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蟻族”問題豈可視為碎片

　　“目前，對“蟻族”這一社會現象，媒體缺乏基本的社會學分析。如果在城市化變革中，‘蟻族’現象只是短時間的、局部的，就不值得大驚小怪。”比之有政協委員面對彈著吉它的年輕人以淚洗面，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歷史地理研究所博導葛劍雄異常冷靜。

　　葛劍雄先生甚至提到了蟻族的生存策略：“所謂的“蟻族”中間，有些人有能力租房，只是為了省錢，有些人是為了買房，有些人的確是錢很少，這些都要區分對待。”進而，他認為： “現在我們討論這些問題的基本信息都來自一些報道，并沒有建立在量化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媒體包括更多社會聲音關于蟻族的討論，不過是零星的碎片。

　　事實上，對于蟻族概念的提出，以及這一群體生存狀況，在2009年10月中國對外經貿大學負責調研完成《潛在危機：中國“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與社會穩定問題研究》報告，已經因詳實深入的調查，引發了廣泛的關注。該報告調研時間為兩年，以唐家嶺為調查樣本，并同時對北京、上海、武漢、廣州、西安五個城市進行了抽樣調查，結果表明：在北京，這些大學畢業生主要聚居在城鄉接合部；在上海，大多聚居在被分成數個格子間的公寓里；而在廣州，“蟻族”則主要聚居在城中村。“蟻族”中50%以上來自農村，20%來自縣級市，其中以5年內畢業的大學生為主，畢業不滿一年的人最多；畢業5年以上的，只占6.8%。數量上，在北京“蟻族”數量在十余萬人左右，上海、武漢的數量也在這個數量級左右。

　　權且不談這個調查報告，對于“蟻族”現象的社會學觀察到位與否、充分與否，簡單把蟻族現象歸結網絡聲音，顯然失之偏頗。租房者是有錢、沒有錢，想省錢、還是想買房，這是一個生活這個城市的納稅人的個人自由。由于其中有個別人生發出不切實際的“三年買一套商品房”的想法，而認為這些不自量力的人應該回到鄉下去，則有傷及無辜之嫌了！居住在唐家嶺的大多年輕人，雖然條件簡單，卻不乏積極向上的樂觀心態。關鍵問題在于，這些每天工作在城市里的青年人群，更多意義上是被視為“人力資源”中“勞動力輸入”構成，那么作為“勞動力輸入”的他們在這個城市得到的最大保障，就是與雇主之間簽訂的勞動契約，此外屬于這個城市的公共資源分配，他們只能在城鄉結合部翹首觀望。

　　既然有如此龐大的一個社會群體存在，而且不是兩三年的短暫現象，那就表明城市經濟生活對這個群體有實際需求。為什么不能正視“蟻族”參與城市公共資源分配的要求呢？近期北京等地提出集體土地上，可以興建“公租房”，并允許租賃于外來務工者。但是以目前試點的反饋，卻是集體組織對于“公租房”沒有興趣，而是對于土地的工業化、商業化利用更為青睞，因其租金水準大大高于蓋成“公租房”之后收取的租金。由此可以看出，廈門“金包銀工程”在諸如北京、上海等一類大城市，根本還是一個“霧里看花”的管理水平。對于不同階層人群的服務意識，以及對于公共資源分配的合理調用，仍然停滯于“大批鄉下人已然進城”之前的水平。

　　我們看這樣一個案例，始發于廈門的“金包銀工程”，其中“金”是指政府通過統一政策、統一規劃，在城中村地帶的村莊外圍，建設“底層店面上部公寓”的商業用房（簡稱“金邊”），提供給村民作為經營性收入的來源；“銀”是指“金邊”內按照新農村建設要求進行就地改造的村莊（簡稱“銀里”）。商業出租可以讓村民獲得較高的租金收益，而改造后的“銀里”，對于外來務工者租住，則有一個價位適中的租金，由于環境規整，不會產生如唐家嶺式的壓抑狀態。這對于城鄉結合的村民，以及對“銀里”有租賃需求的人，何嘗不是一個理性的解決之道呢？

　　重慶建4000套“公租房”，贏來一片贊譽，京、滬等省市發出同樣的聲音，但效果如何，我們只能到時再看，因為從2006年開始，住房建設部三令五申的廉租房指標，完成者屈指可數！唯愿“公租房”不僅僅是一個新概念的提出，更是一個可以實實在在落到實處的益民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