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設計”在質疑中前行 后遺癥導致城市失憶

　　9月21日，處于風口浪尖的國家大劇院的設計師安德魯說，他對“北京成為世界建筑師的‘試驗場’”這一說法表示反對。 　　也許是巧合。9月22日中央電視臺新臺址建設工程在北京市朝陽區CBD核心區奠基，這意味著飽受爭議的央視新大樓工程正式進入建設階段。 　　這是否就意味著“洋建筑試驗場”之爭塵埃落定，最終“洋建筑”占據了上風呢？ 　　[B]爭論，難以塵埃落定[/B] 　　從“蛋殼”(國家大劇院)到“鳥巢”(奧運會主體育場)，再到首都機場新航站樓，以及剛剛動工的央視大樓，中國建筑界針對國際建筑大師越來越多的承擔起中國標志性大型建筑設計的現象，始終爭論不息。爭論的內容從究竟誰該為建設這種標志性建筑的巨額代價埋單，到批判這種現象究竟是不是建筑的殖民傾向。 　　以中國建筑界泰斗兩院院士吳良鏞及著名建筑師吳晨為代表的一些建筑師，公開批判這種現象是一種建筑的殖民主義傾向，稱國際大師將中國作為了“實驗場”。而另一些建筑家和批評家則對他們的這種批評持反對態度，認為建筑的民族主義代表——“大屋頂”20年來早已證明是失敗之舉，國際大師把天才設計帶入北京將勢必帶動中國建筑水平的飛躍，排斥國外大師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 　　在國際上，一些媒體也把奧運會前的北京所進行的建設，描繪成了一場不計成本的豪華實驗。著名建筑師扎哈·哈迪德表示，有什么新主意新方案要付諸實施，在北京都可能做到，但其他地方不會允許。 　　對于安德魯9月21日的說法，反對者更是難以認同：以進入中國的外國建筑公司數量為標準，為“試驗場”之爭作結論，顯然混淆了概念。因為中國并不拒絕外國建筑公司的進入，中國拒絕的是那些“其它地方不會允許”的建筑。 　　種種跡象都在表明，爭論遠遠不到結束的時候。 　　[B]思考，覺醒的尷尬 [/B] 　　爭論必將促進更深層次的思考，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是，由于中國建筑教育起步較晚，而且因為自我封閉，沒能“與時俱進”，使得中國建筑設計師的整體水平與世界一流水平有一定差距。 　　建設部外事司司長李先逵直擊中國建筑界自身的軟肋：“中西文化要交融是必然的歷史趨勢。你要開放就不能擋住，關鍵是你自己有沒有免疫力、抗爭力或者創造力來對待這個問題。而我們首先就是理論混亂，認識混亂，說不清楚。”清華大學建筑學院院長秦佑國教授也再度拿出自己幾年前已經提出的看法：“中國建筑在工藝技術上一方面丟失了傳統手工藝，一方面現代工藝又沒有進步。” 　　對于地域文化的沖突，著名建筑評論家王明賢有更為深刻的思考，“國際大師現代性建筑與北京城市環境不協調的問題是一個城市規劃的整體問題，不是某個建筑自身的問題。” 　　隨著爭論從學術層面過渡到文化層面，覺醒也開始從具體現象升至殖民主義的高度。 　　在一次建筑論壇上，吳晨借用印度著名建筑家柯里亞的告誡，再次發表了對實驗場現象的激烈批判：“我們不反對國外先進的技術、理論在這里進行創造，但是我們要反對建筑的殖民文化；我們不反對向國外的卓越大師們虛心學習，但是我們要反對建筑文化中的自覺殖民主義。” 　　耐人尋味的是，在安德魯9月21日作出表態之前，沒有任何一位身陷爭論而飽受質疑的“洋建筑師”站出來應場。 　　仿佛是無奈，抑或是疼痛。日前，中科院院士，清華大學建筑與城市研究所所長吳良鏞，這樣勉勵他的建筑學博士研究生們：“一個建筑并不是不考慮美觀，但花多大的代價得到什么樣的美觀，以及是不是只有惟一的途徑才能得到美觀，不能不考慮。中國現在并沒有富得不在乎這幾十億。” 　　[B]歸宿，文化是根[/B] 　　無論爭論的過程怎樣，結果只能有一個。相對于“民族的，還是世界的”？立場的涇渭分明，文化是根，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同。 　　建筑是城市記憶的一部分，是人們在城市中最容易看到的最直觀的歷史。中國建筑學會教授級高級建筑師顧孟潮指出，城市面貌越來越趨同，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氛圍，就是所謂的“城市記憶”消失。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城市記憶如城市建筑等受到損壞乃至毀滅后而產生的綜合性后遺癥所致。 　　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準則，漠視中國文化，無視歷史文脈的繼承和發展，放棄對中國歷史文化內涵的探索，更是一種誤解與迷失。吳良鏞對此深為擔憂，“我們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學習吸取先進的科學技術，創造全球的優秀文化的同時，更要有一種文化自覺意識、文化自尊態度、文化自強的精神。”他同時指出，“‘中學’和‘西學’要結合起來，成功的建筑師從來就不是拘泥于國際式的現代建筑的樊籠。” 　　建設部科技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陳為邦教授說，西方建筑和城市建設文化的進一步融入中國，反映了我們建筑思想和城市規劃思想的進步與開放。然而，我們又應該非常冷靜地看到，并非一切都是外國的好，更不可迷信外國文化，而對自己的文化喪失信心。相反，我們的建筑設計、我們的城市規劃和城市設計，都應當努力開創有中國特色的新文化，要確立上對祖先，下對后人的無愧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