這馬路邊、小區里和公園的地也太浪費了，這么多的空地怎么都種上花花草草的呢，要是都種上莊稼那得能養活多少人啊。”他哪里知道，他的樸實觀點要是在大街上表達，那會招來多少鄙視與嗤笑：農民，一個地道的農民。但我理解，且有同感。時間再倒退回20多年前的60~70年代，那是我記事的時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是父親經常被“貧管會”（貧下中農管理委員會）拉到村里的大會堂去挨批斗，我被作為“孝子賢孫”在臺下陪斗。批斗的理由是父親開荒種地，在亂墳堆里種大蒜，在路邊種大豆之類。還偷偷在凌晨把雞放到剛收割完的稻田里吃收割時掉下的谷粒。于是辛辛苦苦種的大蒜和作物被連根拔起，雞被打死，就像今天銷毀盜版光碟和繳獲毒品一樣。批斗他的干部質問為什么要這么做，父親的回答是“我看到那撂荒的土地很心疼，看到掉下的谷粒很覺可惜。”現在聽起這故事來很覺荒唐，但在當時叫“割資本主義尾巴”，是政治思想斗爭。
時過境遷，在農村，土地的節約、集約與豐產被當作先進與美德來倡導和鼓勵。可我的父輩們哪里知道，在城里，他們的“土”資本主義在當代卻遇到了“城市”資本主義的鄙視與質問，甚至懲罰和批斗。被迫安置到小區樓里的“城市化”的農民們在小區開荒種菜，卻遭到類似當年父親的遭遇，只不過沒有了體罰和大會的批斗，但鄙視的聲討仍然刺耳。結果當然是拔掉莊稼，以“美化”的名義，種上草坪和奇花異卉。于是，豐產的莊稼被嬌艷的奇花異卉所取代，滿街跑動的是變型的哈巴狗，水池里養的是駝背的金魚……更可悲的是，即便是以生產為正道的廣大鄉村，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在“建設新農村”的口號下，讓樸野“高雅化”的運動正在轟轟烈烈地進行著，以非生產的無用裝飾代替豐產的田園景觀。蘇州園林的奇石、金水橋的漢白玉，還有彩葉綠籬大行其道。再過20年，或者更短的時間，我們就會發現，這同樣是荒唐的。
在中國文化中，同樣也在其他文化中，以非生產性為高貴、以非生產性為美的文化源遠流長。原因之一是生產性是自然之道、是普通與尋常之道、也是千萬年的自然演化與人類進化賦予生命與人類的生存與繁榮之道。而少數統治大眾的貴族與士大夫為維護其優越地位，必須通過其與眾不同的生理與文化特征來彰顯其特殊性，于是，畸形（有別于普通的健康形態）和“非生產性”（有別于普通的豐產功能）便成為他們所追求的特質。原始社會的“羊大為美”的價值觀，在兩千年的中國封建文化中早已被顛覆，并流毒至今。于是從人體開始，一直到城市與景觀的設計，“非生產性”與畸形便成為定義美與高貴的最重要的標準之一。從中國婦女的裹腳文化，到當代模特們為求瘦弱而患厭食癥并且死亡的時尚文化；從瑪雅貴族的頭顱畸形手術，到北京、上海和迪拜城市中盛行的奇形建筑之風尚。我看見以非生產與畸形為高貴和美麗的傳統不但沒有因為時代的進步而停止，甚至被發揚光大，而這種少數人的傳統儼然成為城市化大眾的追求，其代價便是地球生命系統的大破壞。
因此，回歸景觀或土地的生產性就是回歸生存與健康的藝術，就是回歸自然之道，就是回歸尋常之道。這需要一種新美學與新的價值標準，需要顛覆既有的價值體系和審美觀。如此，城市才會可持續，土地才會有新生。奧巴馬夫婦在白宮毀掉花園草坪種菜便是對新價值觀的追求。
于是，我憧憬未來城市的途徑：未來的城市是新桃源城市，或新田園城市。確切地講是低碳或零碳的城市，是生產性的城市，更是節約型的綠色城市。雨水不再通過市政管道排出，而是被留到城市的魚塘中或補充地下水；街道上的綠地里長滿莊稼和果樹，不再是只開花不結果的園林花木；稻谷和高粱在社區和學校的綠地中生長、成熟，在成熟的季節里，鳥獸和人類共同在那里收獲并歡慶豐收；建筑是由會光合作用的表皮構成，屋頂是養魚池，不但保溫節能，而且生產食物；城市地下室是巨大的蘑菇工廠，繁育最富營養和健康的蘑菇。
當代一些巨型建筑和城市空間及大馬路將被改造成新田園景觀，在供人們憑吊20世紀荒誕建筑和城市景觀的同時，為新田園城市提供絕好的生產和游憩場所：比如CCTV大樓是一個立體農、牧、漁業的復合系統，大褲衩的洞里會安裝幾個風力發電機，利用其風動效應；國家大劇院則利用其無比的溫室效應，被改造成巨型熱帶、亞熱帶溫室，生產各種瓜果，地下室種蘑菇；鳥巢是國家菜市場，其巨大的鋼構可以用來懸掛各種容器，形成空中菜園；天安門廣場可以改造為向日葵田野，在生產油料的同時，讓全國人民有機會體驗朵朵葵花向太陽的意境；交通工具是高速干線，連接一個個緊湊型的步行社區，那里只需要隨處可拾的自行車來解決交通。當今大量的停車場可以用來種小麥和菜園，或挖成收集雨水的魚塘。
這種新桃源城市是生態文明的標志，不是烏托邦，而是生存的藝術。
俞孔堅
2010年2月28正月元宵于燕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