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口政策轉向

　　日前，在中共北京市委審議通過“北京&LSquo;十二五’規劃建議”的會議上，北京市委書記劉淇著重強調了兩個問題：一是做好人口調控工作，二是要抓緊落實治理交通擁堵方案。這兩個問題正好反映了北京市面臨的當務之急：人口增長和交通擁堵——正在迅速把北京這個超級大城市推向人們能忍耐的極限。

　　增長壓力巨大

　　2009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達1972萬，而之前的規劃是到2020年要控制在1800萬

　　從1980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書記處，關于北京城市建設的方針和規劃曾經做過六次書面的指示和批復，其中對北京城市人口的明確規定就有兩次，分別是1983年和1993年。其中，1983年的批復具體要求到2000年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000萬人左右，1993年的批復中要求到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萬人左右；直到2003年，國務院批復《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其中明確提出北京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萬。

　　而實際上，2000年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實際為1381.9萬人，2009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就達到了1972萬人。

　　這一切都向北京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如果人口再以這個速度持續增長，北京人未來的生活該是什么狀態？

　　近幾年來，生活在北京的人們越來越感覺到生活環境正以加速度發生著變化，由人口膨脹帶來的交通、就業、醫療、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問題成為困擾每一個城市人的慢性病。

　　人口規模膨脹也使環境質量下降，最新的生態質量評價顯示，2009年北京市各區縣生態質量等級均屬一般。生活垃圾日產生量1.83萬噸，設施總設計日處理能力1.27萬噸，實際日處理1.74萬噸，處于超負荷運行狀態，導致垃圾填埋場服務周期縮短，平均剩余服務期限僅為4年左右。在全國113個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城市中，北京市排名倒數第六位。

　　除此之外，由于公共服務供需矛盾突出，危及到了社會的安全和穩定。據統計，本市每增加1人，每日交通出行量增加2.64次，目前六環路以內地區日出行總量已達3500多萬人次，交通壓力日益加大。在京接受義務教育的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已由2000年的9萬余人迅速增長到2009年的41.8萬人，占學生總數的40%。

　　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國際科聯環境問題科學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王如松曾表示，經過科學測算，北京人口最多應為1750萬，這包含了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超過這個數字，人們的生活質量、環境質量會大大下降，資源會短缺，人的心理也會備感壓力。

　　強調服務和管理
　　
　　“十二五”時期將重點提高對人口的服務管理水平，而不再是控制人口數量

　　不過，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劉志表示，北京市“十二五”規劃將重點加強對人口的服務和管理。針對流動人口、常住人口、戶籍人口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提高對人口的服務管理水平，而不再是控制人口數量。

　　在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作為中國可持續發展能力中重要一環的“人口問題”，早已不僅僅限于“人數”問題，在繼續控制人口總量的同時，更要重視提高人口素質，優化人口結構，由單純控制人口數量向統籌解決人口問題轉變。北京市的人口結構問題也日益凸現。

　　與上海、深圳相比，這兩個城市的流動人口就業比例比北京高，大部分流動人口參與經濟發展，北京則有更多的非就業人口，如學齡兒童、養老一族；在產業方面，上海流動人口的技能水平也要高于北京。另外，北京各區縣間人口密度的差異之大，在國內大城市中也非常突出。

　　另外一個結構問題，是流動人口和戶籍人口的比例，過去研究認為，北京市流動人口占25%比較合適，而現在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1978年首都常住外來人口僅有21萬，而2008年首都常住流動人口達465.1萬，約占常住人口的1/3。如此規模龐大的流動人口聚集，向首都人口規劃和人口服務管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戰。這樣的問題將會在“十二五”期間對北京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集中影響，由此引發的教育、就業、交通等問題可能在“十二五”期間產生“井噴”。

　　首都經濟一直持續快速增長，為我們優化人口結構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動力，北京新的城市功能定位也呼喚與之相適應的人口環境。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認為，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人們需求不斷升級的今天，人口發展的目標已經不僅僅局限于追求人口規模適度方面，而是要追求人口均衡。人口均衡是指人口的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協調、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并且人口總量適度、人口素質全面提升、人口結構優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統內部各個要素之間協調平衡發展。

　　因此，專家指出，用簡單的提高門檻來限制外來人口是比較難的，單純限制人口會引發許多批評和爭議，強化對外來人口的服務和管理水平顯得尤為重要。

　　提高經濟發展質量

　　北京市人口調控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如何減少經濟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問題，

　　必須從經濟發展方面進行“源頭控制”

　　近年來，抑制北京市人口過快增長勢頭的問題，普遍被當成一個是否應該限制外來人口進京的問題。而專家們則認為，北京市人口增長是北京市經濟發展的結果，換句話說，是北京市崗位留人的結果，過去的經濟增長仍是過度依賴于勞動力才導致人口膨脹。

　　國外許多發達國家的著名城市自然也有其區位優勢，經濟長期以來也有大幅度增長，但卻并沒有導致人口過度增長。北京市人口如此快速增長，顯然反映出北京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于勞動力增長的外延式發展的特征。

　　北京市人口調控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如何減少經濟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問題。這不能通過外來人口管理解決。北京人口調控必須從經濟發展方面進行“源頭控制”。所以，問題的實質不在于北京市人口增長是否可以突破有關的人口規劃，而在于其是否能夠突破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

　　翟振武認為，大城市發展有其規律，控制人口最好的辦法應該是通過產業的升級換代和產業的分布、行業的分布，來引導人口合理的分布。產業不合理布局，不升級換代，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就必然需要更多的崗位，人口就會相應涌入。產業升級換代和產業合理布局是解決大城市人口規模過快增長的一個有效途徑，這要比行政上設置進城門檻有效得多，也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

　　給城市功能做減法

　　雖然在新的城市功能定位上，北京已經去掉了“經濟中心”的帽子，但解決北京人口問題，仍然任重而道遠

　　由于人為增加了多種城市功能，北京事實上擁有太多的各種“中心”，比如經濟中心、金融和商業中心、汽車城、軟件研發中心、航天城、航空和鐵路交通中心、科技和教育中心、總部基地中心、體育中心、會展中心、新聞出版中心、影視中心等。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城市擁有的“中心(核心)”稱謂多達十幾個。

　　不過，今年7月，國內多家媒體根據城市的綜合實力、民生滿意度、婚姻美譽度、生活水準等指標綜合后評選出的“中國十大最幸福城市”，北京、上海等超級大城市卻榜上無名，前十名依次為杭州、珠海、長春、青島、成都、桂林、大連、昆明、長沙、天津。從網絡民意的反映以及近年國內輿論“逃離北上廣”的呼聲，有理由相信，北京帶給居民的幸福感，的確在快速下降。

　　雖然在新的城市功能定位上，北京已經去掉了“經濟中心”的帽子，可是追求經濟擴張還處處表現在各種核心區、開發區的發展上，中央商務區(CBD)、金融街[6.53 0.31%]的擴容，在城市核心區域不斷塞進各種龐大的功能，建起大體量的寫字樓，最終的效果是加劇城市中心區的交通惡化，降低城市的運行效率，極大地損傷北京居民的幸福感。

　　解決北京人口問題，仍然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