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劉伯英：態度決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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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英：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北京華清安地建筑設計事務所有限公司總經理；著有《城市工業用地更新與工業遺產保護》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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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對于我國工業遺產保護有著多年持續的關注與研究，您認為近年來我國對于該領域的關注有了哪些轉變？

　　劉伯英（以下簡稱劉）：我是在2004年開始關注工業遺產保護的。當時我接觸的第一個該類型的項目，是成都某無縫鋼管廠在搬遷之后廠址更新的規劃。原有的廠房是由匈牙利援建的，最長的廠房有900m。當時主辦方為這個項目舉辦了國際競賽，我們當時在方案中提出工業遺產保護的概念，并落實到了控制性詳細規劃的層面—把最長的廠房保留下來，改造為商業娛樂設施，以及一所學校。但政府當時還未能意識到工業遺產的重要性，他們所考慮的是如何打通城市道路，因此那些廠房兩個星期內就被拆完了，很可惜。

　　從那時起我就一直非常關注工業遺產保護。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的研究生曾經做過一個調查，發現北京搬遷后的工業企業用地，75%都被用作了房地產開發。被拆除的有價值的工業建筑太多了，留下的工業遺產少之又少，工業遺產保護經歷了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目前我國已經逐漸意識到工業遺產的價值了，我們如今還能看到一些保留下來的工業建筑，但際上不知道已經拆了多少。例如北京的CB?D在建國初期曾是工業區，有些還是蘇聯援建的企業，有很典型的蘇式廠房的特征。CB?D面積近4km2，拆除的43家企業占到了CB?D占地面積的65%。如今的CB?D已經完全沒有了北京老工業區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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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景山上眺望改造后的首鋼園區（圖片版權：周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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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目前工業遺產保護的途徑有哪些？

　　劉：在工業遺產保護的實施層面，絕大部分工業遺產都不是文物，不能通過文物保護的途徑去實現，所以工業遺產保護在我國當前是缺乏操作法律依據的。怎么將它們保留下來？工業遺產是附著在工業用地之上的，所以北京現在主要的方式是通過規劃的手段來實現對有價值的工業建筑物的保護。在現狀調查的基礎上先確定有價值的構筑物和建筑，制定保護名錄，把保護建構筑物比較集中的區域，參照歷史文化街區劃定的方式，劃定為工業遺產保護區。并將此作為今后城市開發建設的前提條件，在土地一級開發時將工業遺產保護成本、土地污染治理成本計算在其中。比如首鋼、北京焦化廠的工業遺產保護都是采取這樣的方式。這樣的方式考慮到工業企業搬遷之后，將以往的工業用地轉化為滿足城市新功能的用地，雖然還是以開發建設為主，但希望在開發建設的過程中通過有效的手段保留下一些有價值的遺產。上海對于工業退出城市中心區后，推行的工業用地更新模式是“3個1/?3”的政策—1/3保留、1/3改造、1/3開發。正是在這個政策的引導下，上海才出現很多利用工業廠房改造的創意產業園，大大小小已有70多個，對上海創業轉型和升級創造了良好的物質空間。

　　在一個城市匯集如此多的創意產業園，是否會有雷同？

　　劉：上海、北京是創意城市，與創意相關的設計、藝術等方面的人才很多，每個產業園的重點也都有所不同。北京最著名的就是798，上海M50原本是春明紡織廠，現在變成了北京798一樣的藝術聚落；八號橋這個產業園里有SO?M、B+H這樣眾多的國外建筑設計公司。還有服裝產業園、工業設計產業園、動漫產業園、雕塑公園等等，每一個都有不一樣的主題。但其他城市是否一定按照這個套路來搞，還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需要因地制宜地來考慮；國外工業遺產保護和工業建筑改造利用的方式原比我們豐富，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目前國內工業用地更新的實例中，其前身以哪種產業居多？這些場地位于城市的哪些地帶？

　　劉：目前各種產業都有，例如機械制造廠、紡織廠、食品廠、印刷廠。在城市中心的企業以食品廠、印刷廠、弄堂工廠這類小規模的工廠居多。城市周邊以例如焦化廠、化工廠、鋼鐵廠這類的大型工廠居多。這些場地更新的原因一方面是城市發展的需要，城市在不斷擴大，原本位于城市邊緣地帶的工業區，隨著城市的發展逐漸變成了城市的中心地帶。工業用地的土地利用強度不高，占地面積又很大，很多城市道路無法穿過，對城市交通影響很大，污染對城市影響也很嚴重。從城市發展的角度講，最終會把工業擠走；從企業的角度講，企業也希望有更大的空間去發展。來自城市與企業雙方面的需要，促使了這些工業企業的搬遷。

　　目前我國工業遺產保護面臨怎樣的困境？

　　劉：最主要的問題是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首先大量的工業遺產不是文物，本身沒有法律身份。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的工業遺產只有13處，還有一些“優秀歷史建筑”或“優秀近現代建筑”中的工業遺產，受到法律的保護。但還有大量的工業廠房價值沒那么大，無法列入各級保護當中去，但從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應該提倡工業建筑的改造利用，這就需要在工業用地更新中通過城市規劃和產業發展政策來引導。

　　其次，目前的廠房改造多處于“違章”的狀態。因為土地原有的用地性質是工業，但建筑被改造之后，建筑用途、規模都改變了，與目前土地和城市規劃管理政策存在矛盾，無法辦理相關的手續。其次是目前的改造多是由藝術家自己設計施工的，沒有按照相應的建筑規范來執行，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

　　當您接手一個工業用地更新的項目時，您會特殊考慮哪些方面的問題？

　　劉：當接到一個工業用地更新的項目時，那里肯定不是一塊白地，里面有廠房、有設施設備，很多職工曾在這里工作、生活。他們的生活因企業的搬遷而變化。例如北京焦化廠，原本有3?000多名的職工，只有一部分人去了位于唐山的新工廠，一部分人是由于不愿離開北京而留下了，還有一部分因為新工廠的技術升級，他們的原有知識結構已經不適用了，被新的生產線所淘汰。這些人該如何安置？這是工業用地更新必須面對的社會問題，絕對不是在這塊地上蓋上新樓就可以解決的。

　　其次，我們提倡要保護工業遺產，保留廠房、設施設備，但這些在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賬戶里還是有殘值的。如果要將這些固定資產留下來，誰來買單？

　　再次就是工廠污染處理的問題。早期，我們的工業模式比較粗放，對于環保不夠重視?；S、農藥廠、焦化廠等對于土壤污染非常嚴重，但我國目前還缺乏明確的對于不同功能用途的土壤質量標準。有些工業區被改造成了居住區，把原本的廠址推平，蓋上住宅樓，設計成花園，看上去生態環境不錯，但實際上那些受污染的土壤還在原地，污染物質還是會滲透或揮發出來。在國外會有細分的標準：原本的土地是受到哪種類別的污染、污染程度如何、改造為商業用地要怎樣處理、改造為住宅區有該采取怎樣的手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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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鋼新園區內實景（圖片版權：周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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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您參與的北京焦化廠工業遺址保護與開發利用項目中，您是如何來處理這3個問題的呢？

　　劉：北京焦化廠搬遷之后，大約有1200名職工需要安置，其中有一半的員工由焦化廠的上一級集團為他們安置新的工作。因此我們的方案中就需要將剩余600人的安置問題納入考量之中，焦化廠北區原本為工業生產區，一部分用地規劃為遺址公園，可以為原廠職工安排導游、設施設備維護等工作。南區被規劃為辦公寫字樓，可以安排物業管理工作。
目前，焦化廠不在保護名錄中的工業建構筑物已近拆除，留下來的在資產處置問題上仍懸而未決。而在工業遺產保護的過程中，任何懸而未決的因素都有可能成為拆除的理由，這是非常危險的。關鍵在于我們是為保護積極尋找出路，還是為拆除千方百計地找借口？態度將會決定結果。
　　對于土壤污染的問題，我們當時聯合了專業的生態修復公司。通過在焦化廠不同的工藝生產流程位置對土壤進行采樣分析后，得出整個場地的污染狀況—主要的污染成分以及分布。根據這些分析，提出綜合考慮時間、成本的土壤修復方式。污染治理是一門設計之外的學科，在工業用地更新的項目中需要與專業人士緊密合作。

　　在您與彼得•拉茨（Peter?Latz）合作《首鋼工業區遺址保護規劃》時，他帶來了怎樣的一些觀念？
　　
　　劉：他們的理念與我們是不一樣的，他們的心態更為平和，所謂保留就是先留下來別動，或是只作很小的改動和維護。但目前我國大部分保留的意圖還是在于利用，而且這種利用很可能為了追求更多的經濟利益，成為過度利用，甚至破壞了遺產的歷史信息。工業遺產所賦予我們的工業文明、精神意義和教育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挖掘。所以我們更加期待通過工業遺產保護以公共利益優先為原則，更多地為社會服務。（涂先明、陳凱兒?采訪；涂先明?整理）

　　原文摘自《景觀設計學》2012，（04），總24期：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