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北京地標景觀文化

　　人們經常從報紙、電視等媒體上看到或聽到“地標”一詞，例如，“某某大樓的建成將成為所在地區的新地標”。然而，不是任何一個高樓都可以成為地標的。

　　地標一詞來自英文的landmark，字面意思是“地表上明顯的標志物”。地標的原始功能是為人們提供辨別空間的坐標點。一個城市若有很多容易辨識的地標，人們在城市中確定方位和辨別區域的效率就會提高。北京朝陽區CBD造型獨特的京廣中心（又稱京廣大廈）高52層，在CBD新的樓群沒有落成前，它一直冠以“北京之巔”的美名。由于其“鶴立雞群”，故成為人們界定朝陽區CBD北端的地標。也有一些地標并非人工建筑，如北京牛街地區在元代被稱為“岡兒”（見元代牛街的地方志《岡志》），因這兒有一地勢較高的土崗而得名。那時人們出南城，看到這個高土崗，就知道牛街的位置了。

　　許多地標都具有鮮明的文化意義，地理學家也往往將它們作為文化景觀來研究。一般意義上講，地標凝聚的文化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就北京地標的文化功能而言，與這三個層次也是完全相契合的。

　　第一層是與人們日常生產和生活相關的物質文化，例如農耕活動、商業活動、飲食和服裝等。盧溝橋就是一個物質文化景觀，豐臺區將之作為區級地標。盧溝橋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是永定河交通要津上第一座固定橋梁。3000多年前，北京城發源于永定河交通要津邊的一個小村莊，因此這座橋便體現出豐臺區是北京城的發源地。

　　第二層是組織生產和生活的制度文化，例如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宗族制度等。長城就是一個體現政治制度的文化景觀。長城始修于戰國時期，秦、漢、明都有大規模的修建。這些 “因地形，用險制塞”（《史記·蒙恬傳》）修建起來的偉大軍事工程成為中國古代歷史的重要見證。密云縣將明長城作為自己的地標，表明該區歷史上是北京重要的軍事要沖。

　　第三層是意識形態文化，如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等。擁有900多年歷史的天寧寺塔是佛教文化景觀，宣武區將之作為區級地標。該塔位于遼南京、金中都的舊址上，它體現了契丹、女真與漢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共享，也說明該區是北京多文化交融的縮影。

　　北京的文化地標分別對應不同大小的區域。北京師范大學地理學院的師生曾在北京做過市民問卷調查，詢問市民哪些建筑或雕塑可以成為北京市、各個區縣、各個街道的文化地標。多數人認為，北京市的地標為天壇、天安門和中華世紀壇，各個區縣的文化地標也有一個以上，而人們認同的街道和社區的文化地標比較一致。

　　天壇、天安門和中華世紀壇三者哪個最適合作為北京的文化地標？從它們蘊涵的文化意義上看，天壇祈年殿更適合作為北京歷史古都風貌的地標。祈年殿在建筑上的出色之處是具有“空間的隱喻”，即其建筑要素的數字對應著特定的文化象征意義。祈年殿由28根楠木大柱支撐著三層連體的殿檐，這些大柱有不同的象征意義，中央四柱叫通天柱，代表四季；中層十二根金柱，代表十二個月；外層十二根檐柱，代表十二時辰；中外層相加二十四根代表二十四節氣；三層相加二十八根，代表二十八星宿；加柱頂八根童柱，代表三十六天罡；寶頂下雷公柱，代表皇帝一統天下。天壇祈年殿的建筑形式體現著古代帝王與天地之間的關系，因此可以作為體現古代都城歷史的一個文化地標。而天安門不僅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新中國舉行開國大典的地方，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主要元素之一，因此將天安門作為國家的文化地標更為貼切。中華世紀壇是為了紀念20世紀中國百年歷史而修建的建筑群。該建筑既體現著中國古老的“乾”、“坤”哲學思想，也體現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這樣的文化含義使之更適合做國家文化地標，而非北京城市地標。

　　成功的地標一般具有三個條件，一是地標所蘊涵的文化意義要符合所在地方的文化；二是小區域的地標意義比較具體，大區域的地標意義比較抽象；三是地標要建在容易被人們看到的地點，地標的符號意義要鮮明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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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海淀區中關村的“DNA雙螺旋”雕塑地標就符合這三個條件。中關村是北京最早命名的科技園區。在其主干道中關村大街的黃莊十字路口中央，矗立著一座金黃色“DNA雙螺旋”雕塑，這就是人們所熟悉的中關村地標。“雙螺旋”雕塑是1992年落戶中關村大街的。DNA雙螺旋結構是 1953年由兩位年輕的英國生物學家沃森和克里克發現的。該結構的發現不僅是一項科學的發現，更標志著兩位年輕科學家勇于挑戰權威及嚴肅認真的科學精神。這種科學探索的精神和品質是中關村高新技術產業區需要倡導的，因此DNA雙螺旋雕塑得到了中關村人的認同，也符合科技社區的文化意義。它既代表先進的科技，也是奇跡和夢想的象征。在中關村科技園區海淀園成立20周年之際，海淀區政府重修“雙螺旋”雕塑，并將這座雕塑重新命名為“生命”。重塑的“生命”雕塑沿用了之前的外觀和顏色，其體量高大，色彩奪目，加之位于人流密集的干道十字路口，因此往來的人們很容易看到它。

　　在北京居住小區也有許多成功的文化地標。例如，崇文區金魚池小區的“小妞子”銅像。小妞子是人民藝術家老舍作品《龍須溝》中的一個重要人物，雕塑旁邊刻著這樣一段話：“小妞子是舊社會北京南城勞苦大眾的一個藝術典型，龍須溝給她無盡的苦難，只有那缸小金魚給了她童年的歡樂和美好的憧憬。今天，我們金魚池的老街坊們把她請回來，和我們共同見證這片土地上翻天覆地的變化。”因為金魚池小區的老居民以及他們的后代對世代生活的這片地區有空間的記憶，有空間的感情，小妞子便很自然地被認同為這一群體的象征。

　　城市地標建設是城市文化空間建設的重要途徑之一，并具有一些特定的文化功能。通過規劃城市地標，引導城市雕塑建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樹立北京首善之都的文化形象。

　　城市地標強化城市文化記憶。在北京有許多加強城市文化記憶的地標。據北京城市雕塑建設管理辦公室統計，北京擁有城市雕塑1386座，其中紀念性城市雕塑464座，占總數的25%，是全國最多的。城市一級的有位于西二環線上的北京建城紀念柱和建都紀念闕。1995年正值薊城封國（建城），宣武區在廣安門外濱河公園內修建建城紀念柱（又稱薊城紀念柱），柱上榜文曰：“北京城區，肇始斯地，其時唯周，其名曰薊”。當年正是北京建城3040周年。建都紀念闕是為紀念北京建都850周年而建，它建在原金中都大安殿遺址，有四個青銅柱，高850厘米，代表了建都850周年，同時也體現了疆土四圍的概念，象征著政權的堅固和穩定。紀念闕的四周是根據史料記載而特制的4個金朝宮殿的柱礎，闕中央高高架起的斗拱是古代宮殿建筑的典型標志，斗拱與柱礎相輝映，象征著一個規模浩大的宮殿。這兩座紀念性建筑成為了北京城市記憶的最好地標。在北京還有很多小區也開始建立凝結小區歷史記憶的地標，如海運倉居住小區的船舫涼亭，體現了小區歷史上曾為漕運碼頭的歷史。

　　城市地標倡導城市文化精神。北京王府井商業區的地標體現了城市的商業文化精神。在王府井百貨大樓前，矗立著已故全國著名勞動模范張秉貴的雕像。張秉貴是百貨大樓糖果柜臺的一名普通售貨員，他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練就了令人稱奇的“一抓準”、“一口清”技藝，以“一團火”精神溫暖了千百萬顧客的心，成為新中國商業戰線上的一面旗幟。北京百貨大樓堪稱首都商業形象的窗口，張秉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職業道德和精神在今天依然有必要大力倡導。

　　需要強調的是，城市文化地標建設需要空間的整體規劃。《2005-2020年北京市城市總體規劃》對北京城市雕塑進行了空間布局規定。該規劃設計了同心圓的雕塑規劃方案，即越靠近城市的中心區，越應體現北京古都風貌，越向外越可以體現現代北京的風貌。我們相信，理性的、人文的城市地標建設將在北京城市文明建設中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