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帶變成北京“七環” 居民寫“惡臭日記”控訴

　　航拍的照片顯示，北京有"七環"---前六環是環路，第七環是環繞北京城的垃圾帶。  

　　2009年"兩會"期間，城市垃圾問題再次成為代表和委員討論的焦點議題。  

　　"許多地方已經出現了垃圾’圍城’現象。"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實驗外國語學校校長李茵2009年在《建議從源頭治理生活垃圾》的"兩會"提案中指出，長期以來，由于思想觀念、管理體制等方面的原因，垃圾處理存在理念誤區，將資金和人力用在垃圾的末端治理上，而忽略了垃圾的源頭治理和減量，形成"新建、填埋、再新建、再填埋"的惡性循環。  

　　"第七環" 

　　"2008年11月15日，18點－20點，燒灼惡臭，大晴天，有風，向西刮，帶（防毒）面具外出吃飯。" 

　　"2009年5月29日，4點-7點，標準惡臭，醒了。"  

　　"2009年10月1日，3點-5點，熏醒！"  

　　這是趙蕾的"惡臭日記"的摘錄，她住在朝陽區高安屯垃圾填埋場３.５公里外的柏林愛樂小區。2007年夏天開始，她和周邊居民每天夜里都會聞到垃圾散發的異味。 

　　趙蕾是中國第一個起訴垃圾處理廠的公民。但3次訴諸法庭，無法撼動小區附近已經建成的高安屯垃圾處理廠。 

　　面對記者時，她已經賣掉了自己的房子。"’惡臭日記’終于可以畫上句號了。"她說。 此后，北京市朝陽區投資了1個億，對填埋場進行技術改造，治理異味。  

　　趙蕾只是北京數萬名生活在垃圾填埋場周邊居民的一個。 

　　記者調研中發現，全國其他地區，像趙蕾一樣，深受垃圾處理場污染困擾的市民不在少數。 

　　貴陽市烏當區高雁垃圾填埋場，是當地最大的生活垃圾處理場，由于常年超負荷運轉，臭氣熏天，垃圾填埋場高度已接近附近的山頂。烏當區東風鎮界牌村村民李文革告訴記者："灰大，臭得很，尤其是夏天惡臭難忍，蒼蠅又大又多，窗戶都不敢開。聽說垃圾場要搬，可一直沒動靜。" 

　　焚燒之困 

　　面對如此多的質疑，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王維平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垃圾填埋場本身的建設符合國家標準，但設計容量跟不上垃圾增長量，而且管理不嚴格。"超負荷運行和管理問題導致設施不堪重負，臭味兒超標。 

　　國家十一五規劃提到支持發展垃圾焚燒和垃圾填埋氣發電，將之作為可再生能源。2007年國務院下發的《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再次鼓勵垃圾焚燒發電和供熱，并給予優惠電價政策。 

　　"填埋對土地資源破壞太嚴重，這樣下去等于我們一年糟蹋500畝地，焚燒可以節省90%土地。"王維平認為，焚燒不是垃圾處理的上選，但在北京這樣人口密度大、土地資源緊張的城市優于填埋。 

　　但在有關部門決意推進垃圾焚燒之時，廣州番禺垃圾焚燒發電廠事件引發的討論已遍及全國。 

　　廣州李坑垃圾焚燒發電廠（下稱李坑電廠）建在永興村。在電廠運行后的4年，永興村有60余人患上癌癥，其中肺癌45例，而此前的12年里共有9人死于癌癥。 

　　"我父親就是肺癌，醫生說只有兩個月命了。"一位村民告訴《財經國家周刊》，數年來，大家只有忍受著焚燒廠的臭味、煙塵、噪音，夏天常常不敢開窗。焚燒的飛灰有什么成分，村委會曾多次嘗試送檢，但無下文。 

　　李坑電廠與附近的永興村第十二隊僅一塊菜地之隔，與不少居民住宅距離僅300米左右。村民范秋梅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從發電廠煙囪排放出來的氣體經常是黑色或者彩色的，如果說這種氣體不會造成污染、對人體無害，那是不可能的，如今村民種植的蔬菜在太和鎮已經沒有銷路，人們都擔心蔬菜受到污染，對健康有害。 

　　而負責李坑垃圾焚燒廠營運的法國威立雅公司（下稱威立雅），也曾因村民的投訴，承諾將進行技術改進。 

　　"在沒有進行專業詳實的調查之前，不能說癌癥高發就是焚燒廠引起。"威立雅環境服務技術總監張進鋒對《財經國家周刊》說，李坑垃圾焚燒項目運行符合政府環保標準，每天都有環保局的人駐廠檢測記錄。 

　　廣州市城管委的報告顯示：該廠投產4年來，各項環保監測表明運行指標符合規范要求，其中，二惡英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標達到歐盟相關標準。這更讓反對焚燒廠的番禺居民擔憂："李坑的事實擺在眼前，如果達標了還這樣，怎么證明焚燒污染可以控制？" 

　　中國于2004年承諾履行公約，并遞交了履約計劃，其中將生活垃圾焚燒列為"中國優先控制的二惡英重點排放源"。此外，焚燒產生的飛灰、殘渣、污泥等含二惡英廢物也是污染源。焚燒飛灰中含有二惡英和重金屬等，需按危險廢物進行管理，但國內現在的標準、規范、設備等還比較缺乏。 

　　"我國居民生活垃圾構成與歐美國家有明顯差異。有機質多，垃圾在運輸過程中容易腐敗，加大了填埋處理難度和污染程度，而水分多又給垃圾分類帶來困難，增加了填埋量，消耗了土地資源。"中國塑協塑料再生利用專業委員會副會長董金獅告訴《財經國家周刊》。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趙章元說，有機質和水分含量高的垃圾，往往導致燃燒不充分不穩定，容易產生惡英等污染物質。 

　　兩害相權取其輕  

　　根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統計數據，2008年中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為1.54億噸，垃圾處理量為1.34億噸，全國城市一年約有2000萬噸垃圾未被處理。同時，由于民眾抵制和選址困難，新規劃的垃圾焚燒設施遲遲難以動工，導致一些地方垃圾處理技術選擇進退兩難。  

　　根據《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十一五"規劃》，到"十一五"末，東部地區設市城市的垃圾焚燒處理率不低于35%。 

　　"不可否認，垃圾焚燒會產生一定的有害氣體，但與垃圾污染本身相比，危害要小得多。"南京市市容局局長張東毛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從技術角度而言，現在的選擇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政府除了做好技術宣傳外，亟需加強垃圾處理場運行信息公開及監測監督工作，以消除社會擔憂。 

　　在國內，像高安屯這樣比較先進的垃圾焚燒廠投資約8億元，其中一半以上的成本是煙氣凈化設備，用于控制焚燒后有害物質的排放量。王維平坦言，與填埋場一樣，有些焚燒設備運行不夠規范，所以造成污染。 

　　20年前經歷了二惡英危機的日本，對焚燒廠的污染監控十分嚴格，幾乎每小時都要檢測二惡英的排放。另一方面，日本的垃圾分類精細，送往焚燒廠的是高熱值可燃物。 

　　熱值高是對焚燒垃圾的基本要求。來自北京市環衛研究院的檢測數據表明，北京城區混合生活垃圾的低位熱值為每公斤4564千焦，高位熱值為每公斤9000千焦。王維平解釋說，每公斤熱值4200千焦就可燃燒，一般東部城市能達到6200千焦，基本相當于低質煤的熱值。 

　　仍有企業認為，這樣的熱值低于國外，進口設備用起來沒那么容易。廣州李坑生活垃圾焚燒發電二廠的環境影響報告書中顯示，當垃圾熱值較低或水分較高時，需要添加柴油助燃。一家焚燒廠的負責人坦言，平時違規運行，應付領導檢查才調至達標的現象普遍存在。即使環保部門在線監測數據，對造假和不穩定也缺乏監管力度。 

　　標準與執行 

　　垃圾處理鏈條至少涉及規劃、市政、環保、城管、國資、工商、城建、等多個部門。觀察家認為，減量化需要整個鏈條上所有部門通力配合。長期以來，政府各部門職責無法明確執行，垃圾處理各個環節面臨諸多體制困擾。 

　　面對超負荷運行率達67%的末端處理設施，北京市出臺了《關于全面推進生活垃圾處理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意見》提出，要健全生活垃圾管理體制，建立健全市、區(縣)、街道(鄉鎮)、社區(行政村)四級垃圾管理體制。 

　　北京市政市容管委會固廢處副處長衛潘明解釋說，北京將擇機建設4個垃圾處理循環經濟生態園區，其中的垃圾處理設施包括篩分、生化、焚燒、填埋等。在園區外要劃出控制區，只做園林綠化和市政基礎設施，把居民和垃圾處理設施有效隔離，500米之外還要劃分1000~2000米的生態緩沖區。 

　　然而，人們對此普遍持保留的態度。"政府部門在制定生活垃圾處理標準時有一種傾向，似乎越高越好，卻忽略了可行性。"北京大岳咨詢有限公司業務總監畢志清說，在垃圾處理環節亦是如此。煙氣排放的標準越來越嚴，但一些指標的檢測頻率，超標之后如何量化處罰等規定還比較缺乏。 

　　王維平建議，除了建設上嚴格按照標準施工，還應及早建立設備操作運行的標準。"比如員工要持證上崗，焚燒廠前面安裝在線監測的電子屏，實時公布監測數據，公眾和政府共同監督，污染就罰款或關停。" 

　　在這場關于焚燒的爭論中，徐海云一度被稱為堅決主燒派。但他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承認，中國現有的垃圾焚燒廠無論技術還是運行管理水平都參差不齊。 

　　"任何企業都是逐利的，監管需要各種投入，公眾參與、公開透明是暴露一切問題的有效辦法。"但他指出，現階段尚無公眾參與的合理制度，需努力建設。 

　　垃圾管理"保衛戰"  

　　國家發改委環資司副司長王善成近期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時表示，填埋和焚燒都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關鍵要從源頭減量。 

　　"如果遵循’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原則，走綜合處理路線，前端就要多給些資源。" 長期關注北京垃圾問題的北京師范大學環境史博士毛達告訴《財經國家周刊》，任何末端處理設施都要考慮進入成分，焚燒要高熱值，對前端分類有所要求才能達到比較好的效果。 

　　日本是世界上垃圾分類回收做得最好的國家之一。日本的垃圾分類標準嚴格而細致，包括資源垃圾、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危險垃圾、塑料垃圾、金屬垃圾和粗大垃圾等等。如果人們，不嚴格照規程分類操作、按規定時間扔到指定地點的話，將面臨巨額的罰款。 

　　譬如，一個香煙盒包括紙盒、外包的塑料薄膜、封口處的那圈鋁箔三個部分。那么，這個香煙盒就要分成紙、塑料和金屬三類分別回收。而家庭主婦用完可樂瓶后，都會拿清水洗干凈，然后把外表的塑料膜剝下來，再和蓋子分開，三樣東西分清楚，攢到一定數量再交出去。 

　　北京從十幾年前開始嘗試居民垃圾分類，至今并無太多進展。宣武區建功南里是北京市最早的垃圾分類試點，一度被指定為國際奧委會考察團的參觀地點，陸續吸引了大量研究人員。如今，這里已經很少有居民在家中進行垃圾分類了。 

　　垃圾的分類程度，與焚燒產生的污染有重要的關系。北京一家垃圾處理廠的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調研期用成分很純的餐廚垃圾做試驗，效果很好，但最后實際收來的幾乎有一半是普通生活垃圾，拖鞋、絲襪、瓶子，什么都有。這使得設備難以穩定運行，只好不斷追加投入，改進技術。 

　　進焚燒爐的垃圾成分和熱值不穩定，也對設施長期穩定運行和污染控制帶來挑戰。李坑生活垃圾焚燒發電二廠的環境影響報告書提出，分類收集，以減少含氯的塑料、含重金屬的電池燈管等物品進入焚燒垃圾，是控制污染物的首要辦法。 

　　在日本和臺灣，一些垃圾處理企業采取向周邊居民免費供電、供熱等補償措施，并出資興建配套設施供附近居民使用，如健身中心、花園綠地。 

　　臺灣公眾經歷了從反對建設焚燒廠到參與監督運行管理的過程。臺灣清華大學的教授凌永健與其團隊作為獨立第三方監管操作過程，公眾也可以隨時進入焚燒廠，其設施運行水平逐漸提高，為公眾接受。與此同時，臺灣的垃圾分類減量政策推行5年之后，廚余垃圾和廢舊物資回收率倍增，臺北的生活垃圾日處理量從高峰期的3695噸減少到1500噸。 

　　北京的垃圾源頭分類也再次提上日程，新一輪試點開始推進，含水量高的餐廚垃圾被要求用小型設備就地處理。對此，徐海云表示："我當然希望能成功，但這同樣需要投入大量成本。" 

　　據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系教授王偉介紹，十二五期間國家將推進生物質廢物處理和資源利用的工程，其中包括利用餐廚垃圾產生沼氣發電等項目。"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向，應該大力發展的技術。" 

　　在反對垃圾焚燒的中國環境科學院專家趙章元看來，一些資源化處理公司的新技術確實有待改進和成熟，但它們理應獲得國家政策方向上的支持。"如果按照現在的形勢，資金和力量大批投入垃圾焚燒，那其他資源化處理方法就很難發展。"趙章元告訴《財經國家周刊》。 

　　番禺宣布垃圾處理項目將重新選址論證的同時，垃圾分類收集試點也將分階段展開。番禺區委書記譚應華表示，現階段鼓勵業主使用廚房垃圾粉碎機分流餐廚垃圾，最終的處理方式也將通過各方大討論決定。 　

　　輔文1 

　　尋訪地下垃圾廠 

　　游離于監管和規范之外的，是一條若隱若現的垃圾處理的地下鏈條 

　　文／《財經國家周刊》調研小組 

　　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處理缺口每天1000噸，餐桌垃圾處理缺口達1900噸，難以消納處理的垃圾究竟流向何方？ 

　　泔水喂豬，回收塑料造粒后生產一次性餐盒，未經處理的垃圾和可回收資源流入地下垃圾處理…… 

　　游離于監管和規范之外的，是一條若隱若現的垃圾處理的地下鏈條。 

　　尋訪垃圾堆 

　　在北京豐臺、通州、朝陽、海淀、大興等城鄉接合部，存在很多無管理的大垃圾堆。在豐臺區長辛店鎮辛莊村南營西隊，村中一處洼地垃圾堆了約十米深，大量的生活、建筑垃圾堆積在這里。滿載垃圾的大卡車晝夜傾倒，空氣中彌漫著惡臭。 

　　迫于無奈，辛莊村五六十位村民自發組成護衛隊，阻攔進村垃圾車。護衛隊成員李大爺說，他們將車輛攔下，有京字牌照的，也有河北和內蒙古牌照的。 

　　一位當地知情者說，來這里傾倒的垃圾車，要向承包者付費，小型垃圾車每年15元，大型垃圾車每車30~60元，如果將垃圾卸到正規垃圾填埋場，每車要收上百元。 

　　在通州區永順鎮疃里村，一片數千平方米的垃圾場上，五顏六色的生活垃圾覆蓋了黃土。垃圾場旁，是一個數百平方米的深坑。"現在看到的坑，只是原來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被垃圾填平了。"多次赴當地拍攝的一位攝影記者告訴《財經國家周刊》。 

　　上述告訴記者，在查找資料和尋訪垃圾堆的過程中，他不斷發現垃圾上的灰色利益。大型社區、CBD的垃圾回收含金量很高，一些物業公司收取住戶的垃圾清運費用后，又轉手把垃圾賣給個體經營戶，獲取雙重利益。一些經營戶將垃圾進行簡單的人工分解，把有用的資源回收，剩下的就偷偷倒掉，不愿意支付正規垃圾場的處理費。 

　　此外，一些修路、采砂、燒磚廠取土形成的大坑，村中的低洼地、水塘、溝渠等，都成了垃圾場。甚至有人專門承包村中的土地，將沙土挖掘出來賣后再收埋垃圾。 

　　泔水利益鏈 

　　在通州區馬駒橋鎮房辛店村的一個野垃圾場，本刊記者遇到了10多名拾荒者，在散發著異味的垃堆中，翻揀塑料、鐵釘、紙張、橡膠，甚至餐桌廚余垃圾等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 

　　四川籍拾荒者老彭告訴記者，這個垃圾場由四川"老板"承包，拾荒者進來撿垃圾每天要交給"老板"10元錢，塑料、鐵釘、紙張等常規回收物，會有專人來收購。老彭身邊放著一只鐵皮桶，里面裝滿了從垃圾袋中翻出來的瓜皮剩菜，"這個可以賣給養泔水豬的，一分錢一斤"。 

　　垃圾處理專家王維平介紹，北京每天產生1900噸餐桌廚余垃圾，大約1000多噸混在生活垃圾里，進入垃圾場，剩余的流入泔水經營。 

　　記者在昌平、通州區多個違規垃圾場旁邊，都發現了泔水養豬戶。距離通州區永順鎮垃圾轉運站100米處，聚集了約二三十戶泔水養豬戶。方圓數百米的養殖場，橫七豎八地搭建著一排排豬圈。養殖場里污水橫流，養殖場背靠一座大垃圾山，前面是一片洼地，充斥著生活垃圾、人和豬的糞便，惡臭令人窒息。各家都養著狂吠的狗，警惕陌生人進入。 

　　在一家養殖場內，養殖場里一口人工打的水井成了養豬的水源，養豬人將從餐館拉回的泔水倒在一口大鍋中，摻上瓜皮菜葉子熬煮，同時撈除泔水里的餐巾紙、辣椒，甚至衛生筷。 

　　來自湖北襄陽的邱姓養豬戶告訴記者："中國幾千年都是泔水養豬，泔水當天來當天消化，經過高溫消毒，沒問題的，吃糧食的豬比吃飼料的豬肉要香。現在養豬利潤薄，到飯店拉泔水得給飯店錢，不像前幾年，飯店還倒貼’清理費’。" 

　　記者粗略計算，按20戶，每戶100頭豬，每年出一圈豬算來，2000多頭泔水豬要從這個"養殖場"里流入市場。 

　　記者采訪中，多名專家指出，違規垃圾場和拾荒者大量存在，泔水豬、地溝油屢禁不絕，是因為正規渠道無法消納這些垃圾。 

　　"泔水來源復雜，又沒有經過嚴格消毒，很可能造成二次污染，極易傳染給豬或從事’泔水豬’養殖的人，導致如口蹄疫、結核、鏈球菌病等人畜共患病或重大動物疫病的發生。"農業部門一位專家告訴《財經國家周刊》，"泔水豬"是指用未經消毒處理的餐廚垃圾喂養的豬，所用泔水都不是按嚴格的消毒標準進行收集、運輸、加工的，不僅嚴重違反了國家有關的法律法規，而且整個泔水流通過程中隨時污染著環境。 

　　黑塑料憂思 

　　中國塑料再生委員會副會長董金獅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在天津靜海、河北滄縣、文安等地，一些不法企業大量使用廢塑料及添加工業用碳酸鈣、滑石粉、石蠟，生產一次性餐盒，嚴重危害人體健康。 

　　北京盈創公司是亞洲最大的廢棄塑料瓶回收再生企業，但其生產線投產兩年多來一直"吃不飽"。在歐洲，廢棄塑料瓶的回收價大概是200歐元一噸，在中國則約為600歐元一噸，盈創公司在塑料瓶回收的競爭中斗不過小商販，北京很多食品級的PET（俗稱"滌綸樹脂"）都被拿到郊區破碎，然后被運往河北小工廠拉絲做編織袋。 

　　記者在河北滄縣興濟鎮暗訪時看到，路邊的小作坊將成捆的廢舊回收塑料袋簡單漂洗后，投入碳火熔爐，熔化后再打碎，作為再生塑料顆粒賣給一些塑料制品生產企業，小作坊里黑煙滾滾，有刺鼻的塑料臭味，污水橫流。當地村民曾多次舉報這樣的塑料回收作坊污染環境。 

　　董金獅指出，用廢舊塑料、工業級填充料生產一次性餐盒，嚴重危害人體健康，將引發消化不良、局部疼痛以及肝系統病變等多種疾病，嚴重者會導致膽結石、重金屬中毒甚至發生細胞癌變。 

　　"這些應當引起政府管理部門反思。"王維平說，一方面政府垃圾處理場超限運行不堪重負，大量無法處理的垃圾必然流向城郊接合部的違規垃圾場；另一方面我們的垃圾分類回收利用水平太低，正規企業因為成本問題斗不過黑作坊，只能依靠大量拾荒者進行垃圾分類，然后在利益驅動下賣給黑作坊。 

　　專家建議，垃圾問題已成為社會公害，應引起政府高度重視，公共財政應進一步增加投資，滿足城市日益增長的垃圾處理需求，并號召企業和個人做好源頭減量工作。在地下垃圾鏈條中，回收垃圾的個人和企業、非法加工養殖企業、非法制品廠，都從中獲得了利益，政府部門對任何一方的治理都不能放松。 

　　"中國治理垃圾，政府投入95%用于末端，而前端廢棄、分類、回收、儲運、管理、再利用工作遠遠沒有到位。"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岳經綸教授告訴《財經國家周刊》，應積極推進垃圾分類收集，鼓勵廢物回收和綜合利用，應該通盤考慮、設計城市垃圾處理的產業鏈，包括垃圾收集、分類、運輸、加工、交易、廢品回收市場建設、檢查與監控等各環節的良性發展。

　　輔文2  

　　城市化敏感點 

　　快速城市化帶來的城鎮人口劇增，使得海量垃圾及其處置成為政府無法回避的難題 

　　文／《財經國家周刊》調研小組 　 

　　因垃圾處理問題引起的社會爭議正在加劇。 

　　廣州市番禺區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停建風波近３個月后，反垃圾焚燒抗議卻時有發生。出于對環境污染和健康擔憂，廣東、北京、江蘇、上海等地先后發生了多起群體性事件。在上訪、靜坐、游行、示威、堵路等傳統抗議方式收效不大時，一部分居民甚至發起對政府主管官員的人肉搜索、開設網絡論壇。他們希望反對興建垃圾焚燒設施、抗議垃圾處理場污染、投訴隨意傾倒垃圾等。 

　　"快速城市化帶來的城鎮人口劇增，使得海量垃圾及其處置成為政府無法回避的難題。"一位環境專家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垃圾的處理問題，已經影響到政府公信力、執政能力，以及社會穩定，不能作為單純的環境問題來考慮，應警惕垃圾處理問題形成社會"敏感點"，引發社會群體沖突。 

　　垃圾維權 

　　2009年以來，廣東多個地區居民以環境污染和健康侵害為由，發起群體性抗議活動。因垃圾場選址和處理方式等問題，群眾與政府之間的爭議不斷升級蔓延。 

　　2009年9月，廣州白云區李坑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二期工程啟動，引起周邊群眾不滿，有的村民甚至進廠推倒機器，阻撓施工。2010年1月以來，李坑發電廠附近居民已多次集體上訪靜坐抗議。1月19日開始，上千村民連續兩天在發電廠附近靜坐抗議，要求停建該項目，廣州警方出動數百名警察維持秩序。6天后，村民又集體前往廣東省政府上訪。 

　　不僅在廣東，北京等城市也發生過源于垃圾的群體性事件。如2008年奧運會結束后，朝陽區高安屯垃圾填埋場附近上千居民在小區門口馬路上聚集抗議事件；海淀區六里屯居民抗議建設垃圾焚燒場事件；海淀區奧北地區居民抗議昌平區建設阿蘇衛垃圾焚燒場事件。 

　　在南京，2006年以來，江北市民多次聚集反對天井洼垃圾填埋場附近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先后采取打電話、寫舉報信、上網發帖等方式向地方和中央相關部門投訴。在環保部評審這個項目時，居民甚至沖砸了評審會場。 

　　據北京市政府信訪辦統計，2009年，北京市信訪部門接到群眾反映垃圾污染、臭味、市容環衛、垃圾場規劃設計等問題的電子郵件1158件，同比上升57%；信件來訪26件，其中6件是聯名信，涉及2萬余人次。 

　　"關于垃圾問題的投訴，近年來就一直沒間斷過。"一位環境治理專家告訴《財經國家周刊》，隨著垃圾處理設施的增加，投訴量也逐漸增大，主要集中在臭味上，這是因為人們對環境質量要求越來越高了，如果不處理好，今后這類沖突會呈上升趨勢。 

　　"敏感點" 

　　"在新建垃圾焚燒場、規劃垃圾處理場新址等領域和環節，群體性事件出現’一點就著’的苗頭。"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指出，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大城市，垃圾處理問題正在演變為城市化進程中的"敏點"或"壓點"，一碰這個"敏點"，公眾馬上反應強烈。 

　　值得注意的是，在時下由垃圾處理所引發的社會沖突中，"現代文明"元素正被大量加入，例如發起對政府主管官員的"人肉搜索"，甚至同時組織"志愿者小組"，引進NGO組織及權威專家。 

　　北京市市政管委高級工程師王維平，因為主張建設垃圾焚燒場而被反對焚燒的居民發動"人肉搜索"。王維平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垃圾場的建設盡管通過了環評，但有些因為管理不到位，造成群眾抵觸。政府如果強行上馬就容易引發沖突，這個矛盾已經多次表現出來，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專家建議，垃圾問題作為重要的民生問題和影響社會穩定的"敏感點"，垃圾場的建設，應當從合法性、合理性，對自然環境、社會穩定的影響等多方面進行綜合評估，防止政府的公共服務變成引發社會矛盾的導火索。

 　 
　　輔文3 

　　北京垃圾"減量" 

　　為實現城市垃圾的"減量"，北京市陸續采取了垃圾前端分類、處理結構調整等技術手段 

　　文／《財經國家周刊》調研小組 　 

　　2009年，北京市城八區垃圾產生總量首次實現負增長，郊區縣的垃圾產生總量增長率比2008年明顯下降。 

　　"著意味著北京垃圾產生量的增幅得到了控制。"一位接近北京市政府的環境專家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垃圾"減量"，與北京市多年來加強垃圾處理工作制度建設，著力推動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的改革有關。 

　　2006年以來，北京市陸續出臺了《北京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北京市"十一五"時期固體廢棄物處理規劃》《北京市"十一五"時期環衛專業規劃》等制度和規劃，力推生活垃圾的"減量"。 

　　前端分類探索 

　　"如果遵循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原則，走綜合處理路線，前端就要多給些資源。"長期關注北京垃圾問題的北京師范大學環境史博士毛達告訴《財經國家周刊》，任何末端處理設施都要考慮進入成分，堆肥要有機物，焚燒要高熱值，對前端分類有所要求才能達到比較好的效果。 

　　宣武區建功南里是北京市最早的垃圾分類試點。小區的工作人員宋師傅透露，他每天上午和下午對混合垃圾進行兩次人工分揀，分出廚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由于混裝，塑料包裝等可回收垃圾很難有效分揀，很大一部分生活垃圾仍然混合進入垃圾樓，然后被送往馬家樓轉運站。 

　　為調整垃圾處理結構，改變過于依賴垃圾填埋的處理方式，北京從2004年開始陸續投資建設一批垃圾分類處理設施，引入新興技術產業提高垃圾專業化處理能力。 

　　在北京馬家樓轉運站，混合生活垃圾由一組機械設備進行自動分選。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委托北京環境衛生科學研究所進行的調研結果顯示，北京城八區的垃圾成分中，廚余垃圾占63.39%，這個比例是歐美國家和日本的2倍以上。 

　　馬家樓分揀出的塑料以每噸200元的價格賣給企業，用于制作集裝箱的托盤等低附加值產品。"高質量的塑料可以賣到700到800元。"轉運站站長石貴祥介紹說，風選的塑料里常常混雜了同樣輕薄的紙、樹葉等其他成分。"這個價格是虧本的，至少賣到400元才能平衡這部分設備運行成本，但政府要求回收利用達到一定比例。" 

　　處理結構調整 

　　事實上，根據垃圾體積和重量進行的物理分類效率有限，這些分揀出的塑料只占垃圾中塑料總量的很小一部分。 

　　在北京南宮堆肥廠，不少一次性筷子、紙杯、電池、化妝品瓶子等，經過馬家樓的機器篩分之后仍然和有機物混在一起。反復分選和堆放降解成為堆肥廠的重要工作。好氧堆肥可降解掉約一半的有機物，產生近20%的有機肥，用于園林綠地，改良土壤。剩下一部分不適合堆肥的垃圾再送到安定填埋場進行填埋。 

　　由北京環衛集團一清分公司運行管理的小武基垃圾分選轉運站，是北京市東南地區垃圾處理系統的核心，其分選處理線每天可以消納近2000噸垃圾。一清分公司總經理陳永生告訴記者，2008年公司在小武基上馬了世界最先進的"光譜分選"處理線，不僅可以區分不同顏色的塑料袋，還可以把瓶子分出瓶蓋、瓶身和商標來，垃圾處理效率和質量都大大提高。 

　　中國環境科學院專家趙章元指出，我國的生活垃圾中最難處理的是餐廚垃圾，不僅占比高，而且不適合填埋和焚燒。如果能做好餐廚垃圾分類和資源化工作，再把塑料和紙張等可回收利用的成份分離出來，剩下的就是少量的玻璃、渣土等，后端的處理壓力就可以大大減輕了。 

　　目前，北京已經初步建立了垃圾處理調控核算平臺，通過核定區縣垃圾產生量和基準價格，確定市級財政對垃圾焚燒和綜合處理設施的運行費用補助，提高現行的跨區域垃圾處理經濟補償費用。該平臺幫助政府管理部門進行統一核算，實行垃圾"超量加價，減量減費"，調控全市垃圾流向和流量，鼓勵區縣源頭減量，促進垃圾處理結構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