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進步的一小步，人類文明的一大步

　　前段時間，2006年度綠色中國人物頒獎典禮在北京展覽館舉行。經過網絡投票﹑專家評選﹑民意調查和公眾評委評選四項綜合評定后，最終北京市環保局副局長杜少中﹑山東黃明太陽能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黃鳴﹑香港鳳凰衛視主持人柯藍等8人獲得年度人物獎，而最值得期待的“特別獎”則頒發給了發布中國第一份綠色GDP核算研究報告的“綠色GDP課題研究小組”。

　　綠色GDP在中國產生的必然性 

　　早在去年9月，由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了《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這是中國第一份經環境污染調整的GDP核算研究報告。經過對北京﹑天津﹑河北等10個試點省市艱苦的核算分析后，算出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該報告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關注。

　　在我們一直將目光緊緊盯在經濟GDP增長的今天，突然出現的綠色GDP對于人們來說還是一個新鮮的事物。聯合國在1993年出版的SEEA(環境與經濟綜合核算體系1993)中首次提出了綠色GDP的概念。所謂綠色GDP，簡單的說就是從GDP中扣除自然資源耗減價值與環境污染損失價值的國內生產總值[1]。

　　在哲學上講，任何事物的產生都是有一定的客觀原因的，綠色GDP的產生同樣也是如此。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我們為了盡早擺脫“貧窮”的帽子，而往往會不惜一切代價的去發展經濟。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環境往往成為了發展經濟的“犧牲品”，而遭到大肆破壞，人民對于環境保護的呼聲也日趨強烈。因此，作為一個評判城市生活環境質量的綠色GDP的產生，也是一種必然。

　　從“八大公害”到“死亡之都”

　　生態學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哲學。哲學中的因果關系，可以在生態系統的很多例子中找到答案。記得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辯證法》里這樣寫道：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2]。

　　正因如此，上世紀50到60年代，才出現了震驚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而這八大事件——馬斯河谷事件、多諾拉煙霧事件、倫敦煙霧事件、日本水病事件、美國洛杉磯煙霧事件、日本富山神通川骨痛病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和日本米糠油事件實際上正是“工業革命”以后，工業化帶來的環境污染的真實寫照。而值得說明的是，正是上世紀50—60年代，日本迅速的發展起來了自己的工業，并在世界上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正是它們以消耗自己的環境資源作代價，同樣使得他們在“八大公害事件”中足足占據了半壁江山，這不得不引起我們今天人們的足夠重視。

　　而就在2006年10月18日，總部位于紐約的國際環境研究機構“鐵匠研究所”公布了2006年世界十大污染城市，其中中國的山西臨汾榜上有名。其實早在2003年，由中國官方的報告指出，臨汾就名列全國113個重點城市空氣質量污染的“冠軍”；2004年的“城考”中，又“光榮”戴上了污染最重的“黑帽子”；2005年再次戴上三連冠的“黑帽子”。由此，臨汾成為了世界關注的“焦點”。從“天下第一都”到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臨汾的蛻變令人驚愕。

　　到底是什么促使臨汾成為今天的“焦點”，下面就讓我們走進這個山西“名城”。

　　臨汾位于山西南部，古帝堯建都于此，有“天下第一都”之稱。在中國文化界，有這樣一種共識是：中國歷史十年看深圳、百年看上海、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陜西、五千年看山西。而山西的歷史文化在臨汾則有集中的沉淀。而如今可悲的是，臨汾出名則是因為蟬聯全國污染倒數第一的“三連冠”。[3]   

　　　　　　　　　　　　　　　　　　　　　　城市的“煙斗”
　　臨汾每年以十幾個億的GDP經濟增長速度，在山西排名第二。然而，這一輝煌的成績則是建立在對大量的環境污染的基礎上的。利益的驅使有時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品性。一些政府領導為了片面的追求經濟的GDP，為了自己的光明前程，有時會鋌而走險的越權審批﹑支持﹑保護污染項目。據報道，臨汾市的108家焦化企業中，有立項審批和環境影響評價手續的只有25家；而在112家煉鐵廠中，也僅有15家有審批手續。我想這樣的一個個數據給人的是一種心靈的觸動﹑一種負面的“教育”。當03年焦炭價格大漲時，小機焦的業主看到了“錢途”，就連那些已經被取締的土壤改良焦也紛紛組裝上馬，以犧牲生態環境的代價來換取經濟GDP的增長。 

　　　　　　　　　　　　　　　　　　　　　　城市的“煙斗”
　　而這樣下來的后果是讓生活在此的人“麻木不仁”，因為他們無法改變這種現狀。天氣在陽光下也是陰霾的，水是發黑的，而那一根根城市的“煙斗”則時時冒著濃黑的煙霧，而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在為臨汾的GDP增長做貢獻。

　　這是非常典型的一個案例，這也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案例。為什么那么多城市不認同這種綠色GDP，為什么又有那么多城市“后悔”成為國家的首批核算試點，而想紛紛退出。其實大家都已是“心知杜明”，因為如果考慮綠色GDP的話，就勢必會影響城市經濟GDP的增長步伐，就勢必會成為一個城市高速經濟GDP增長的“減壓器”，從而影響這些城市決策者的光明前程。與其說是他們對綠色GDP核算的科學性表示質疑，不如說是對一種“責任”的逃避。 

　　從“三個轉變”到“堅持到底”

　　溫家寶總理曾經在聯大的環保會上提到過我們現在發展經濟的三個轉變問題。
　　第一個是中國政策的轉變，就是從一個經濟型的發展，轉向經濟和環保并舉的發展格局，也就是說我們有主要的經濟發展目標，同時我們還要考慮到環境發展，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尤其是對我們中國來說。

　　對于一個城市的市長或者一個省的省長，如果讓他們僅僅實現經濟發展的目標，是一回事兒，但是如果說給他們經濟和環境發展的兩個目標的話，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兒了。我們是以經濟發展為主，轉向經濟和環境發展并舉發展為主。如何實現這個轉變，這是非常關鍵的。

　　第二個轉變，從環境發展落后轉向環境和經濟同時發展，我想這對于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是一種“革命”。

　　第三個轉變，就是從僅僅依賴于行政手段，轉向依賴于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等。
“你們一定要考慮到把環境變化納入到國家的戰略規劃當中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 前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長官及聯合國駐內羅畢辦事處主任Klaus Topfer在去年北大舉辦的中德景觀高層學術研討會上給我們提出的忠告。

　　因為我們中國現在的面臨的局面在德國上世紀也曾經出現過，而且他們當時也有不少城市選擇了和我們中國現在制定的措施相似的舉措：“先發展經濟，再改善環境”。而最后的結果證明他們這樣的做法是將要花費更大的代價的，是一種目光短淺的做法。 Klaus Topfe教授同時還提出：我們現在都強調的是可持續發展，但是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們一定要將經濟、社會、環境保護三者結合起來，這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這次之所以將年度特別獎得主頒發給綠色GDP課題研究小組，從評委會的評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來其中的原因。評委對這項成果的評語是：“在質疑聲中走出并非完美的第一步，卻是邁向科學發展觀制度建設的一大步”。而這一點也恰恰與國外的先進城市發展觀念是吻合的，同時也是與溫總理提到的三個轉變是相吻合的。

　　可悲的是，課題組代表在發表獲獎感言時透漏，綠色GDP的核算并沒有獲得中國所有省份的支持。“這個獎，我們拿的很沉重。因為綠色GDP至今還沒有在地方政府層面取得共識。就在這兩天，已經有一些省市要求退出試點”。

　　但我們還是看到了希望，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副局長潘岳表示：環保總局一定會堅持到底。就算只剩下一個省，我們也要把它算完”。

　　參考文獻：
[1]：曾輝, 武劍鋒等著.綠色GDP研究的回顧與前瞻[J],環境保護,2006(5)：52--55
[2]：王如松,周鴻著.人與生態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3]：引自2006年11月18日  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