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城市如何從“時髦標簽”變“碳益”城市

　　“低碳”是上海世博會的一大亮點，5月5日，坐落于世博園最佳城市實踐區的零碳館正式開館，這一集中體現“低碳”主題的展館又為本屆世博會增加了一大看點。在“低碳、和諧、可持續發展城市”這三大主題下，上海世博會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主題樹立了新標準。

　　目前全國已有貴陽、杭州、德州、珠海、廈門、南昌等100多個城市提出創建低碳城市，低碳城市成為了人人爭貼的“時髦標簽”。有人不禁要問，低碳城市到底是什么？

　　保定經驗：“名”“利”雙收

　　回望中國低碳城市的發展歷程，2008年，國家住建部和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在中國大陸以上海和保定兩市為試點聯合推出“低碳城市”后，低碳城市建設在我國正式起步。根據WWF的定義，低碳城市應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前提下，保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處于較低的水平。

　　在中國以低碳為目標的城市中，保定這一先行者已最早嘗到低碳的甜頭。如今，熟悉保滄高速的司機們都知道，一抬頭見到太陽能電池板的路燈和交通信號燈，就到保定了。

　　保定地處京津冀核心地帶，原保定市高新開發區管委會主任馬學祿于2006年建議，鑒于保定曾兩度為河北省省會，人才富集，且擁有電力行業的“黃埔軍校”——華北電力大學，可以依托高新區現有的新能源設備產業，圍繞“電”字做文章，啟動中國電谷建設——即建立以風力發電、光伏發電為重點，以輸變電及電力自動化設備為基礎的新能源與能源設備企業群和產業群。  

　　當時，《可再生能源法》已于2006年1月1日正式生效。新能源已然起步，但似乎前途未卜。對此，保定提出“三個不為過”，即發展新能源產業怎么重視都不為過，采取什么措施支持都不為過，怎么宣傳都不為過。

　　保定堅持“以存量換增量”、“把企業變產業”，先后與兵裝集團、國電集團、中航集團、國家開行等展開廣泛合作，簽訂戰略投資協議近500億元。此外，保定還聘請了15位院士擔任技術顧問，建立了6個國家級、9個省級和25個市級技術研發中心，在一些關鍵性技術上取得了突破。幾年來，保定創下了第一片大功率葉片、第一個完全模擬風場實際狀況的全功率風機試驗平臺、第一臺大型風機逆變和控制系統等幾十項全國第一。

　　作為低碳城市的先行者，保定在低碳城市規劃方面也搶占了先機。保定與清華大學研究制定了國內外第一個《低碳城市發展規劃》，以發展新能源、節能環保產業為載體，實施了“太陽能之城”、“藍天”、“碧水”和“森林固碳”行動等重點工程，帶動了新能源應和節能環保工作開展。

　　2008年，保定市工業增加值增速和地方一般財政收入增速，第一次雙雙沖上河北省第一的位置。這一年，保定也成為中國第一個公布二氧化碳減排目標的城市——2020年比2005年單位GDP減排51%。

　　據河北省發改委巡視員謝占海介紹，能夠依托北京的低碳技術和廊坊的低碳制造業，是保定市堅持不懈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能源產業的重要原因。近三年來，保定新能源產業的增速保持在50％左右。“低碳城市”，這張新名片已為保定贏得世界性聲譽，以至于很少有人記得，2006年初，保定曾因為白洋淀污染而令世界輿論嘩然。

　　多城市爭貼“時髦標簽”

　　然而，并不是每個城市的“低碳標簽”都能像保定一樣得到認可，保定的中國電谷和太陽能之城也并不能在其他城市完全復制。搶占先機需要城市規劃者的遠見，規劃低碳城市更需要藍圖設計者的高瞻遠矚。

　　稍微留意便能發現，除了各個城市打出的低碳牌，各種“低碳示范產業園”、“節能示范產業園”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出現，“新能源”、“高新技術”、“新材料”、“節能環保”等字眼，成為了這些示范園區的關鍵詞。

　　與此同時，一些組織以“低碳城市排行榜”等為名目的各種商業活動正在悄悄興起，市長們在臺上介紹低碳經驗和成果，會場下則是各城市招商部門忙碌的身影。“低碳城市貢獻獎”、“最佳低碳市長獎”——這些“輕易”捧到的獎杯讓人們懷疑這些獎項的含金量，缺乏因地制宜的思考和落到實處的規劃使建設低碳城市在喊口號中變了味，成為了立竿見影的“政治盆景”。

　　在某媒體的全國首份低碳城市市長的調查問卷中，對于中國上百個城市都在提低碳城市口號的現象，56.52%的市長希望“國家應設定規劃，循序漸進”， 26.09%的市長認為這是“未來趨勢，越多越好”，只有17.4%認為“一哄而上不好，容易造成重復建設”以及“低碳未來暫時離現實比較遠，不應貿然提”。更多城市市長對于建設低碳城市的官員考核指標表現出謹慎選擇態度，甚至選棄選擇選項。84.22%的市長認為官員考核應該“與市民公開評價掛鉤”，應該“以本市經濟是否發展為考核”，只有15.78%市長選擇應該與“政績掛鉤”。

　　許多城市爭貼低碳“時髦標簽”的現象，是由于一些城市不能完全認識低碳概念，并不了解低碳城市規劃的真正含義。許多城市為了趕低碳的時髦，出現了鉆國家補貼政策的空子、缺乏全盤思路、為示范而建設示范園區的現象。更有一些城市把低碳項目作為招商引資的噱頭和標榜政績的“盆景”，或把發展低碳經濟簡單地等同于發展新能源，在建設低碳示范園時不計成本，造成投資浪費和產能過剩嚴重。

　　除此之外，低碳城市規劃隊伍質量也令人堪憂。在許多城市標榜低碳的同時，卻看不到相應的可行性調研報告。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秘書長、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李迅認為，中國現有的大部分城市規劃技術規范已經出版近十年，期間只是簡單修訂，將低碳城市發展放上議事議程，必須研究適用的低碳生態城市規劃技術，并制訂相應的技術規范。

　　由于中國巨大的地區差異，幾乎沒有一個城市能將其建設低碳城市的經驗放之四海而皆準。低碳城市的規劃隊伍必須吃透低碳的概念，對城市各方面狀況爛熟于心，且具有全球視野和前瞻視野。那些不經調研就打出低碳幌子的城市，其規劃的可操作性和權威性很難令人信服。 

　　低碳城市亟需規劃

　　各地要求建設低碳城市的熱情已十分高漲，國家的相關工作卻落后于這一發展形勢，使得許多渾水摸魚的跟風者夾雜其中。針對目前低碳城市熱卻存在對低碳城市認識單一模糊、沒有統一低碳城市規劃標準、規劃隊伍良莠不齊等混亂局面，專家指出，我國的低碳城市建設具有零散性和嘗試性。我國的低碳城市建設和國外相比，其特殊性在于我國沒有發達國家明確的減排指標和完善的碳交易市場，也沒有嚴苛的環境懲處措施和配套財稅制度，更重要的是，我國必須在踏上低碳之路的同時保證經濟的快速發展。因此，科學指導國內低碳經濟發展的規劃和低碳城市建設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顯得尤為重要。

　　對目前低碳城市規劃者思考單一的現象，北京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俞孔堅表達了自己的看法：“現在城市規劃和管理的思考方式，基本是機械方式，而沒有有機的、完整的思考。低碳生態型基礎設施建設要將各個部門，比如林業部門、水利部門、環境部門、文化遺產文物部門，整合在一個系統里。”

　　清華大學的顧朝林教授也認同低碳城市規劃和傳統城市有許多不同，“低碳城市規劃必須在保障城市基本功能和經濟穩定發展的大前提下，探索中國現階段高速城市發展與低碳目標的協調與契合，而城市總體結構方面的低碳對策無外乎包括減少碳排放對策和增加城市地區自然固碳效果兩個方面。可以從城市整體的形態構成、土地利用模式、綜合交通體系模式、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固碳措施等幾個方面來考慮，并應針對城市中功能相對集中的地區分別進行有針對性的研究。” 

　　對于不同城市如何因地制宜規劃低碳經濟，中國社科院社科院環境與城市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莊貴陽根據社科院等五機構聯合發布的全國首個低碳城市標準，提出建設低碳城市要經過“現狀評估——情景分析——設定適宜目標——選擇合適途徑”四個步驟。

　　“第一步要依據‘分類分區、自下而上’的原則，根據所在城市的綜合能源平衡表及其他社會經濟指標，對城市的產業結構、能源消費情況、交通和基礎設施布局、社會消費體系、生態環保等現狀做一個詳細全面的現狀評估。”莊貴陽介紹說，“同時，所在城市應根據能源消耗、產業結構等，結合經濟核算體系、土地利用分類和作物類型等情況，對碳排放清單進行篩選，選擇重點排放部門和活動進行核算，形成既符合國際社會的公認標準，又能體現當地實際的碳排放評估體系。”

　　同時，莊貴陽向記者表示對評估過程困難的憂慮：“社科院在調研中發現，許多城市沒有能源平衡表或因為涉及敏感信息、減排考核指標等因素，不愿公開可供參考的能源平衡表。”

　　“在對城市現狀進行全面評估之后，下一步就是在三種排放情景——BAU（基準）情景、政策情景和低碳情景下評估某一目標年其溫室氣體排放、能源消耗和對GDP的影響。分析情景之后，要針對當地主要經濟活動、能源利用、土地利用等，從技術與經濟可行性出發，綜合各情景下的碳排放指標和GDP損失，制訂碳排放分區域標準與目標，選擇各個城市合適的低碳目標。”他說。

　　據莊貴陽介紹，規劃的最后一步是要對這個目標進行分解，通過低碳產出、低碳消費、低碳資源和低碳政策等四個方面制定相應的發展目標，從包括能源結構調整、技術進步、產業低碳化等方面選擇城市發展低碳經濟相應的手段，以及相關的宏觀發展政策、效益鼓勵政策、技術方向、市場機制等。 

　　“吉林的低碳城市規劃我們做了兩年多，發展低碳城市沒有捷徑可走。”莊貴陽說，“各個城市只有戒掉爭試點、要政策、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和做法，切實展開調研和規劃，才能真正成為‘碳益’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