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貓野狗對人沒有恐懼,城市幸福指標一定很高

　“中央電視臺的新址，您肯定也知道很多議論，大褲衩、鐵褲衩。”莫言直言不諱對庫哈斯說，他不喜歡“大褲衩”，但他“很尊重這個建筑”，“我站在建筑面前，我感覺壓抑，自己非常渺小。我感覺這個建筑跟中央電視臺很配，飛揚跋扈，盛氣凌人。”

　　“這個大樓，一方面看上去很強大，一方面很脆弱；一方面令人恐懼，另一方面卻是一種歡迎的態度。”庫哈斯顯然已經多次面對過類似的問題，他喜歡強調大褲衩“弱”的一面，“我希望能在央視大樓里見到您，然后您再看看它是不是一個傲慢的大樓。”

　　2011年10月27日，“中歐文化高峰論壇”密集的發言和討論中，中國和歐洲發言人之間的差異顯而易見。歐洲的學者有相當一致的價值觀，對于城市的創制強調自由、創造力、民主、公平和環保等要素；而中方發言人則提供了更為多元的視角，側重不同的價值點，他們之間不乏直接的抵牾。

　　“中國城市需要的不是中庸之道”

　　論壇首先探討“城市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北京大學的唐曉峰分析了中國國都中軸線的形成過程。中國古都從最初的皇宮，到后來修筑城墻，建立皇城，漸漸形成“左祖右社”的禮制建筑格局，把天下濃縮于京城，用建筑傳達意識形態。通過都城禮儀化，達到皇權禮儀化，將實體權威轉化為禮儀權威。

　　中國社科院的黃平把中國古代思想融入當下的城市建設。他認為城市不是一個盲目累加的結果，老子道“治大國若烹小鮮”，黃平以煲湯打比方：湯經歷重重熬制、過濾，汲取了各種營養，卻顏色清澄，味道素淡。他期待中國城市能具備自己的美學，從容和緩地發展，以中庸之道，審慎協商地創制城市。不僅如此，鑒于中國的濃重鄉土性，城市化應該借鑒蘇杭的城鄉一體化模式，超越城鄉的二元對立。但是在一體化中，城鄉是不是能保持均衡？蘇杭模式是不是可以移植？這都是問題。

　　與“規劃安排”的各種實例不同，歐洲學者雖然也強調城市是“政治”和“文化”中心，但是他們多從“非中央權力”的視角看待城市。

　　庫哈斯的PPT十分搶眼，帶著“藝術范兒”。他惋惜世界上的城市喪失了個性，千城一面。摩天大樓越發為人所詬病，它并非解決人口密集的單一方式，即便居住面積等同，也可以有密度不同的空間安排方式。

　　在庫哈斯看來，最初城市是好事者、冒險者的天堂。1970年代后，人們愈發追求舒適、安全，缺乏冒險精神，城市的面貌日益平庸。城市漸漸成為資本掌中的玩物。

　　中國城市發展失衡，有些大都會發展到面臨能源危機的邊緣，而有些區域（如敦煌周邊）幾乎處于荒蕪之中。此外，北京的所謂古建保護非常偏頗，只有五分之一的古城得到保存，大多遭到了破壞；1950、1960年代的社會主義建筑也是古建，但它們隨著意識形態的調整被隨意夷為平地。他建議北京以網格劃分，每個區域找出一塊地方進行完整保護。中國城市發展已經面臨極大危機，中國城市盛行的不是調和一切的中庸之道，不是和諧，而是更為偏激的新觀念。

　　比利時哲學教授吉貝特·奧圖瓦從技術性考慮城市。他列舉了兩種烏托邦：政治烏托邦，技術烏托邦。

　　大都市的發展使人人都成為“超人”，但也如同置身于《1984》中所描述的世界。技術要么被理解成人類的工具箱，要么被理解成異化人類的“華倫斯坦”。現實常常是，城市中的“能人”被技術關照，成為技術的主人、“勞心者”；城市中的“凡人”則被技術異化，淪為技術的附庸，無力主宰生活的“勞力者”。在他看來，更為迫切的是對公共空間的重新塑造，對公民意識的重新塑造，對人的重新塑造。城市不僅僅是從上而下的設計、安排，還有人的從下而上的創造，有了后者，城市才有了根基。

　　農民工是“城市的問題”，還是“城市的主體”

　　農民工和城市的問題，在論壇上看來，也并非只是中國的問題。

　　印度籍的英國學者阿瑟·胡塞因提到，農民工雖然生活在城市，但是他們并沒有得到“市民”身份，沒有得到城市的“承認”，也沒有過上真正的城市生活。很少有人代表他們的利益，替他們說話，他們仿佛總是作為“城市的問題”存在，沒有被看成城市的主體。

　　上海大學的王曉明從弱勢群體角度考察城市變遷。城市在擴大，低收入人群的空間卻在減少，他們先是半主動、半被動地遷往郊區，居住條件雖然有所改善，但是上下班時間大大增加。他們在路面的活動空間也愈發逼仄，地鐵擠得像沙丁魚罐頭，地面交通的規劃大部分都讓給了機動車，自行車和行人的行動空間不僅被壓縮，而且屈從于機動車路線，十分不便。他呼吁在道路建設上考慮速度的同時，能兼顧公平。

　　公共空間中的集會、游行、議政是城市生活的重要部分，它們需要廣場這個空間。這也是古希臘意義上的人們買賣、議政甚至傾談哲學的Agora（廣場）。近20年來，廣場被逐步消滅了，變成了傾銷奢侈品的購物商廈。王曉明看到有的商城空地前，男女老少在唱歌、跳舞、打太極，欣欣然說重新看到了廣場的影子。但他似乎太過樂觀了，公共空間不是一個現成的空場，好像大眾一站滿了，就是一個公共空間。

　　“看一個城市的好壞，就是看樹上的鳥，水中的魚，野貓野狗過得怎樣。若是它們都干干凈凈，從容不迫，對人沒有恐懼感，那么這個城也一定是個幸福指標很高的城。”王曉明的這段話頗為感人。

　　作家莫言像這個論壇上的“異類”，他的身份和城市建設相隔似乎很遠，他的大部分作品表現的也都是農村，但他反而在嬉笑怒罵間，展現了城市發展的種種悖謬：糧食在增產，卻越來越難吃；城里人都往鄉下跑，因為污染太嚴重；鄉下人都往城里跑，要告別貧困閉塞；經濟條件好轉，但是人們的幸福感卻越來越少；我們都得了瘋狂發展的病，迷戀加速度，他期望城市“慢點兒，悠著點兒”。

　　“我們的城市要健康、理性地發展，有幾個辦法。第一，要讓鄉下人生活得比城里人更美好。第二，讓窮人生活得比富人更輕松。第三，讓老百姓生活得比當官的更自在。”莫言代表中方作總結陳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