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金融街定位變化彰顯城市廣場夢想

　　盡管外表整齊劃一而且顏色單調，金融街仍然會讓路人或者游客懷著敬意仰視一番。這個符合中國傳統的低調和神秘心態來源于擺放在金融街龐然大物里的權力機構，但分量和莊嚴并不能夠支撐起北京城半壁江山的副中心的全部含義。正在崛起的金融街廣場正致力于把金融街和消費、娛樂乃至周邊居民的日常生活聯系在一起。按照計劃，未來的金融街將布滿酒吧、商店和休閑綠地，那將是開放和融合的環境，也是讓人放松心態的環境。

　　將以往單一的功能區增加配套措施，并改變成為具有綜合化服務能力的方式正在普遍流行。北京的中關村廣場已經不是電子一條街，而是集辦公、消費和娛樂為一體的綜合商務區。天津的泰達工業區和蛇口工業區也在努力改善作為一個單純工業區的生活和商業配套。這種趨勢我們可以將之視為是混合功能區的開始，不過它卻是建立在以往單一功能區不斷試錯的基礎上。

　　城市廣場夢想

　　極具影響力的城市批評家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總結美國城市的發展經驗，第一條就是城市和城市的區域功能要混合，而不是單一。他做這番陳詞的時候是1961年。40多年后，中國的城市終于開始正視這個問題。

　　北京乃至全國的各個主要城市正在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城市廣場建造運動。和以往的廣場熱潮相比，它令人刮目相看之處在于這些廣場不是為著政治或者單純的建筑目標，而是將之作為城市綜合功能的新起點，圍繞這個廣場符號的是各種便利和融于人們日常生活的商業、文化和娛樂設施。

　　當金融街控股公司副總高靚向記者介紹即將推出的150萬平米規模龐大的金融街中心廣場時她將之稱其為“夢想”。顯然，高靚對之期待已久。該中心廣場最吸引人的不再是在金融街司空見慣的方形寫字樓，取而代之的是8萬多平米高檔商場、3萬平米的綠地、全球最豪華的麗思卡爾頓酒店和金樹街。金樹街以餐飲，咖啡，休閑為主體。此外還有健身俱樂部，國際會議中心和一批五A級的寫字樓。

　　中心廣場和以往大同小異的寫字樓不同之處在于它將形成一整套的服務設施，無論是在吃還是住的方面，穿梭于金融街的人都可以找到不同檔次和水準的選擇。高靚甚至考慮到了家庭的需要，到了下班的時間，這個區域應該是給家庭聚會提供足夠的空間和服務的，“這樣才能使整個這個區域在24小時之內都是繁華的，都是熱鬧的，有活力的，有生命的”。

　　看重城市廣場的不僅是金融街控股公司。中關村西區也在不久前剛剛改名為中關村廣場。當然這個所謂的廣場包括了中關村西區的整體。盡管范圍有點模糊，20萬平米的購物中心和10萬平米的下沉綠地仍舊可以顯示出中關村立志建設一個混合功能區以替代作為單純的電子研發和銷售市場的企圖。北京的亦莊和望京則在單純的居住和工業區內試圖增加生活配套和產業中心。

　　對于中關村和金融街這兩個北京最為重要的區域不約而同的動作，我們沒有理由將其理解為偶然。因為全國的各大城市都在朝著這個方向積極努力，包括著名的天津泰達工業區和蛇口工業區。

　　這種努力得到了很多學者的認可。清華大學建筑設計學院院長助理周榕稱之為非常好的事情。它之所以好是因為改變了以往單一的功能分劃，開始融入到周邊的城市環境和居民生活。“毫無疑問，這是大方向”，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科學研究所黃順江博士說。

　　單一規劃的終結

　　現在的努力多少是接受了歷史的經驗。高靚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金融街并不是一開始就是處處受歡迎的地方。在金融街你總會聽到有人尤其是外資金融公司員工抱怨金融街的交通實在是太糟糕了，“去金融街至少要提前30分鐘”。而且，如果想在那里會客的話你會發現幾乎沒有可以挑選的余地，因為餐館和咖啡館少之又少。金融街控股公司副總高靚在做客戶調查時就經常面對這樣的情況，客人常會抱怨沒有好的酒店和會客場所。那個時候的金融街全部是充滿著銀行和金融管理機構的寫字樓群，一到夜間一片漆黑而被很多人稱為黑暗之城。

　　相同的情況出現在亦莊和中關村，而相反的情況則出現在望京。以望京為例，雖然早期想將其建成獨立于城區的又一個中心區，但最先矗立起來的卻是住宅，而不是通過產業來聚集居民。其結果就是與高密度的居民區相比，產業跟進嚴重不足，望京成了白天無人，下班之后人潮洶涌的“睡城”。中原顧問北京公司總經理李文杰甚至將北京飛漲的房價也歸功于這種單一功能區設置。李文杰曾經表示過，如果能將望京和亦莊兩種模式集中起來，用產業帶動住房需求，那么目前房價飛漲的局面就有望得到改觀。“抑制房價，根本是要完善區域規劃，否則像現在這樣東拼西湊，只能陷入‘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惡性循環。”李文杰說。

　　這種情況的出現看起來似乎是難以理解的，盡管各個區域的規劃總是盡善盡美，但呈現出來的仍然要么是單一的住宅，要么是單一的寫字樓，讓居住或者在其中辦公的人不得不忍受數年的痛苦。它為何不是逐步有系統，有配套地推出？

　　“在計劃經濟的模式下進行城市資源配置，我認為很難達到真正的城市資源配置的高效率。”周榕認為，城市資源雖然是掌握在政府手里，但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由于政府權力過大導致的根本配置上的極端不公，正是導致我們現在問題的最大根源。要想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通過社會各個方面利益的充分博弈，才可以達到城市資源公正和高效的配置。

　　事實上，城市資源一直都掌握在政府和城市規劃部門手中。進入市場經濟體制下，有所變化的是政府只能掌握不可移動的資源。可移動的資源，比如人流、物流和商流則取決于市場的自由選擇。也正是這些可移動資源的用腳投票引導了眼下城市廣場的熱潮。在中關村投票的是那些IT公司，在金融街投票的則是那些跨國金融機構。

　　在開發多年之后，金融街因為一直缺乏經營靈活的金融公司而被人們僅僅視為中國金融決策中心。但是現在，情況正在日益改變，越來越多的外資金融機構表示出新的興趣。高盛、摩根大通、美國銀行、瑞士銀行以及加拿大皇家銀行，都計劃在金融街建立它們的中國總部或代表處。這使得金融街越來越擺脫中國金融行政中心的形象，走向國際化的金融中心角色。這不僅得益于政府的財政補貼和政策支持，更得益于金融街對客戶的理解和認識。包括西城區的領導也認識到挽留住跨國公司的高招在于滿足他們的多樣化需求。

　　“全球的世界級金融中心，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除了金融巨頭公司云集，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金融社會之外，其購物、交通、綠化、住宿、環保、通訊等服務也是一流的。”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劉世春說，“金融街已經做好了迎接世界范圍內的金融機構入駐北京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