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短命根在制度無關技術

　　去過歐美的人，會對那里古老、曲折、狹小的街道及兩邊風格獨特的建筑印象深刻。而去到北京、西安、南京等古城，映入眼簾的都是現代化的高樓大廈以及四通八達的道路。那種令人神往的古韻早已蕩然無存，蹤跡難覓。這種反差究竟說明了什么?其背后的魔力又在哪里?

　　對于舊城改造，城里人并不陌生，尤其是近十年來。不過，像任何事情一樣，舊城改造也有兩面性：既是令人高興的事情，也是令人憂傷的事情;既讓人看到希望，也叫人憂心忡忡。因此，站在不同角度，自然有不一樣的看法。不過，事情總有本原。只有切中了本質，才能看到真相。

　　日前，在廣州舉行的中國地產金融年會對時下備受關注的舊城改造問題進行專題討論。國家住建部研究室主任陳淮指出，未來20年中國一半以上住宅得拆了重建。其中1949年以前的舊房子已經有60-70年以上的房齡，除了個別有歷史文物價值的，其他基本沒有保留價值。由于歷史原因，解放后30年建的住房中很多是戰備房、過渡房、簡易房，很多住房都成了現在需要改造的棚戶區，除了個別有歷史文物價值的，全部只有一個字“拆”。陳淮認為，城市中真正能夠長期保存的一些建筑物，不過就是1999年到現在十年間建的房子。

　　從上述新聞報道中，我們可以發現兩點。其一，我國舊城改造的任務非常繁重，1979年以前的房子基本上沒有保存的價值，1979-1999年之間所建房子的大部分會在未來10-15年被改造重建，真正能夠保留下來的是1999年之后所建的房子。其二，我們習慣于短線思維，缺乏長期眼光，把房子問題看得非常簡單、功利，沒有歷史感，沒有文化味，即使眼下的改造，也是掛一漏萬，追求單一而不及其余。

　　為什么我們的房子往往短命而經不起時間的考驗?陳淮認為造成中國建國以來的建筑短命的主要原因是當時生活水平和技術水平都有限。也就是說，由于生活水平低，民眾對住房的要求比較低，不會要求高水平的住房。由于技術水平低，設計材料、施工管理等環節的技術含量不高，不可能建造出高質量而歷久彌新的房子。據我所知，與陳淮持同樣觀點的大有人在。上述觀點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沒有抓住要害，或者說回避了關鍵的原因。

　　首先，生活水平與技術水平對建筑物質量是有影響，進而影響建筑物壽命的長短。但是，我們的情況恰恰是大量的房屋在還能夠使用、居住的情況下被無情地推倒重建了。其次，即使不談西方的一些歷史悠久的古建筑，即使在飽經折騰的中華大地，我們也能見到一些技術含量并不高的建筑雖歷經風雨但至今仍屹立不倒。可謂紅磚青瓦賽過鋼筋水泥。第三，1990年前后，我國的建筑技術應該要高過過去以往任何時期，但那時建起來的房子如今不堪居住的不在少數。即使是經濟發達、技術比較先進的深圳，特區成立前后興建的一些房子如今也慘不忍睹，其中鹿丹村早已進入了拆遷重建程序。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房屋使用壽命之長短與技術水平關系不大。

　　舊城改造最繁重的任務之一是城中村改造。所謂城中村，是城市包圍農村時的土地政策下的產物。城中村的典型特征是握手樓，間隔小、密度大、配置不完善。為什么會這樣呢?建在沒有永久性土地所有權基礎上的農民房，隨時都有被拆的風險。因此，蓋得密能盡可能提供最大的使用面積，提供最大的租金收入，不會考慮舒適、美觀及文化價值。而低水平配套要求較少的投入，降低難以預測的因拆遷而來的政策風險。因此，在私有財產權沒有保障的前提下，人們會急功近利，在短時間內追求最小的投入而爭取最大的收益。

　　大面積的舊城改造將中國變成了一個熱氣騰騰的工地，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幾乎找不到被遺忘的角落。地方政府、城市當局的GDP思維給舊城改造火上澆油。大面積拆遷、大規模重建、再配套大型公共設施、加上翻修不斷的城市道路，我們的GDP扶搖直上，非常壯觀。再考慮到人事更替周期，我們更會把握到城市建設的微妙變化。

　　城市改造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城市規劃的調整。由于區域功能定位不尊重市場規律，導致大量的房屋使用率不高。也由于缺乏長遠考慮，城市規劃鼠目寸光，致使許多設施功能不全、利用率不高，結果是先遭遇遺棄，再推倒改造。

　　因此，大規模、頻繁的舊城改造，從本質上看起源于產權保護制度缺失、大干快上的政績追求以及短視的城市規劃。可以說，我們的房屋經得起風雨的侵襲，經不起制度的折騰;經得起自然的淘汰，經不起規劃多變的耗損。

　　2000年以來的10年里，我國新建商品房約7000萬套，按照一套商品房居住4口之家的標準計算，總共能容納不到3億人。結合目前46%的城市化水平，就是說，在未來10-15年時間里，有超過4億的城市人口面臨房屋改造與搬遷問題。如此規模的舊城改造，當然會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推動GDP大幅增長，為社會提供就業機會等。不過，正如“破窗理論”告訴我們的那樣，如果我們把房子建得好一點，延長其壽命，那么我們可以節省許多寶貴的資源以用于其他事業。因此，短命的房子、頻繁的改造無異于資源浪費與謀財害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