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德慈：城市需要個性和魅力

　　１月１５日下午，在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的一間會議室里，年逾古稀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鄒德慈給記者出了道猜謎題。他讓助手在投影儀上打出了國內４個著名大城市的景觀圖片（見右下圖），讓記者猜出它們分別是哪座城市?？粗矍耙愿邩谴髲B為背景的極為相似的城市影像，記者一臉茫然。鄒院士說，這組圖片是吳良鏞院士收集的。吳先生經常喜歡拿出來讓大家猜，結果完全猜中的人極少。令記者意想不到的是，曾為中國城市規劃設計院院長、幾十年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鄒院士說，連他自己都難以完全猜中。

　　這實在是對我國城市建設“千城一面”的絕妙注解。

　　城市建設的“克隆”病

　　“什么時候蛙鳴蟬聲都成了記憶，什么時候家鄉變得如此的擁擠，高樓大廈到處聳立，七彩霓虹把夜空染得如此的俗氣?！币皇住兑粯拥脑鹿狻烦隽硕际腥藢拮冎械某鞘械睦Щ笈c疑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超速增長，城市建設突飛猛進。據報道，從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４年，全國城市總數從１９３個增加到６６１個，城鎮化水平從１７．９％提高到４１．８％。有報道說，古城南京從２００５年４月至年底，“長”出４４０多幢高層建筑，其高層建筑總量達２２００幢，位居全國第九；超高層建筑１２４幢，居全國第六；六成以上的高層、九成以上的超高層均分布在老城，九成以上新增高層是住宅。

　　城市是歷史的記憶，城市建設書寫著歷史。在“大干快上”式的建設狂潮中，城市記錄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記錄了許多不可再生的珍貴遺產與歷史記憶的毀滅，記錄了一些決策、規劃、建設者們浮躁、攀比、急功近利的心態及匆忙、凌亂、爭先恐后的腳步。

　　２００２年３月，一則《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引發全國“步行街熱”》的消息說：自上海南京路步行街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０日開街以來，專程到步行街考察其興建情況或交流管理經驗的各省市考察團就有近４０個，有的省市還先后幾次派團“取經”。

　　近年來，城市建設中的這種“一窩蜂”現象可謂層出不窮：廣場熱、政府辦公樓熱、開發區熱、別墅熱、寬馬路熱、大立交熱、大草坪熱、高爾夫球場熱、移植大樹熱、大學城熱等，這種群體競相“發熱”的后遺癥之一，便是“千城一面”。

　　近幾年跑過全國幾十座城市的一位同事說，如今，許多城市甚至城鎮的入口處，都有個圓形大轉盤，轉盤中間往往還有個造型雕塑。千篇一律的轉盤加雕塑的入城標識，使人根本認不出將進入的是哪個城市。

　　擔任過北京市規劃委員會主任的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曾這樣描述城市面貌的趨同現象：由于城市規劃建設中抄襲、模仿、復制現象十分普遍，布局雷同、風格相仿的城市街區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占據著越來越顯著的位置，人們感到自己的城市愈來愈陌生。具有民族風格和地域特色的城市風貌正在消失，代之而來的是幾乎千篇一律的高樓大廈。

　　城市形象的低俗之風

　　單霽翔認為，城市面貌是歷史的積淀和文化的凝結，是城市外在形象與精神內質的有機統一，由一個城市的物質生活、文化傳統、地理環境等諸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一個城市的文化發育越成熟，歷史積淀越深厚，城市的個性就越強，品位就越高，特色就越鮮明。今天，一些城市已經很難找到層次清晰、結構完整、布局生動、充滿人性的城市文化形象。有些城市盲目追求變大、變新、變洋，熱衷于建設大廣場、大草坪、景觀大道、豪華辦公樓和“標志性”建筑，這些項目往往突出功能主題而忘掉文化責任；不少中小城市盲目模仿大城市，為了氣勢而不顧城市環境，把高層、超高層建筑當作城市現代化的標志，建筑體量追求高容積率而破壞了原有的城市尺度和輪廓線，寄希望于城市在短時間內能擁有更多“新、奇、怪”的建筑，以迅速改變城市的形象。大量新建筑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城市的文化身份和特征，使城市景觀變得生硬、淺薄和單調。

　　鄒德慈院士向記者展示的幾十張城市建筑圖片中，就有粗俗、奇異、豪華、夸張等城市景觀。例如，鄭州是個缺水城市，但請外國建筑大師設計的鄭東新區中央商務區卻有個６平方公里的人工水面。雖然看起來很壯觀，但鄒院士認為，新區的形態與ＣＢＤ功能并不很相符，是典型的形式主義，最重要的是浪費資源。鄒院士說，這種用夸張手法求美的做法近些年比較普遍，問題比較嚴重的是這幾年愈演愈烈的政府豪華辦公樓。面積至少１０公頃的貴陽新城區人民廣場，位于市政府新辦公樓前。鄒院士說：通常大廣場是跟政府大樓建在一起的，我不太贊成這種模式，特別是它作為一種模式被抄來抄去，不管城市大小、經濟發達還是落后。我去貴陽參觀時，人們告訴我，這座政府大樓，不要說蓋時投入多少，每年的維護費都感覺是很大的負擔。鄒院士認為，“長官意志”是我國城市建設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

　　其實，在許多地方已成為“標志性”建筑的政府豪華辦公樓，不僅沒提升政府及地方形象，反而損害甚至毀了形象。

　　長期關注城市保護與建設問題、寫出“一部北京老城的死亡檔案”《城記》的新華社記者王軍認為，當今，文化趨同已成為“地球村”的共性，反映到城市的物質環境中就是“千城一面”，中國也不能幸免。但是，世界上真正偉大的城市，都是那些能夠在這股“文化兼并”大潮中，抗拒“特色危機”，珍存并延續自身人文精神及其物質遺產的城市。比如，巴黎為了完整保護老城，在１９５８年將城市新的發展放到了老城之外的拉德方斯；倫敦也是這樣。實踐證明，這樣的發展模式既能夠保持城市的特色，又能夠更加經濟地促進城市的新發展，因為新的發展不是建立在對老城及其所代表的城市文化身份的毀滅之上，十分高昂的拆除費用也就避免了。在老城上面建新城的大發展模式下，“千城一面”是必然結果。

　　給“城市建設病”開藥方

　　注重城市功能建設。鄒院士認為，有時對一個城市來講，它的功能及許多問題也許比特色更重要。我國目前的很多城市功能和基礎設施還不行，這些都影響城市適應新的發展需要。如果把特色總是放在第一位，大家就會去追求特色，追求特色有時就容易忽視功能，忽視別的問題，就容易用很極致的手段去造特色，容易走偏。城市形象問題基本上是城市外在的東西，內在的東西是城市的功能、經濟、社會、環境。目前我們城市領導最關心的還是外在形象，那些地下的、背面的城市功能問題往往被忽略。

　　發展新區，保護舊城。在這方面，北京有過慘痛教訓。解放初期及“文革”前后把北京這座當時世界上唯一完整的古城的城墻拆了，近些年舊城改造又毀了不少四合院。如今的北京人已意識到這一問題。在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北京將停止大拆大建，探索適合舊城保護的危房改造模式，保護北京特有的四合院。與此同時，北京的“衛星城”也在不斷建設與發展中。

　　公眾參與決策必不可少。王軍說，城市問題是社會問題的外化，社會問題的發生與社會價值相關，而社會價值的核心是對待人與生命的態度。解決特色問題雖有眾多技術手段可以利用，但我們的價值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以人為本，并以此來設計或優化我們的決策程序，就會南轅北轍。只有那些能夠讓公眾充分參與規劃建設的城市，才能夠依靠人民的力量，獲得對“城市建設病”的免疫能力。

　　發達國家的城市規劃建設均建立了公眾參與程序，這個程序貫穿于一切建設活動的始終。實踐證明，這個看似犧牲效率的程序帶來的是真正的效率，因為能夠最大限度地使城市成員公平獲益，而這正是城市發展的終極目標。在技術層面上，“城市規劃——城市設計——建筑設計”，是建設城市依次遞進的工序。發達國家均能夠將這樣的決策與建設工序法治化。這正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人們為了活著而聚集到城市，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崩硐氲某鞘斜厝皇悄軌蜃屓嘶钪⑶一畹酶玫某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