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雕塑·公共藝術·百分比藝術

“城市雕塑”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熱”了起來，那時城市建設還沒有這般狂熱，城市雕塑主要用來裝點“城市形象”，比如城標等具有標志性和紀念性的宏大體量的作品。目前所說的“公共藝術”當時并不受重視，記得當時一個城市雕塑的研討會，就曾“聲討”過十三陵沿途出自工匠之手的勞作，有一座漢白玉的雕塑“表現”的是一個少數民族老大娘給解放軍戰士“喂”香蕉，印象極深：解放軍叔叔呈三角形端坐著，肅穆端莊，目不斜視，少數民族老大娘從側后探身將一個包開皮的香蕉遞到他的嘴邊。當時主要批評雕塑立意的膚淺和手法的粗俗，在現今這個見怪不怪的后現代時代，這個雕塑也許更具有象征與反諷趣味。 近幾年國內城市建設狂熱，已經匯入超城市化的洪流，城市雕塑也成為社區的常見和必備的飾物，生產更有日趨產業化的趨勢。據說南京正在成為城市雕塑的加工中心，在那里，城市雕塑的最重要的環節——創作——已經被圖庫取代了，所謂城市雕塑成為可在人類幾千年的雕塑的圖片中任意圈選的、最后由官員“欽定”的物美價廉的物件。在那里，寫實與抽象的區別只是在加工的難度和材料的價格上反映出來，那真是理論家們期盼的狂歡時代到來的象征。 前幾天應邀到中央美院參加“奧運·雕塑·城市文化”研討會，會上大談奧運雕塑公園，原以為雕塑界對當今“公共藝術”的潮流知之甚少，就發表了一通有關公共藝術與百分比藝術的言論。沒想到這兩個詞組馬上成為以后的發言中頻頻出現的熟詞，在對北京奧運具有借鑒意義的巴塞羅那、漢城和悉尼的奧運城市雕塑模式的陳述中，公共藝術和百分比藝術都成為繞不過去的“概念”。當然，我也注意到這兩個詞組更多的意義上是被從概念而非觀念 的界面去理解，雕塑家們愿意更多地從環境的意義上進行城市雕塑創作，但首先關心的是 “活兒”和造價，在這方面，“城市雕塑”顯然比“公共藝術”更實際、更具有操作性、更符合國情、也更有回報，至于以致力于提升環境的空間質量為己任的公共藝術，管他娘！ 單從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上講，“公共藝術”應該涵容“城市雕塑”，但是在國內，語境中似乎公共藝術是城市雕塑的一種更為時尚的說法而已，它確實反映了創作觀念上的巨大差異。卡特琳·古特（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Ｇｒｏｕｔ）的《藝術介入空間》是一本大力鼓吹空間藝術的深入淺出的好書，臺灣藝術評論家黃海鳴在該書的導讀中概述了她的“公共藝術”觀：“（公共藝術）不要再專注于創造具象物件，責成觀眾對這物件專注地回應，而是要創造人與整體環境的新關系，也就是無所不在、也不可言詮的偶發感應。作品并不針對紀念一個事件、一個人物，不悼念、也不慶祝任何事物，不再現任何權力中心，只是促成‘公共空間’的‘出現’以及‘交流’，不做無謂的添加，根據現場狀況，找出場所中所缺的東西，以最少的介入去促成。” 公共藝術是謙虛的藝術，個人敘述的藝術，直覺的藝術，也是需要引起社群“既私密又普遍”共鳴的藝術，它應該是對環境空間質量的揭示與提升。《藝術介入空間》中一個著名的作品，是諾伯特·拉德瑪赫的《長凳（夏天／冬天）》。在瑞士比安的一個可以飽攬湖光山色的水岸的兩張黃色長椅上，藝術家在椅背上挖鑿并安放了圓形的、設計典雅素樸的當地名產時鐘。這是一種有意將公共經驗陌生化的處理手法，與我們平常所熟悉的公共空間中類型化的時鐘不同，長椅上的時鐘很小，它只會引起坐在椅子上的人的注意，這樣，人與長凳上的時鐘似乎形成了某種“私密”性的關系；但是時鐘里轉動著的時間卻是公共的、世界性的，它把人在湖邊閑暇也納入了某種“公共秩序”之中。而且兩個時鐘相差一小時（ 這是當地夏令時制的反映），這就引發了有關時間問題的一系列思考——“當我們面對著湖面，現在是幾點呢？……或者說，在這里，決定性的標準是什么？是法定的時間、個人一天活動的時間 、還是自然光的時間？”由此，《長凳》將關于時間問題的思考引向更深的個人經驗，這正是公共藝術的魅力所在，它提供了以個人化的經驗感受公共環境／空間／藝術的可能性。 至于百分比藝術，則是公共藝術的法治化，它源自國外 ＦＯＲ ＡＲＴＳ（藝術基金）的說法， １９９２年６月，臺灣經“立院”三讀通過《文化藝術獎助條例》，其中最受關注的第二章第九條云：公有建筑物所有人，應設置藝術品，美化建筑物與環境，且其價值不得少于該建筑物造價百分之一。這就是“百分比藝術”的由來，當然，這是臺灣的藝術家和知識界付出了艱辛而漫長的努力的結果。公共藝術的“百分比”化就是把公共藝術（也包括“城市雕塑”）納入到了當代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軌道，它對于提升城市的空間質量，具有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 北京奧運近在２００８ 年，所有人都希望它成為歷史上最好的奧運會，但是面對公共藝術尚難以在觀念界面上普及于藝術界和社會的現實（更不要說“百分比藝術”），要成為“最好”，真是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