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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將在2014年建成50年以來的第一座也是最重要的一座世界級公園——Zayadye公園。2013年4月19日,莫斯科市面向全球優秀景觀設計公司舉辦國際競賽,競賽組委會方從87家報名設計團隊中,遴選了最后入圍的6家設計機構包括土人設計(中國)、DILLER SCOFIDIO + RENFRO事務所(美國)、GUSTAFSON PORTER事務所(英國)、MVRDV事務所(荷蘭)、WEST 8事務所(荷蘭)、TPO RESERVE事務所(俄羅斯),其中土人設計成為亞洲景觀設計公司的唯一代表正式入圍。競賽的最終優勝者將于今年11月12日揭曉。近日,參加Zaryadye公園概念設計競賽的6家團隊代表在莫斯科進行了一場主題為“現代公園應當是什么樣的”的研討會,就Zaryadye公園乃至現代公園的設計理念和手法進行了頭腦風暴式的討論。景觀中國網特編譯研討會完整文字內容,以饗讀者。
Zayadye公園占地13英畝,距離克里姆林宮和紅場只有一分鐘的路程,競賽組委會稱“因為它特殊的位置,而建成一座不限類型的露天博物館,它的永久展品就是這座城市本身。公園區域周圍的建筑反映出了俄羅斯建筑從16世紀到20世紀的全副圖景:堪稱綠色背景中實物大小的展覽。公園將成為莫斯科的一張名片——一個發現這個城市究竟是什么樣的地方,一個城市用它自身的能量感染你的地方。”
參加Zaryadye公園概念設計競賽的團隊代表在Strelka協會進行的研討
《俄羅斯項目》雜志同Strelka協會及Wowhaus辦公室共同合作,發起了這場關于如何組織現代城市綠色空間的探討。在開展這項工作的過程中,參加Zaryadye公園設計競賽并入選的六支團隊代表針對議題展開了研討。研討內容將僅會刊發在9月的《俄羅斯項目》雜志中,但是由于大家對這一議題表現出的濃厚興趣,現在即將研討內容呈現給大家。
參與研討人員
馬丁•比文納, WEST 8 工作室合伙人 (荷蘭) ;
丹尼爾•登德拉, 建筑師, anOther 建筑師事務所首席 (德國), 土人景觀集團成員;
瑪麗•瑪格麗特•瓊斯,景觀設計師, Hargreaves Associates(США)管理合伙人,Diller Scofidio + Renfro集團成員;
俞孔堅,景觀設計師,土人設計首席設計師(中國);
安東•納德奇,建筑師,Atrium設計辦公室首席,MVRDV集團成員(荷蘭);
弗拉基米爾•普洛特金,建筑師,TPO Reserve首席;
尼爾•波特,建筑師,Gustafson Porter合伙人(大不列顛);
大衛•查孔, Diller Scofidio + Renfro首席設計師(美國);
路易莎•赫頓,建筑師,Sauerbruch bureau合伙人(德國),Gustafson Porter 集團成員
主持人 ——《俄羅斯項目》雜志主編阿列克謝•穆拉托夫
阿列克謝•穆拉托夫:首先有請弗拉基米爾•普洛特金,參加Zaryadye公園設計競賽入選的唯一一名俄羅斯團隊領導人。我向弗拉基米爾提出的問題如下:在不同的時期,花園及公園的建造者關注的是不同的事物。在巴洛克時代是各種戲劇性效果和視覺吸引力;在法國古典主義時期是軸向對稱和幾何規則;在19世紀是對野生動物的保護;最后,在20世紀——建筑。您認為在現代公園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什么樣的公園可被認為是真正現代的呢?
弗拉基米爾•普洛特金:這是一個好問題,感謝您讓我第一個回答。
阿列克謝•穆拉托夫:畢竟,TPO Reserve得到了評委會最多的投票!
弗拉基米爾•普洛特金:21世紀的公園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在設計時既可以具有巴洛克時代的精神也同樣可以具有20世紀公園的精神。這取決于公園的目的和場地。競賽組織者為我們設定的目標是在Zaryadye創造出一些獨一無二的東西出來。社會的不同階層和項目所在的不同地區期待著不同的事物,我還不知道應當如何去回應。保守的群體希望我們在這一歷史性的場地采用一種尊敬的、甚至是虔誠的態度。同時我們又生活在21世紀,莫斯科是一座超現代化的城市。因此,一些人們希望我們采用一些改革的、具有革新性的方案,包括考慮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如果我們在這兩種方法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該項目一定會成功。然而,在任何情況下,針對場地提出最引人注目方案的設計隊伍終將獲勝。
俞孔堅:公園始終是人們逃離城市生活的伊甸園。弗拉基米爾•普洛特金先生提到了巴洛克公園。它是國王逃離都市喧囂的避難所。但是,什么是二十一世紀的公園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了解我們正在面臨著什么問題。目前,這些問題包括環境變化、污染、噪音以及非常擁擠的道路交通。我們的項目必須為這些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公園并不是一個消費者。早在歷史上路易十四的時代,公園消耗著能源、物質和勞動力。如今,公園本身變成了生產者。例如,它會產生干凈的水和食物。在公園這一場所中人們可以了解和熟悉他們的歷史,這也構成了公園的文化和精神功能。然而,其最重要的任務是重振城市環境。這一功能的實現意味著座真正的現代城市公園的誕生。
尼爾•波特:從探討各種風格的角度來討論現代公園是非常困難的。我認為,這些風格都過時了。當然,在巴洛克公園中或者古典主義時期的公園中人們可以學到很多技術和知識。然而,當今,我認為更加需要一種更為綜合的、從基礎設施出發的方式。我帶著濃厚的興趣研究了莫斯科城市地圖和它的綠色空間。很明顯,這座新公園將會成為城市自然區域的延伸系統,這些自然區域目前正剛剛開始形成。
安東•納德奇:在任何時期,公園都同建筑一樣,從某個角度折射出了整個世界的面貌。一座現代公園最有可能旨在反映現代的宇宙概念。在廣為流行的熵、社會分裂和人類價值體系中,我認為它一定代表著一種復雜的、無序的世界的概念。當然,需要在設計中考慮到場地的特殊性——我們將要在城市正中心創造出一座公園這一事實。
大衛•查孔:把公園作為一種自然和田園的東西,一種程式化的傳統生活空間,其唯一的目的即是作為休息的地方是將公園過于簡單化了。這些當然是重要的,但是同時考慮其他更多的因素也是必須的。公園激發出了人們看待世界的另一個視角。公園為人們提供了機會,不僅可以進行休閑,而且也可以了解周邊環境、當地自然環境和城市空間。公園會隨著季節發生變化,這些變化將會鼓舞人們。這些都應考慮在內。
馬丁•比文納:對這個問題而言沒有明確的答案。我唯一確信的就是無論人們怎樣使用公園,公園始終反映著城市的文化。昨天我們參觀了高爾基公園,它的發展呈現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畫面。當時,在我們進行參觀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一種重振公園的企圖,通過修建臨時性的亭子和城市環境的其它元素向公園滲透進入了新的能量。盡管看起來廉價并且具有小城鎮的風格,所有的東西都流露出實驗的痕跡。
阿列克謝•穆拉托夫:由于弗拉基米爾•普洛特金馬上要離開,我現在先向他提問。弗拉基米爾,你談到了公眾的品味,“舊的”和“新的”,“保守的”和“創新的”。你是從哪里獲得社會想要什么東西的信息的?就我所知,大眾是被決策過程排除在外的,競賽也僅同專家進行交流。您認為是這樣的嗎?
弗拉基米爾•普洛特金:從這個角度而言莫斯科的參賽者更為便利。我們生活在信息世界中同時也能夠感受得到它。每天我們看電視、上網、上Facebook。我們傾聽并了解我們的人民對于這一場地的所有希望與渴望。人們對于它感興趣的程度逐步下降。從一方面而言,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一方面來說,在我們的國家還有很多其它的具有新聞價值的活動……
阿列克謝•穆拉托夫:問題在于——誰是消費者呢?在這個項目中您為誰服務呢?
弗拉基米爾•普洛特金:我明白您希望我能夠提供一個更為明確和您所期望的回復。然而我將會給予一個不同的答案。我們并不為國家的當權者工作。我們的委托人,正如你們聽到的一樣響亮,是人民,是莫斯科人民,是實際上在為這個項目買單的納稅人。我們必須滿足他們的愿望。
俞孔堅:當然了,我們的客戶是人民。但同時我們也有著我們的專業水準。我們是專家,我們不能僅僅受人民意愿的引領,我們更依賴于信息與知識。我們需要想得更遠,而非僅僅是公園的日常使用。它不僅是讓人們休息的場所,同時提升了城市空間的環境可持續性和文化識別性。我們同時還需要考慮場地的生態問題和歷史重要性,這些問題僅僅有少數民眾會感興趣。或許人們會想在公園里放一個游泳池,然而這是設置一個游泳池的合適場所嗎?
大衛•查孔:我們為更廣泛的人民群體工作,這個答案或許聽起來很老套。但是人民既包括街上的孩子,也包括去吃午餐的商人,既包括藝術愛好者,也包括想在安寧中靜坐的思想者,或許也是想去公園聽音樂會的人。
阿列克謝•穆拉托夫:簡而言之,我們在討論具有多種需求的公園使用者?
大衛•查孔:是的,你也可以這樣說。
尼爾•波特:對于景觀設計師而言,有很多層次的信息都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我第二次來俄羅斯了,第一次是30年前。很多事物都發生了變化。我們很喜愛這里。在高爾基公園游覽整整一天非常棒,能夠觀察人們是如何適應景觀環境的,同時,是什么引起了他們的情感回應。我們現在逐步消化著這些信息。這些信息,除了官方來源的信息之外,幫助我們理解對莫斯科人民而言再多一座公園是如何的重要。Zaryadye閉園已經很多年了。將這個項目重煥生機后人們將可以再次進入其中,我相信他們會愛上這個地方。
阿列克謝•穆拉托夫:概括地說,您認為城市真的需要這座公園嗎?這是一塊非常有趣的場地,就在克林姆林宮隔壁。或許除了創造出一座公園外還可以在這里修建些其它東西?在城市中這塊非常珍貴的土地上,對一座公園的真正需求是什么呢?
安東•納德奇:我認為很多民眾在得知政府決定在這一區域修建公園后非常驚訝。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莫斯科的公共空間實際上一直在縮減。很多建筑變成了私有,他們周圍環繞著欄桿,以前的公共空間不再面向行人開放。在我看來,政府決定返還城市公共空間的承諾是非常重要的。
阿列克謝•穆拉托夫:但是為什么要建一個大公園而不是像倫敦那樣建很多小公園呢?
安東•納德奇:另外還有一點需要考慮:人們對歷史文化休閑的態度轉變。以前,在荒廢的歷史性紀念場所中可以很容易地修建一座現代的替代品,然而現在我們正處于修正這一概念的過程中。我們不能簡單地復原一座19世紀初的建筑。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處理這一區域的方案并不明晰。如果我們修建一座商場,公眾可能并不會喜歡它。因此,創建一座公園從很多角度而言都是一種好的解決方案。
馬丁•比文納:如果你觀察地圖的話,就會發現在這一地區內有很多的綠色空間,看起來似乎在這里建造一座公園的需求并不是那么急迫。然而,如果你實地去這塊場地,就會發現所有的東西都只是覆蓋著野草,這里并沒有設計周全的景觀。公園追求的目標是將市中心的這一區域轉變為人們可以前來進行休息的場所。這是一個完全合理的理由。
俞孔堅:我認為更重要的問題是在這里創建一座現代公園的原因。莫斯科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已經有足夠多的公園了,然而問題在于它們都太古舊了。因此,在這里試圖建造一座新的、現代的公園。
丹尼爾•登德拉:我回想起2010年的夏天,那個莫斯科周圍的森林都在燃燒的夏天,溫度保持在將近40度幾乎有一個月……由于全球變暖,預計在未來幾十年中夏季氣溫將會變得越來越極端。我們應當明白為此做好準備是必要的,這些行為也能夠幫助我們在未來的城市中生存。特別考慮到這是在城市中心,我們能夠觀察到城市的“熱島”效應,溫度比郊區高了2度,2度實際上很高。在2003年夏天,4萬歐洲城市居民死于極熱天氣。巴黎居民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因為在巴黎僅有很少的綠色空間。在這種情況下,Zaryadye是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項目。事實上,公園位于河邊,是一條絕佳的自然通風渠道——公園涼爽新鮮的空氣可以很便利地擴散至整個區域。小的城市綠角則不能起到這樣的效果。至少由于這個原因,在Zaryadye創建大型的公園是極為重要的。
阿列克謝•穆拉托夫:從歷史上來看,公園的創造是同人類解放的過程相聯系的,從最初為狹小的統治社會階層所固有,到屬于居住在城市環境中的廣大居民。在當今時代,公園的進步導致了,或許可以這么說,“更底層”的創造性或政治活動?您認為,最近的世界占領運動是同城市環境的提升過程相聯系的嗎?
路易莎•赫頓:我想舉一個7年前發生在伊朗的例子。請不要探尋其中任何隱藏的含義或與其相似的事物。在我看來,那里根本沒有任何公共空間:只有人們在公園中相遇的時候才會產生自由的交流。青少年在樹林中慶祝生日和接吻。我還觀察到了一個和橋有關的非常有趣的場景。我們在伊斯法罕和其它城市看到了最美麗的橋。一次,突然間,一群衣著得體的男子自發聚集起來。突然,其中一人將開始背誦一首詩,或者是唱一首歌。當然,警方隨后迅速出現,每個人都被要求驅散。但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故事,自由總是出現在和自然有關的地方。
阿列克謝•穆拉托夫:商業應如何滲透至公園項目中的呢?景觀設計師們是否應當像Robert Venturi所撰寫的那本著名的書一樣,向迪斯尼樂園學習呢?如果這樣的話,我們應當從中吸取什么經驗呢?馬丁•比文納從沒去過迪斯尼樂園。盡管我知道這種公園具有極為智慧的商業理念。然而當談到城市公園的時候,其實這是一個沒有任何特殊項目的空間,至少大多數公園都是那樣的。然而在近些年,有這樣一種理念產生:公園需要舉辦各種項目,好讓人們可以一直參與到某種類型的活動中。這正是迪斯尼樂園的效應。事實上,如果公園里有一個場所可以買冰激凌,那么對于大多數家庭而言去那里的理由已經足夠了,并沒有舉行一些核心項目的需要。
阿列克謝•穆拉托夫:然而問題在于——這種公園如何負擔其經費呢?是否意味著所有的費用都依賴于城市財政預算呢?
尼爾•波特:如何吸引市民到公園里來,建筑師及景觀設計師提供給城市的除了光線充足的小巷和有著體育設施的草坪之外,還能提供什么好處?這個問題首次于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提出。我必須指出,近些年來修建的一些公園所提供的娛樂和休閑活動是以一種更為簡潔、優雅的形式進行的,而不是迪斯尼樂園那種侵入式的形式。
瑪麗•瑪格麗特•瓊斯:總體而言,公園比現金流更具價值。這種價值體現在綠色空間可以提升市民的自尊心,人們愿意居住在有公園的地區。公園的經濟要素不僅在于是從售賣冰淇林或是租售亭子中獲得的錢,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公園所在區域的生活質量。這一點非常重要,例如,公司都希望他們的員工在更為愉悅的環境中工作。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是和經濟效益直接相關的。
丹尼爾•登德拉:我同意之前的看法。公園對人們而言具有無形的價值,不能將其轉化為數字。但是讓我們回到誰應當支付公園維護費用這一問題上來。我們之前進行過一個項目,每年城市需要花費25萬歐元僅僅用于處理雨洪。對每個城市而言這都是個問題,由于氣候,我再重復一次,變得越來越極端,降雨量超過了所有的常規水平。例如在莫斯科,如果下雨,便是傾盆大雨。回想一下紅場,那是一塊巨大的防水區域。即使是這樣水都不是非常干凈。當處理使用非常昂貴時,如果公園能夠吸收、凈化所有這些水,那么城市在廢水處理設施方面就會節省下很多。
阿列克謝•穆拉托夫:我想要問一個非常籠統的問題。根據書本來判斷——至少是那些在我們這個世紀出版的書籍——20世紀關于花園和公園的安排藝術只取得了非常一般的成就。20世紀的景觀設計在技藝和文化價值上占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成就卻遠遠落后于雷•諾特、威廉姆•肯特和弗雷德里克•勞•奧姆斯特德他們的那個時代。這很大程度上被歸因于這一事實:綠色空間的安排丟失了它自身的價值,變成了建筑和城市規劃的一種附屬物。也有證據表明,西方對于城市景觀的創造性反思和新“公園革命”的開始,又一次地、頻繁地與建筑師們聯系在一起。換句話說,是與1982-1983年巴黎拉維萊特公園設計競賽,以及雷姆•庫哈斯和伯納德•屈米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基于這一點,產生了兩個問題。第一,我們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對景觀設計的理解是正確的嗎?第二,在建設公園的過程中誰應當起到主導作用——建筑師、城市規劃師還是景觀設計師?
尼爾•波特:你知道,我實際上與屈米的團隊一起參與了那次拉維萊特公園的競賽。這很有意思,我負責制作建筑模型和畫圖:那時我還剛剛從建筑聯盟學院畢業。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時光。但我還是認為在20世紀有許多非常好的事物——因此,在許多城市都出現了公園這類基礎設施。所以,我們可能并不能說過去的一個世紀是一個迷失的世紀,我們直到世紀末才轉到了正確的道路上來。它是一次正在進行中的演變。庫哈斯和屈米確實地發現了一個新的方向,但是他們所做的工作已經在之前建造公園的歷史中得到了準備。例如,戰后的阿姆斯特丹的環境變化非常糟糕:在建筑十分密集的城市中僅僅延伸著一些“綠手指”。它在期待著每一座現代城市都期盼的夢想。在底特律也是這樣,那里完成了幾個非常令人驚嘆的公園項目。這一地區已經產生了一些令人感興趣的發現;它們只需要被我們尋找。至于項目領導者這個問題,我相信我們應該消除學科之間的界線。
瑪麗•瑪格麗特•瓊斯:我對20世紀的景觀設計歷史還有些要補充的。我確實認為這一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迷失了,特別是到20世紀70年代。建筑的建造被認為不只是空間和地點的建立。同時,在拉維萊特公園項目進程中所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對該場地的價值的回歸。但是這個項目,可以這么說,只是一次嘗試。過去的老思路是景觀設計要遵從地形地貌和建設所創造出的模式,這只是擺脫這一老思路的開始。如果我們要討論誰來領導公園建設項目,那么我的答案是——更加勝任的那個人。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景觀設計師與他們專門從事建筑物和結構的同事不同,他們在教育過程中獲得了一定關于環境的科學知識。因此,舉例來說,當你聽取俞孔堅教授的意見時,理解其中的科學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而言,合作當然是最好的方式。
原文鏈接:NATURE AND FREEDOM. WHAT SHOULD A MODERN PARK BE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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