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城鎮化：誰有權隨意肢解大地？

　　建設和諧城市應關注什么？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城市經營研究中心主任李津逵怒斥：誰有權隨意肢解大地？

　　巴黎的子彈不會拐彎 

　　城市化是人類文明的繁榮還是潘多拉的罪惡之盒？在加速城市化進程中，我們上下求索的“和諧”會順利實現嗎？12月15日，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城市經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李津逵，就“和諧城市化的關鍵”發表了他的觀點。 

　　英國和法國都是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國家。在1840年的英國和1870年的法國，城市化都處在加速階段。城市化——資金與信息不斷聚集，知識積累不斷增長……所有這些我們想象中的欣欣向榮的畫面，并不是當時英國和法國上演的全部場景。 

　　恩格斯二十出頭時，描述在曼徹斯特所看到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生活場景時說，當我經過一座橋的時候，我萬萬想不到橋底下居然住著許多叫做人的生物。李津逵研究員展示了一幅當時的圖片，橋上是跑著火車的鐵路，橋下密密麻麻住著大量衣衫襤褸的貧民。有感于此，恩格斯在與馬克思共同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中，寫下這樣一句：人類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講到這里，李津逵提高了聲音：“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對全部歷史作出這樣激烈的判斷，從中可以看到1840年英國的社會是何等的不和諧。它要是和諧就不會產生馬克思主義——這種以推翻現存社會為最高綱領和終身奮斗目標的斗爭哲學。” 

　　1871年3月18日，法國巴黎爆發激烈的武裝沖突，發生了舉世震驚的無產階級武裝起義。耶魯大學教授JC·斯科特在《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一書中指出，巴黎公社起義的直接導火索是巴黎警察局長奧斯曼對巴黎的改造。奧斯曼的城市改造哲學：子彈不會拐彎，而巴黎到處都是七拐八彎的迷宮一樣的小街小巷，街道應該是子彈可以打通的。他的改造持續了18年，在第18個年頭上爆發了巴黎公社起義。 

　　在展示的巴黎改造的圖片中可以看見，正在建設中的香榭麗舍大道如同剪草機一樣在致密的城市肌理中“剪”出了筆直的大道。整齊有序、呈放射狀的大道的兩邊，是一半拆了、一半待拆的舊城區。李津逵指著一手持鎬、一手握著灰鏟的奧斯曼的漫畫評論說：“他完全是在一拆一建中完成舊城改造。今天，假如一個城市的決策者在舊城改造政策之中，不考慮文化、就業、醫療、衛生、教育等等社會問題，而只算‘拆建比’的話，他的認識就是奧斯曼的水準。” 

　　巴黎的城市基礎設施直到今天都是世界頂尖水準。從國家的角度來說，奧斯曼的改造是成功的；而對被迫的參加者來說，是失敗的。這種混亂今天有所改變嗎？世界人口每30年翻一番，世界城市人口增長速度又快一倍，每15年翻一番。而貧民窟中的人口每7.5年翻一番。孟買郊區一個亞洲最大的貧民窟，和智利首都利馬近郊的貧民窟，整齊規劃的城市邊緣有很多雜亂無章的違法建筑，比城市面積還大。 

　　城市經營的成績和風險 

　　我們的城市化走到了什么階段？現在的每個城市都在講經營，但城市經營才走到第一階段——“政府資產經營”。 

　　中國的“城市經營”是1998年汪道涵提出來的，當時中國正從東亞金融危機中突圍，猶如一輛速度趨緩的馬車，需要巨大的拉力來促進消費和投資。1998年，中國啟動房地產市場，找到了拉動投資消費的抓手。城市經營產生的大量資金，主要來自于出讓土地，同時，政府資產負債結構得以優化。然而城市經營也帶來一個大問題——“政府公司化”風險，土地、水域這樣一些公共資源成了政府預算外重要的財源，而公眾所需的服務、所需的公益物品政府往往提供不足，如環境保護、污染治理，在投、建、管、用各個環節都存在著問題。 

　　東部地區一個大城市，寬闊的廣場，光滑的地面，碧綠的草坪。而正午的陽光下，走在這個廣場上，“就像烤魷魚一樣，誰會去走呢？” 

　　李津逵展示了一幅城市規劃圖，在密如指紋的等高線上用直尺與圓規粗暴地畫上了幾何狀的路網。李津逵說：“你有什么權利對大地做這樣的肢解？你憑什么這么武斷地畫上方格，不容置疑地涂上顏色，這么理直氣壯地花一個下午就決定了這塊土地幾百年的命運？” 

　　李津逵這樣看待這些經營：全國的城市都在建廣場，都在搞綠化帶，然而，走在廣場上的人不被關注，他們的需要得不到重視；為了城市的美化，鄉間的大樹搬到城里，使其原有的生態遭到破壞。那些砍得光禿禿地戴著“手銬腳鐐”等待進城美化的樹木，原本郁郁蔥蔥，鳥兒在上面筑巢，蟲子在土地中棲息，農民在它的樹蔭下下棋、喝茶、嘮嗑兒。 

　　政府和國家永遠相信：它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為了人民，都是代表社會公眾最長遠的、最根本的利益。李津逵質問：如果是這樣，為什么會有阿斯旺水壩呢？為什么會出現前蘇聯集體農莊？為什么會出現“大躍進”呢？“我們的‘經營’，資產是在增加，而城市卻可能在貶值。” 

　　他們安居樂業了嗎？ 

　　資產經營是從土地開始，而土地是如何變成公共資源的呢？自征地而來。征地就帶來了失地農民，目前中國失地農民超過6000萬，并在以每年500萬的速度增長。2003年九三學社的調查表明，60%的失地農民的生活處于十分困難的境地，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生存狀況十分令人擔憂，就業無崗，種田無地，社保無份。 

　　為了便于工作，一些地方政府傾向于用貨幣安置，但“雞蛋”很快就會吃完，可是下蛋的“雞”沒了。也有的地方政府不顧產業發展的實際，盲目推進農民向城鎮的集中，號稱“萬戶農民進城運動”。農民拿了補貼了、搬進城了、建起房了，是否就過上了他們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城市生活呢？ 

　　2005年4月，李津逵研究員帶領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和順德學院幾位同學，在廣東的一個農民安置新村作調查，從他們拍攝的照片上看，農民住的四層小樓，比城市的“火柴盒”要舒適豪華。“但屋內家徒四壁。失地農民的新村被圍墻從城市中隔離開來，他們根本無法參與和分享那個征了他們土地的‘城市化’。他們安居了嗎？樂業了嗎？住的樓房想出租都租不出去，他們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種地的功夫，當無地可種時，還能做什么？被剝奪了土地又遠離城市的農民，他們未來的發展靠什么？” 

　　黨中央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里，有這么一句話：全體人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今天我們依然要反思這個問題：是誰的城市化？國家的城市化還是人民的城市化？誰和誰的和諧？國家推進城市化，人民向往城市化。貧富之間、勞資之間、城市和鄉村、國家和人民，都在尋求一個平衡。當國家與人民協調的時候，和諧社會就出現了。 

　　因而，李津逵建議，未來城市經營應該向價值經營方向拓展，我們的城市化應該從背對農民的城市化向著農民參與分享的城市化轉變。 

　　北京的城市在“攤大餅”，“浙江村”等低成本生活區分布在郊區，而珠三角的城市發展速度，快到這些農民來不及搬遷就被圈在了城市中間。本地農民與進城務工的外地農民工共同生活在同一個村落內，這種社會轉型區是中國城市化中無法避開的階段。 

　　李津逵指出，政府的錢永遠不夠花，政府花錢絕不是一分錢一分貨。人們的幸福感并不僅僅是金錢可以衡量的。在今天的加速城市化中，我們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消耗著資源，以驚人的占用資源的方式獲得短暫的滿足。中國的GDP翻了幾番，但是資源是非常有限的。如何以有限的政府投資為人民創造更多的幸福感，或許是城市化中更需要思考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