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觀設計：續唱新文化運動之歌

　　85年前的新文化運動，特別是白話文革命，不僅影響了文學，更成為一場全方位的思想革命，建筑文化在新文化運動中也汲取了很多的營養。對于當代中國城市景觀建設，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出的觀點也十分適用，比如文學改良八法：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反觀現代城市當中的建筑與景觀，有很多是無病呻吟或盲目模仿之作。日前在中央美院舉辦的“為中國而設計”全國首界環境藝術設計大展的論壇上，北京大學景觀設計研究院院長俞孔堅再次高舉“白話運動”的大旗，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呼吁中國當代設計學，特別是景觀設計學要實現現代化，必須繼續接受“五四”精神的洗禮,必須懷抱民族身份危機和人地關系危機兩大危機意識，抱有“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的新的社會和土地的倫理，設計和創造白話的城市和白話的景觀。城市要尊重平常與平民，回到人性與公民性，回到土地與地方性，以獲得當代中國人的民族身份，重建人地關系的和諧。 　　[B]第一大危機：民族身份和文化認同危機[/B] 　　俞孔堅認為，中國目前主要存在著民族身份與人地關系兩大危機。其中第一大危機，就是中國民族身份和文化認同的危機。 　　雖然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民族身份和文化認同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而在當今中國尤其令人擔憂。在200年以前或者150年前可以說中國有一種明確的民族身份，或者說不存在文化認同問題。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歷史了，大家都認同這個民族，黃種人，黃皮膚，認同于我們的祖先黃帝；地理空間上，我們認同于“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的整體環境；無論夷夏，我們認同于華夏文化，這個民族的身份鮮明地表現在封建帝王的大一統下，我們認同于乾隆大帝，認同于康熙大帝，認同于唐太宗，甚至認同于秦始皇；我們的身份證便是帝王們的紫禁城甚至于他們揮霍民脂民膏建設的離宮別苑、士大夫們的山水園林、無數同胞血汗構筑的長城,無數勞役開鑿的大運河。古典的、封建的、帝王的中國，這種民族身份是很鮮明的，所以世界的其他民族會把中國人稱作唐人或者宋人，或者叫漢人，正因為認同了一種獨特的民族特征，獨特的建筑和獨特的文化。翻開到2003年為止的世界遺產目錄，被認為代表中國的世界遺產有29項，除了其中的4項為自然遺產和為數可憐的反映人民生活歷史的文化景觀外，絕大多數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們的宮苑和死后的墳墓、及其為維護其統治的宗教廟宇建筑。我們當然要萬分珍惜歷史遺產，保護和善待它們是文明程度的標志。但作為現代中國人，難道還要繼續這種古典的認同嗎，或者別的？我們當代的文化認同是什么呢？用什么來作為現代中國人的身份證？ 　　作為民族身份象征之一的中國建筑文化在今天正面臨著多方面的危機，包括欣欣向榮的建筑市場下地域文化的失落、城市大建設高潮中對傳統文化的大破壞、全球化對地域文化的撞擊等等。這種建筑文化危機正是又一次文化認同危機的結果，城市景觀建設中的貪大求洋、歐陸風的興起無不是這種危機的表現。 　　如果說殖民建筑、“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式的公園，以及對傳統中國建筑的模仿，是“五四”時代第一次文化認同危機在設計學領域的體現的話，“城市化妝運動”正是當代第二次文化認同危機為城市景觀建設帶來的惡果。俞孔堅呼吁，作為當代中國設計師，應該致力于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文化的進步。而決不應讓“城市化妝運動”背后的落后思想遮擋設計學的現代化，特別是景觀設計領域民主和科學的現代化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當代中國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么？是每一個設計師所應該回答的問題。法國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非常宏偉巨大，它跟圓明園是同時代的，這是西方巴洛克的民族身份；中國的紫禁城，是中國封建帝國的經典，同樣令人嘆為觀止。從古希臘，羅馬帝國，再到法蘭西，同樣的語言、同樣的形式、甚至同樣的精神，如同一個不散的幽靈，最終來到了中國的城市，成為當代許多中國人主動或被動的認同。幾乎每一個城市至少有一個大廣場，幾乎所有這些廣場的模范就是凡爾賽宮前的廣場和模紋花壇，或是羅馬圣比德廣場，或者是北京太和殿前的廣場：我們在認同古典歐洲的君主和教皇、或者認同于古典中國的帝王和士大夫。 　　而與此同時，人們也在認同一些所謂“最現代”的建筑和景觀，這些建筑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建筑，但它們耗資巨大，在這種建筑的背后，實際上是用一種“暴富”的心態來接受一種“帝國”的建筑。當今，任何一個經歷過現代化發展的國家都不可能再蓋這種建筑，因為，它們違背了基本的現代精神——理性、科學與民主、功能服從形式，而是在用十倍、甚至更昂貴的花費，在造一個具有同樣功能的展示建筑。正是在當代的中國，那些“帝國”建筑師們實現了他們的“帝國”夢想。 　　無論是帝王的建筑還是殖民的建筑，邊緣上的中國使我們的文化與民族面臨身份的危機：是古典的西方帝國？封建的中國古典？還是帝國的現代西方？ 　　[B]第二大危機：人地關系的危機[/B] 　　去年，互聯網上曾經廣泛傳播著一張衛星遙感的地球影像，在影像上，中國的國土是一幅何等遼闊而又枯黃的土地。與鄰國相比，中國版圖的綠色十分稀缺。俞孔堅說：“我似乎看到年邁多病的母親在向貪婪的兒女們擠盡最后的乳汁。而如果我們將這影像在某一點放大，就可以看到湖南山中的一座吊腳樓前，三五位老鄉正用被幾代人使用過的鋤頭，將一株百齡老樟樹，從祖先的墳旁連根挖起，砍掉茂密的枝葉，從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大樹收購商手里接過60元人民幣，眼巴巴地望著拖拉機將那斷了枝葉的祖先手植樹運往城里……當老樟樹再次出現在城市景觀大道旁邊或高檔別墅區里時，已是身價萬計，而留給土地的不僅僅是那個黃土坑，還有那黃色的溪流；失去的也不僅僅是茂密的枝葉，還有包括那棵樹上的昆蟲和地下的蚯蚓在內的整個生態系統，以及那庇護家園的'風水'。這就是所謂的城市美化和綠化，在搞所謂的房地產建設和城市建設。而整個過程中，設計師多半是個幫兇。” 　　據研究，在未來近十多年時間內，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將從目前的36%達到65%。同時，中國大城市的郊區化也已經開始，并日益嚴重。以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對比為例，可以發現城市無節制的蔓延是多么的快速，大地景觀的變化是多么的劇烈和讓人生畏。未來北京CBD的電腦模擬圖，國際大都市的另一位競爭者——上海的電腦模擬圖，都昭示了未來中國居民的身份和處境。那被填去、污染的和被硬化的河流等等都昭示著中國人地關系面臨空前的危機。 　　[B]續唱新文化運動之歌[/B] 　　俞孔堅說，面對嚴峻的民族身份和人地關系這兩大危機，繼續新文化運動，重新認識“五四”運動提倡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和反帝反封建，完成85年前沒有完全實現的文藝復興的使命，對設計學科的現代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文學革命和白話文是新文化運動的最巨大的成果。回顧一下當年對文言文的批判，再來認識我們現在城市景觀建設領域的某些思想意識，就會發現歷史是何其驚人的相似。 　　在當時，由于歷史造成的分離，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早已脫離普通民眾，脫離日常生活，僅僅作為一種上層身份的標識存在于正式的通電、文告之中。因此，白話文倡導者們提出要打倒和廢除這些“死文字”，因為“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而在舊派人士，卻一定要維護文言文這“天下至美”的文字，維護士大夫與“引車賣漿之徒”相區別的一種身份。 　　作為開啟中國現代化進程標志的五四運動已經過去近80多年了，而中國的城市，特別是中國的園林，除了將“拆”舊建新外，卻似乎并沒有受到新文化運動的真正洗禮。相反，暴發戶加封建帝王式的城市景觀成為當今城市化妝運動的主角。一向被奉為國粹的封建士大夫園林卻成為中國五千年封建意識形態的最終庇護所，揮之不去的亭臺樓閣，小橋流水，曲徑通幽，與橫行于中國城市的化妝運動相雜交，再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會以古羅馬廢墟和圓明園廢墟的亡靈，生出了一個個中國當代城市景觀的怪胎。這是中國目前城市景觀、城市的建筑、特別是城市的園林和建設的一種危機。 　　為什么中國設計學，特別是景觀設計會落后呢？俞孔堅認為有以下幾大原因： 　　第一個方面，“五四”之后，從思想文化本身來講，新文化運動沒能繼續走向深層，幾千年來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形態仍然存在于社會深處。 　　第二個方面，可以說是一種時代的陰差陽錯，很多杰出的設計師沒有機會、沒有時間去開展現代景觀設計研究和實踐，而層出不窮的政治動蕩，和對西方意識形態的批判，最終都使中國設計界在國際現代設計思潮最活躍的時代，失去了參與和交流的機會。 　　第三個方面，改革開放后，在已經全方位落后于西方的情況下，文化認同上的混亂導致了兩種反差極大的設計思潮，一方面是崇洋運動，誤解現代設計的精神，而把西方設計的形式當作現代；另一方面是國粹運動，所謂奪回古城風貌運動，這兩者實際上都是現代化的敵人。而所有這些方面，最根本的是體現在景觀設計教育上的落后，其中包括全民設計美育上的空白。 　　俞孔堅說，提出白話的建筑、白話的景觀和白話的城市，決不等于西方現代的形式，而是理性與科學、民主和平民化的精神。我們中國，不論在大陸還是臺灣，都有大量看上去很“現代”的作品，但是，如果我們用民主性和科學性去衡量，它們未必有很高的現代性。這就是說，它們仿了西方現代建筑的外形，卻并沒有獲得現代建筑的本質。我們城市街上看到很多的現代建筑，哪怕是最現代的形式，如同舊傳統和古典的形式一樣，如果沒有現代精神，實際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識、封建帝王意識、以及帝國意識的體現。一百個國家大劇院或一千個“央視大樓”這樣看似“現代西方”的建筑，一萬條“世紀大道”、十萬個巴洛克式的“市政廣場”，和百萬個以展示政績為目的和移植堆積大樹而形成的“中央公園”，都只能使我們的城市和景觀離平民越來越遠，離科學與民主越來越遠，離現代化越來越遠，離和諧的人地關系越來越遠。因為，它們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識和暴發戶意識以及古典中國封建士大夫意識的幽靈附體。最多是幼稚的城市或景觀現代觀的體現。特別是園林，我們還在搖頭晃腦陶醉于我們的國粹園林，當然我決不是置疑它們作為文化遺產的價值，但是如果還是用它的原則，用它的理念來造現代中國廣大城市居民日常需要的城市景觀，重新拾起士大夫的精神，那顯然是大錯特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