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向組團式城市群躍升

　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牛文元在首屆“城市發展國際論壇”上演講時指出，應大力發展組團式城市群。 　　牛文元說，隨著經濟的發展，已經形成了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唐三大都市圈的雛形。這應該作為實現中國城市化的重要戰略手段來推動和發展。 　　組團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鑲嵌體系，體現出以城鄉互動、區域一體為特征的城市發展的高級演替形態。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規模、不同類型、不同結構之間相互聯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級、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間相互補充的城市立體網絡，二者之間的交互作用使得規模效應、集聚效應、輻射效應和聯動效應達到最大化，從而分享盡可能高的“發展紅利”，完整實現“區域發展動力、區域發展質量和區域發展公平”三者在內涵上的統一。 　　大力培育組團式城市群，既是中國城市化戰略進程的躍升，也是中國新一輪財富涌流的根本載體。今后中國必須堅持發展三大具有世界競爭力的組團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國城市化建設中的主力與經濟增長能力的“航母”。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牛文元說，用組團式城市群代替單一城市擴張，經濟上可以取得臺階式的提升；社會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結構；生態上可緩解城市的熱島效應；文化上便于多樣性的充分交融：系統上形成等級有序的效率體系。2l世紀中國城市化戰略應該是培育三大城市群(面)，創建七大城市帶(線)，發展若干中心城市(點)。中國城市化戰略一旦成熟與完備，將有全國人口的50％，將有全國GDP的80％，將有全國工業總產值的90％，將有全國進出口總額的95％在此地域上生成。可以預計，中國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的土地面積(約30萬平方公里)僅占全國陸地總面積的30‰，而其GDP的份額卻可達到全國GDP總量的65％左右，此時中國其他廣大地區的發展壓力才會得到真正的緩解。 　　牛文元說，在構建組團式城市群的過程中，必須逐步地實現四類經濟社會的根本轉變，即：在組團式城市群的地理范圍內，促進土地資源向土地資本的轉變；在投入拉動領域內，促進民間儲蓄向民間資本的轉變；在勞動力要素領域內，促進人口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變；在社會二元化結構的消除中，促進從擁有土地的農民身份向股民身份的轉變；在組團式城市群的頂層規劃中，促進從點狀形態向塊狀形態的轉變。 　　以上四大轉變，實質上是互相呼應的，對于全面解決組團式城市群進程中的難點問題：如投入成本問題、充分就業問題、啟動內部投資問題、保持社會穩定問題、確保農民利益問題等，是至關重要的，也是產生新思路、考慮新體制、設計新機制的重要切入點。 　　組團式城市群的構建，既有空問布局上的整體思考，又有產業布局上的合理調配，達到組團式城市群在結構上與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獲取“發展紅利”。所謂的發展紅利是指“區域整合之后所帶來的發展潛力與整合之前的現狀能力之差”。事實證明，當經濟主體從一個低級平臺向一個高級平臺整合時，生產力要素的組合趨好、資源配置趨優、專業化分工趨強、發展成本趨低，發展紅利自發獲取將呈非線性增長。例如從地級向省級規模整合時，發展紅利在原有基礎上平均提高10倍；從省級規模向跨省規模整合時，發展紅利在原有基礎上平均提高100倍。以此推算，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的發展紅利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約提升GDP1.8個百分點，相當于2l00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長江三角洲約提升GDP2.2個百分點，相當于29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京津環渤海約提升GDPI.3個百分點，相當于14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發育成熟后，所獲取的發展紅利約為6400億元(2001年不變價)。 　　牛文元還強調指出，在急劇推進的中國城市化過程中，中國城市化戰略的健康實施，必須走出認識上的三大“誤區”。 　　一是認為城市的發展必然引發“城市病”。他說，為此必須建立“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的全新觀念。 　　二是認為必須嚴格控制大城市的發展。牛文元說，不同規模的城市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城市規模結構是一個具有等級、共生、互補、高效和嚴格“生態位”的開放系統，大、中、小城市應當在統一規范下得到合理的發展，組團式城市群的形成與完善是達到這一要求的正確選擇。 　　三是認為城市化的結果應當是均衡分布、遍地開花。對此這位專家指出，應考慮到自然基礎、地理區位、發展階段和生態條件的差異對于城市格局與結構的影響。應充分認識到城市宏觀布局在時間、空間和速度上是非均衡、非對稱和非線性的。應該認識“以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不平衡，換取社會公平程度實現的相對均衡”這個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