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運河醞釀申報世界遺產(chǎn) 河南袖手旁觀?

　　世界遺產(chǎn)大會在蘇州與中國大運河的短暫相逢，有可能讓大運河贏得新的榮譽———世界文化遺產(chǎn)。“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最長的人工河，也是中國唯一南北走向的長河，它和長城一樣是中國古代的工程奇跡。”正在此間出席第２８屆世界遺產(chǎn)大會的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對記者說，“鑒于大運河遺產(chǎn)的重要性和獨特的文化價值，中國將對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可能性和工作方案進行全面科學的評估論證，并在評估結(jié)果出來后，正式啟動申報工作。”

　　提起大運河，人們總是有意無意地認為，它只是“北起通州，南至杭州，貫通于１２９２年，連接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六省市，連接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１７９４公里的京杭大運河。”在這種幾成概念化的陳述中，河南在中國大運河中的“存在價值”也就被人們在有意無意之間給“刪除”了。

　　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chǎn)公約》的最新一版《行動指南》中，遺存運河和文化線路已被列入新的世界遺產(chǎn)種類。《行動指南》將其特點歸結(jié)為：“它們代表了人類的遷徙和流動，代表了多維度的商品、思想、知識和價值的互惠和持續(xù)不斷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產(chǎn)生的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流與相互滋養(yǎng)，這些滋養(yǎng)長期以來通過物質(zhì)和非物質(zhì)遺產(chǎn)不斷得到體現(xiàn)。”也因此，大運河的世界遺產(chǎn)價值被學者所發(fā)現(xiàn)，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院長俞孔堅教授說，大運河完全具備了《行動指南》的基本要素，并“具有毋庸置疑的突出普遍價值，它是標志著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遺產(chǎn)”。

　　大運河是中國封建政權賴以生存的南糧北運的大動脈。隋煬帝為加強對全國的政治控制，并讓江南地區(qū)的物資更方便地運到北方，即位之初就開始辦兩件大事：一是在洛陽建一座新的都城，叫東都；二是開一條貫通南北的大運河。

　　公元６０５年，隋煬帝派宇文愷負責造東都。在建造東都的同時，宇文愷還在洛陽造了個專供隋煬帝玩賞的大花園，是謂“西苑”。同年，隋煬帝下令征發(fā)河南、淮北百姓１００多萬人，開通一條從洛陽西苑到山陽（今江蘇淮安）的運河，是謂“通濟渠”；又征發(fā)淮南百姓１０多萬人，把山陽到江都（今江蘇揚州）的春秋時期吳王夫差開挖的“邗溝”予以疏通。由此，從洛陽到江南的水路交通得以貫通。

　　在之后的５年里，隋煬帝又兩次征發(fā)民工，開通從洛陽的黃河北岸到涿郡（今北京市）的運河，是謂“永濟渠”；開通京口（今江蘇鎮(zhèn)江）到余杭（今浙江杭州）的運河，是謂“江南河”。最后，４條運河連接起來，就成了一條貫通南北，全長２０００多公里的大運河。這就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guī)模最大的運河。

　　唐代對運河作過一些修整，如公元７４２年在三門峽以東曾開鑿一條渠道，是謂“天寶河”。后來，各朝歷代都繼續(xù)使用和修筑了大運河。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因全國政治、經(jīng)濟中心移到這里，元世祖忽必烈在１２８９年下令開鑿“會通河”，后又于１２９２年在北京與通縣之間開了“通惠河”，京杭大運河由此全線貫通。這樣，由杭州到北京就可以不繞道洛陽，而隋代開掘的部分河道由于年久淤塞，逐漸廢棄。現(xiàn)在的大運河，則基本上是元朝的河道。

　　隋煬帝開鑿大運河，這是歷史常識，其中心在洛陽，自不待言。至宋代，張擇端的歷史畫卷《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就是地處大運河兩岸的東京開封的絕世繁華。

　　目前，江蘇、山東等地已對大運河沿岸文物古跡和沿線文物埋藏區(qū)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調(diào)查與勘探，部分地段配合南水北調(diào)工程正在進行必要的搶救性考古發(fā)掘工作。“在保護的基礎上，合理利用大運河及其相關自然和文化遺產(chǎn)，在某種意義上可以使古運河獲得新生。”單霽翔說。

　　面對京杭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chǎn)，被有意無意間遺忘的河南，咋辦？中國大運河的歷史，就讓它“折壽”６８７年，開始于公元１２９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