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座城市新資源經濟指數排名，京津冀環境績效最差

　　2015年底，中國時隔37年再次召開城市工作會議，以前所未有的戰略思路來部署城市發展問題。一方面，目前大城市已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周邊的小城市、小城鎮卻因為資源、人才的“虹吸效應”而長期得不到發展，只能在低端產業上徘徊，眾星拱月般地給地區中心城市“作貢獻”。

　　那么，如何才能解決城市群之間的矛盾?其中哪些重大問題將掣肘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呢?

　　為了回答這一疑問，埃森哲與中國科學院繼2013年之后再次針對中國城市“新資源經濟”狀況進行研究。其研究成果顯示，中國城市的發展和城市群的擴張，均沒有擺脫對資源和環境的過度消耗。

　　71%的城市新資源經濟指數進一步惡化，反映出這些城市的經濟績效、資源環境可持續性以及未來發展支撐能力嚴重失衡

　　其中，在100個樣本城市中，僅有21個城市新資源經濟指數有所好轉或與上次調研結果持平;在72個可對比數據的城市中，。這其中就包括北京、天津、杭州、南京、西安、成都、武漢、沈陽等重點城市。

　　指標降幅最大的五大城市是：銀川市（降33位）、宜昌市（降31位）、邯鄲市/開封市（降27位）、濟寧市/呼和浩特市（降26位）、石嘴山市（降25位）。

　　100座城市新資源經濟指數排名

　　北京和上海面臨嚴峻環境挑戰，廣州和深圳則具備環境優勢;京津冀地區的資源環境績效最差，迫在眉睫的問題是使巨額環保投入取得實效。

　　這份《新資源經濟城市指數報告2015》共覆蓋了中國100個樣本城市，以埃森哲“新資源經濟指數”為核心分析工具，從城市經濟績效、資源環境可持續性以及針對未來的發展支撐能力三個維度，綜合評估了這些中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該報告顯示，雖然中心城市經濟發展的溢出效應給區域內其他城市帶來新機遇，但處于核心的特大城市在自身增長模式尚未完成轉型、資源環境可持續性沒有顯著改善、發展能力仍限于應付本地事務的情況下，其經濟發展與可持續性的固有失衡問題也很可能向區域內的其他較小城市進一步蔓延。

　　2015“新資源經濟指數”城市排名顯示：

　　深圳

　　市的綜合得分蟬聯榜首，值得一提的是，的資源環境可持續性從2013年的第10位躍升至第1位;

　　北京

　　另兩座超大型城市——和則面臨嚴峻的環境挑戰，資源環境可持續性分別僅列第19和第18位;

　　臺州

　　得益于環境效率、環境質量及低碳發展水平的進步，、、及等城市的資源環境持續性得到較大程度的提升;

　　煙臺

　　以及的資源環境持續性則下降幅度明顯，環境支撐能力將成為制約這些城市長期發展的重要因素。

　　報告發現，與2013年相比，盡管中國城市的綜合得分普遍因經濟實力提升而有所增加，但各級城市的資源環境可持續性都有明顯下降，空氣污染和水質惡化問題首當其沖，大城市的環境退化現象尤其突出。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性仍在惡化，并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新常態”下面臨窘境。沿海城市盡管保持了傳統經濟優勢，但資源環境負荷總量過大，資源保障能力下降。

　　中國100個城市“新資源經濟指數”排名如下：

　　指標降幅最大的五大城市是：銀川市（降33位）、宜昌市（降31位）、邯鄲市/開封市（降27位）、濟寧市/呼和浩特市（降26位）、石嘴山市（降25位）。

　　從上表可以看出，除去28個無對比數據的城市，在72個可對比數據的城市中，僅有5個城市指標持平，16個城市指標有所改善。

　　同時，隨著城市群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主體，片面競爭經濟擴張速度的現象非常普遍，因此引發了更加嚴重的資源環境失衡。在目前的中國五大城市群中：

　　珠三角和長三角綜合表現尚可，但其經濟增長速度與可持續性之間的偏差最為顯著;

　　成渝地區和長江中游地區在經濟方面明顯落后，需要在兼顧環境的前提下著力發展高附加值產業;

　　京津冀地區的資源環境績效最差，迫在眉睫的問題是使巨額環保投入取得實效。

　　霧霾已成為經濟發展重大殺手

　　霧霾強度與經濟密度的關系呈現出倒U型曲線。實現城市產業結構轉型是解決霧霾問題的重要一步題。

　　霧霾強度與經濟密度的關系呈現出倒U型曲線

　　該報告還首次研究了霧霾與城市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隨著工業化進程加快，PM2.5濃度會隨之升至峰值;而當城市進一步發展，實現了產業結構升級，PM2.5濃度會隨著服務業導向型經濟的發展回到較低水平。因此，。

　　埃森哲分析顯示，雖然城市群在經濟上有顯著的集聚效應，但其在環境上的負向效應日益凸現，如，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環境質量明顯不如周邊城市，轉型迫在眉睫。

　　當經濟密度低的時候，往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污染物排放量也較少，PM2.5年均濃度較低。隨著工業化進程，經濟密度逐漸升高，工業化帶來的污染物排放量也會逐步增加，因而導致 PM2.5 濃度升高。

　　當城市經濟活動從工業為主步入服務業為主的階段，經濟密度進一步提高，但污染物排放量卻不會隨之增加，甚至反而會減少，因而 PM2.5 年均濃度趨于下降。

　　因此，經濟密度中等的工業化中期階段，往往是 PM2.5 年均濃度最高的時期，處于這一發展階段的這些城市 PM2.5年均濃度達到 65-70μg/m3，霧霾污染較為嚴重。PM2.5 年均濃度的峰值出現在每平方公里5000-10000萬元 GDP 的區間。

　　城市發展能力提升越快，出現拐點的時間就越早

　　研究結果顯示，第二產業增加值密度和霧霾污染的關系類似，只是 PM2.5 年均濃度峰值出現在每平方公里1000萬-1600萬元的區間。當產業轉型和能源結構變化進入新階段，體現霧霾濃度的正拋物線就將出現向下拐點。(見下圖)。

　　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石敏俊表示：“中國城市群的形成并不能自然而然疏解‘大城市病’。相反，區域中心城市必須首先重新審視自身定位，積極抓住與周邊城市的協同轉型機會，以創新發展能力為基石穩步落實轉型戰略，并帶動資源利用和經濟發展在整個城市群中的良性循環。”

　　埃森哲大中華區戰略董事總經理李廣海表示：“我們一直關注以信息化和智能化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數字技術的加速應用，有助于中國規避城鎮化和工業化傳統路徑上‘先污染、后治理’的巨大環境成本。‘十三五’規劃首次提出了‘綠色’的發展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十大目標之一。”
　　
　　“我們呼吁城市和企業的管理者把‘互聯網+’與新資源經濟模式作為同等重要的戰略出發點，建立創新的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改善中國城市的宜居性和綜合競爭力，實現綠色富國、綠色富民的美麗中國愿景。”李廣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