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曝光　院士稱北京是京津冀城市群核心

　　從此前各地上報的“北京四中心、天津四中心、河北五中心”到如今定調的“北京四中心、天津一基地三區、河北一基地三區”，微妙的措辭調整，正是呼應“一核雙城”的新格局。 權義 澎湃資料

　　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數月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終于向公眾露出真容。

　　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主持召開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推動會議，就貫徹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明確要求、作出安排部署。

　　8月23日，新華社播發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就京津冀協同發展有關問題答記者問。

　　在規劃綱要中，最受矚目的無疑是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

　　規劃綱要明確，三省市定位分別為，北京市“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天津市“全國先進制造研發基地、北方國際航運核心區、金融創新運營示范區、改革開放先行區”；河北省“全國現代商貿物流重要基地、產業轉型升級試驗區、新型城鎮化與城鄉統籌示范區、京津冀生態環境支撐區”。區域整體定位體現了三省市“一盤棋”的思想，突出了功能互補、錯位發展、相輔相成；三省市定位服從和服務于區域整體定位，增強整體性，符合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需要。

　　從此前各地上報的“北京四中心、天津四中心、河北五中心”到如今定調的“北京四中心、天津一基地三區、河北一基地三區”，微妙的措辭調整，正是呼應“一核雙城”的新格局。

　　對于這一天，75歲的中科院院士陸大道先生已經等待了很久。做了50多年的經濟地理學和區域發展問題研究，北京和天津長期以來的功能定位爭議，他都看在眼里，念茲在茲。

　　“京津冀協同發展，‘協’是協調，‘同’就是同步。北京應該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天津和河北要服從服務于大局。”陸大道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專訪時說。

　　淡化“經濟中心”概念

　　在規劃綱要起草過程中，天津照例上報了“北方經濟中心”的定位。但塵埃落定之際，“經濟中心”概念不再，其余的制造業中心、航運中心、金融創新中心也疑似“降格”，天津官員、學者難免失落。

　　天津市環渤海經濟研究會顧問、天津師范大學濱海新區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家祥近日在公開場合坦承，天津現在和今后一段時間內不能真正做到“北方經濟中心”。

　　他認為，以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為導向的改革將不斷深化，城市經濟作用的發揮越來越不取決于行政方式的指定，“目標遠大又難被認可的稱號還不如貼近優勢又自主奮斗的特色定位更為實際和可行。”

　　“多中心，等于無中心。”包括李家祥在內的不少學者，都用這句話來解讀規劃綱要最終的變化。

　　幾十年來，圍繞著“北京和天津誰是經濟中心”的爭議，不絕于耳，此消彼長。

　　天津一直以“北方經濟中心”自居和要求。從清朝后期的北方洋務運動中心，到20世紀30年代的“上青天”（即上海、青島、天津，當時民族工業最為發達），都是天津人心中抹不去的情結。

　　不過，在建國后直到改革開放前的30年間，天津感受到了很大的落差。

　　在與首都北京的工業化競爭中，許多大型和重點工業項目優先落戶北京。到上世紀60年代末，北京工業產值已經開始超過天津。

　　雙方矛盾還體現在港口上。

　　按照地理位置，天津理應成為北京進出口物資的首選港口，但由于雙方缺乏很好的協調和配合，北京上世紀80年代還在河北樂亭聯合建設了京唐港，然而效果也并不如意。

　　上世紀80年代起，天津大型鋼鐵工業、石油化學工業和通信設備制造業等基礎原材料和先進制造業發展很快，同時確立了北方重要的航運中心地位。

　　20世紀90年代，國家決定在上海浦東建立新區，天津便一直要求在濱海建立同樣的新區。這一夢想在2006年成為現實。

　　沒過多久，國務院在批復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時，首次明確表示要將天津逐步建設成為北方經濟中心。相比1997年，中央對天津的定位表述“環渤海地區中心”和“努力成為我國北方重要的經濟中心”，無疑是更進一步。

　　與此同期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則只提了全國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而未提及經濟中心。

　　“天津取代北京成為經濟中心”的提法，一時間成為主流，學界呼聲很高。

　　此次規劃綱要起草過程中，也曾有媒體傳出，首都經濟圈將改變以往以北京為中心的模式，而是以北京、天津為雙中心，將所有臨近北京的區域都納進“京津冀一體化”范圍內，從而構建出“兩核多點”格局。

　　在北京化解“大城市病”的背景下，還有學者呼吁：京津冀一體化破局關鍵是北京城市功能重新定位，剝離經濟中心的帽子，“否則只會愈加臃腫”。

　　對此，陸大道一直是堅定的反對派。

　　在他看來，經濟中心的概念很廣。北京目前第三產業比重超過70%，第二產業只占不到1/4。北京建設以高端服務業為主體的經濟中心，恰恰可以減輕人口過度集中的壓力，因為論單位國民經濟增加值所需要的就業崗位，高端服務業僅僅是制造業和其他服務業的1/5~1/3。換句話說，北京地區的人口規模過大，并不是首都北京經濟中心的功能帶來的。

　　站在世界級城市群的高度

　　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去年2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視察北京時對北京核心功能的定位，此番延續到了規劃綱要中。

　　“四大中心沒提經濟中心，不是放棄經濟發展，而是放棄發展大而全的經濟體系，構建符合首都特點的高精尖經濟結構。”此前，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長李士祥也曾解釋，“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沒有退就沒有進，退在前面，才能有進；退得堅決，才能進得更好。”

　　雖然北京沒有被賦予“經濟中心”的定位，但陸大道認為，國際交往中心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覆蓋這一內涵。

　　規劃綱要起草過程中，風向悄然轉變。最終的規劃綱要，對京津冀整體定位從“首都經濟圈”調整為“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這和陸大道課題組提出的核心觀點十分相近。

　　去年7月，由他領銜的課題組向國務院上報了一份《關于京津冀大城市群各部分功能定位及協同發展的建議》，其中明確提出將北京定位為以高端服務業為主體的國家經濟中心城市，天津則應為華北地區經濟中心城市。

　　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陸大道重申，無論從全球產業分布、國家競爭力客觀發展的需要，還是目前北京已經形成的國際交流及總部經濟基礎，首都發展以高端服務業為主的“經濟中心”最符合國家利益。

　　“20年前，全球經濟網絡是‘地點空間’，現在是‘流的空間’。像紐約東京巴黎等資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金融流匯集的節點城市，就控制了全球。”陸大道向澎湃新聞記者強調，在當今世界，處于世界性“流”的節點上并以高端服務業為主體的城市，對于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意義和地位，比相同級別的制造業大城市要重要得多。

　　“一個大城市的重要性不在于GDP多高，而在于企業對全球的控制能力、對地區的帶動能力。”陸大道肯定地說，“北京已經是這個地位了，它正在成為金融、商貿、高技術以及大規模研發、信息、中介等高端服務業的基地。”

　　北京總部經濟規模龐大，是不爭的事實。

　　北京集中了全國四分之一的央企總部，超過四成的跨國企業在北京設立投資性公司。2013年，北京超越東京成為全球擁有500強企業數量最多的城市。

　　30多年來，北京可謂占據了中國金融資源的半壁江山。包括“一行三會”、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11家保險公司總部都在北京。而前不久亞投行總部確定落戶北京，無疑又為北京金融地位加碼不少。

　　過去近十年間，天津濱海新區一直有意承接北京金融產業轉移。不過，陸大道對此并不看好。

　　他在論文及受訪中多次談起去年4月的一則媒體報道——定位于商貿金融中心的天津濱海響螺灣商務區進行了大規模建設，那里曾一度被稱作“中國未來的曼哈頓”，但“48棟摩天大廈至今僅有兩棟正式完成入駐，多數項目或半途停工或封盤”。他認為，這種情況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天津高端服務業發展潛力受到限制。

　　陸大道解釋，以金融為龍頭的高端服務業具有巨大的空間集聚效應。這些對信息高度依賴的行業服務聚集在信息流的節點城市，方便行業或企業間管理理念、合作和競爭策略、危機應對策略等隱性知識的傳播。“這些企業經常在一塊交流，比企業上下游之間的聯系都要密切得多，他們一個也不愿分開。”

　　而北京的優勢也正在于此。

　　陸大道說，北京早已是中國的“政策高地”，這一重要性質是由首都的功能決定的，也是長期發展態勢的自然延伸。“國際性的高端服務業機構（國家、大洲等地區總部）進入中國，要和中央政府和各部門打交道，首選落戶地自然是北京。”

　　“像東京、巴黎、倫敦、首爾等發達國家的首都，也是因為這種功能而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和國際性金融和商貿中心的。這是符合客觀規律的。相反，美國和澳大利亞只是特例。它們都是移民國家，先在港口城市形成經濟中心，獨立建國后，出于各自的政治原因才確定新建首都。天津的情況不能和他們類比。”

　　陸大道認為，就經濟總量而言，天津僅屬于全國第二梯級大都市范疇；就產業特點而言，天津明顯以第二產業為主體，總部經濟遠遠不及北京、上海和香港。在天津發展及濱海新區開發的目標和方向也不宜與上海（及其浦東）、香港類比。“天津的經濟輻射力和影響力在國內基本上是大區域性的。”

　　他表示，將天津定位于京津冀城市群以高端服務業為主的經濟中心城市，不符合天津的優勢、區位條件及發展現狀。“天津有自己的位置，制造業、航運業，應該和北京錯位競爭。”

　　對于天津金融創新運營示范區的定位，陸大道比較認可。“搞一些金融衍生品試驗，比如醫療保險機構發行債券，看看市場反應怎么樣。我估計以地區性金融機構為主，和原來設想大不一樣。”

　　“環京津貧困帶”迷思

　　京津冀三地經濟結構和產業水平差距懸殊。

　　在北京率先邁向后工業化社會，天津處于工業化后期之時，河北如今仍然處于工業化中期。這也成為整個京津冀經濟區協同發展的難點和重點。

　　公開統計資料顯示，2014年，河北人均GDP僅為北京的40%和天津的38%，人均財政收入分別只有北京、天津的1/6和1/5。

　　陸大道指出，河北經濟落后主要是從改革開放后開始的。此前河北還是沿海地區人口大省、經濟大省，和江蘇差不多，人均GDP僅次于遼寧。“河北對北京長期是有意見的，認為主要是首都和天津兩個直轄市引起的。”

　　這也是過去學界主流的觀點。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有學者提出河北“環京津貧困帶”的概念，認為“貧困帶”的形成主要由于京津兩市特別是北京市不顧河北省發展利益的結果；還有學者提出，河北經濟是“缺鈣經濟”，是由于中央政府要河北省向京津兩市供應廉價資源和淡水、并接納兩市大量污染物而又得不到合理補償，河北省沒有“骨氣”而屈從于中央壓力的結果。

　　陸大道并不完全支持這些觀點。

　　他認為，這些現實部分由不公平的經濟關系引起，但更多的是歷史和地理環境因素。“環京津貧困帶，在歷史上條件就比較差，滄州是流放的地方，渤海西部則是荒灘。交通方面，北京機場和天津港口吸引了大量人流物流，河北就搞不起來，這也是地理宿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在陸大道看來，河北在改革開放后的落后，更主要的原因是幾十年來地方政府決策的失誤，在發展戰略和空間布局上有不當之處。

　　陸大道指出，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河北就將經濟發展重心置于保定以南的太行山東麓地帶，而從未重視沿海的秦唐滄。直到2006年11月，河北省召開第七次黨代會，提出了以打造沿海經濟隆起帶為主要抓手，建設“沿海經濟社會發展強省”，觀念上才真正走出“內陸意識”。然而，近年來，河北由于急于追趕，選擇大搞能源重化工，又導致了結構性危機，加劇了目前的困境。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河北缺乏主動性，沒有利用京津兩市所提供的發展條件進行具體謀劃。”陸大道表示，大家總認為京津對外產業輻射不夠，但同比蘇錫常，他們主動發現上海需要什么、上海能提供什么空間，利用上海優勢進行發展，使得長三角擺脫“虹吸效應”向“輻射帶動”轉變。

　　他建議，河北發展海洋工程裝備、先進軌道交通裝備和新型材料工業，并注重與京津大型制造業相關產業鏈、產業基礎相結合。此外，在加強生態建設的同時，下決心在京津二市和河北省之間建立淡水和礦產資源的生態補償制度。

　　“現在確立北京為京津冀城市群核心城市，就是要保證振興這個中心。如果北京經過疏解，把首都功能落實好了，這也是協同發展的重要意義。”陸大道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