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最具“星星”精神的人(圖)

[img]http://m.36byz.com/upload/news/20041027193758549.jpg[/img] 　　凝重的外表并無法掩蓋艾未未叛逆而又憤怒的靈魂，這也許是他被認為最具“星星”精神的原因。 　　艾未未參加了兩次星星畫展，但卻幾乎沒有參加星星舉行的任何活動。在大大小小的畫冊和報道中，人們知道了艾未未與那個時代的關系。黃銳說，星星和《今天》無疑是邊緣的，但在那時候，他們是站在舞臺上的，紅色的燈光下，他們是正面的，在藍色的燈光下，他們也許就是反面的。走下舞臺，也許他們什么也不是。艾未未說，這是架在一個真空時代的舞臺，他的狀態也是真空的。他始終躲在喧囂的舞臺的最深處，遠遠地看著。說不清自己的角色。 　　10月18日，我去拜訪艾未未，他的院子里新養了兩只羊。生活似乎又增添了幾分靜謐和溫情。現在的艾未未似乎是一個可以決定自己干些什么的人。他是鳥巢的設計者赫爾佐格與德穆隆的合作伙伴。是名聲在外的著名前衛藝術家。是多項工程和景觀的設計人。生活在由自己設計的登上了多家國際知名建筑雜志的“艾未未倉庫”中。我有些艱難地將他拉回到那個對他來講并不輕松的年代。他的回憶中混雜著跨越了20多年的情緒和感覺，有時候，很難分清哪些是現在的，哪些是屬于過去的。以下為艾未未口述記錄： 　　在一個沒有藝術的時代，他為什么選擇了藝術？ 　　[B]詩人的兒子：孤寂的真空[/B]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們全家都下放新疆了。到1976年，毛去世了，父親（詩人艾青）才帶著我們回來，他被允許回北京治療眼病。我們那時候沒有房子，全家借住在一個工人家里，他是一個詩歌愛好者。我那年18歲，剛好高中畢業。整天呆在家中，無所事事。那時的北京給我的印象是灰色的，靜謐的，叫人窒悶、恐懼。我沒有任何朋友。父親不喜歡我這種游手好閑的樣子，覺得我應該和其他孩子一樣去插隊。我就當沒聽見，每天騎著自行車四處走。1976年，是一個時代的真空，也是我人生的真空，我不知道自己應該做點什么。 　　那確實是一段苦悶的日子，有時候會感到一種深深的無聊。旺盛的精力好像無從釋放。我家那時住西城豐盛胡同，我騎著自行車30分鐘就能到頤和園，頤和園那時候是北京人談戀愛的好去處，我就跑去看人家談戀愛，幻想著自己也有個女朋友。記得有一次，我在頤和園的小樹林里撿到一個避孕套，我看著這個避孕套，覺得這東西簡直太新奇了，似乎世界的一切、人生的命運都能融在這個小小的套子里。那時的世界真的是一種禪的境界，但是禪是有深意的，我們卻什么都沒有。如今，看著一份日報，上面的事情比那時候半年發生的事情都多。 　　為了逃避插隊，我不得不找點事情做，搪塞父親，于是很偶然地想到了畫畫。在當時，像我這種出身的，實在做不了什么。 　　我每天一大早出門，畫街景，畫行人，到中山公園畫牡丹，到頤和園畫小樹林，我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圓明園，那時候圓明園不是公園，是一片荒地。一天下來可能也看不到一個人。我經常獨自呆在那里，一畫就是一天。圓明園的氣氛和我的心情很近，我喜歡那里的一切。記得有一次，我在圓明園寫生的時候，看到一群外國人，鋪著地毯，一邊野餐，一邊好像演著一部話劇。遠遠地聽不到聲音，只看到一個人站起來比劃著說一通，另一個人又站起來同樣比劃著說一通。我一直看著，恍如隔世一般。 　　那時候有許多人知道父親回北京了，都過來看父親。美術界的張仃、學者楊羨義等都是家中的常客。我記得他們那時候在一塊除了一起寫寫字、聊聊文化上的事就是議論一些社會上的小道消息。某某被平反了，某某要被放出來了。兩三年里，這些東西成了人們最主要的精神食糧，左右著全家的喜怒哀樂。當然，除了聊這些事情，還聊聊彼此小孩的情況。楊羨義那時候知道我在畫畫，于是送給我一本后期印象派的畫冊。里面有凡高、塞尚、高更等人的作品，這本書是外版的，開本很小但印刷得十分精美。這本小畫冊一下子就成了我的圣經，甚至比圣經還要神圣，從此，那些死抱著傳統觀念的畫家再跟我說什么我都不信了。在那個信息閉塞的時代，要找到這樣一本介紹西方現代派的畫冊，確實是可遇不可求的。我照著每幅作品臨摹，后來參加星星畫展的作品基本就是后期印象派的風格。 　　除了這本畫冊外，工藝美院的教授鄭可是在繪畫方面給我幫助最大的人。他那時也經常來我家找父親，但與別人不同，他每次來必要看我的新畫，如果看不到就很不高興。為了這個，我一點也不敢偷懶，鄭可看了我的畫總是很鼓勵，而且像老師一樣細心指導。1978年恢復高考，北京電影學院是第一個開始招生的藝術院校。鄭可把報名表拿給我，我就參加了考試，去考試的人大多是藝術院校的教師子弟，許多學生和監考老師很熟，我很順利地考取了。對大多數人而言，這是一種幸運，但對我來說，從此每天更加度日如年。我像一個邊緣人，與那個環境永遠沒法融合在一起。 　　如果不是那段相識，也許便意味著錯過那段歷史 　　[B]與振開的相識[/B] 　　我與“星星”，《今天》一直是一種很松散的關系。我沒有參與他們的一系列組織活動，跟這之中許多成員的關系也比較一般。與這場運動結緣，是因為結識了趙振開（北島）。記得有一天，華僑詩人蔡其矯帶了一個年輕人來我家拜見父親。蔡其矯主要寫作情詩，因為那時候根本沒人寫情詩，所以很多年輕的詩人都尊他為老師。這個年輕人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軍便裝，臉色蒼白，手里拿著一份手稿。我記得就是那時候常見的400字的稿紙，上面工工整整地寫著自己的詩，沒有一絲涂改的痕跡。他很尊敬地把手稿留給父親，坐了一會就走了。這是我與振開第一次見面。我們那時候都很喜歡振開寫的詩，比如那些現在耳熟能詳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當然，現在看這些詩句很幼稚，但在那時候，這些詩是很鼓舞人的。 　　于是后來，振開經常來我家。我們年紀相仿很快就熟了，他知道我在畫畫，也經常和我討論美術。拿到那本印象派的小冊子，我馬上就借給他看，然后他又傳給很多人看。等那本小冊子還回來的時候，我發現上面用鉛筆密密麻麻地寫了很多，振開把大多數文章都翻譯了。 　　就這樣，我又結識了芒克等人。他們那時候經常在八一湖、圓明園或者櫻桃溝舉行露天的詩會。我也參加了好幾次。那時候的聚會不像現在，一個電話就約定了。那時誰家也沒有電話，都是騎著輛自行車，直接過去找。如果不在家，就等一會。現在想起來挺有趣的，大家這樣見面，總是感覺很親切。 　　但是，說實話，我并不是特別喜歡參加這種聚會。我不是在北京這種大城市長大的，所以總覺得和這些人在一起有一種隔閡。盡管是在一個像荒漠一樣的時代，但仍然有那個時代的時尚。比如我們這個圈子那時候崇尚各種各樣的洋玩意，崇尚交個漂亮女朋友。而且帶著種文人氣，有時候會叫我覺得有些不自在。振開的身上也有這種東西，記得有一次，他到北影找我，把我叫出來又不說話，我們推著車子走了很遠很遠，最后他才說他和誰誰在談戀愛。這讓我覺得有些別扭。不過，我與振開的關系自始至終是最好的。他的第一本詩集便請我為他繪制了封面。 　　也是通過振開，我結識了黃銳。1979年春的一天，他說要組織個畫展，想叫我參加，我便同意了，然后送了一些作品過去。但是在畫展開幕的時候，我和家人一起去了上海。游行也沒有參加。當然，如果我在北京，大概也不會參加這種活動。我和他們不一樣，在那時沒有強烈的想要改造社會的欲望。 　　當有這樣一些年輕人追尋個性之時，時代的大多數在追尋著什么？ 　　[B]北影的日子：最黯淡的時光[/B] 　　在星星和《今天》這個圈子里，像我這樣有機會上大學的也就兩三個。在許多人的眼里我是幸運的。但是北影留給我的卻只有苦悶，那段時光是我最黯淡的日子。每天，我奇怪地看著周圍的人，一種惡心的感覺就涌上心頭。我身邊幾乎每個人都顯得那么激動，他們沉浸在洋洋自得的喜悅中，無時無刻不流露著一種天之驕子的優越感。 　　我不得不把時間和精力耗費在那些毫無意義的與社會現實毫無關系的課程上，面對著枯燥的石膏像。而我的同學們卻顯得一個個精力旺盛，看過一部外國電影后，便把那里面的畫面畫下來，還把這種東西當成一種時尚。看著這些人看著亞里士多德的石膏像我就感到憤怒，有一天，我趁人不注意把教室里的石膏像摔了個粉碎…… 　　1981年出國前，在大使館辦簽證的時候，外交官問我去美國做什么，我說去那里學習藝術，外交官又問我，你現在學什么的，我回答學動畫的。他很吃驚地說，那你一定會去迪斯尼了？我說，是啊，我當然會去。于是，就這樣，我踏上了去美國的留學路。 　　[B]鏈接[/B] 　　1979年9月27日，由黃銳、馬德升、王克平等發起的星星美展在中國美術館外的街心公園舉行。展出的繪畫和雕塑作品以西方表現主義風格為主。在大多數只見過正統國畫、油畫的群眾中引起巨大反響。 　　展覽在11月重新舉辦。次年，第二屆星星美展吸引了8萬名觀眾。受到全國關注。同時一些作品引發極大爭議。1981年之后，“星星畫展”主要成員則陸續出國。馬德升、王克平至今仍定居巴黎。 　　口述：艾未未 　　采寫：本報記者張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