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痛批“文化產業化” 觀念絕對錯誤 扭曲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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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6日，新京報專訪天津大學文學藝術研究院院長馮驥才。新京報記者周崗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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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多年來致力于文化遺產保護的馮驥才來說，六月的腳步依然是忙碌的。這個月初，他主持成立了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研究中心。那之后他又獲得了一項國際藝術贊助大獎，但他卻把1.5萬歐元獎金轉手相贈。身材高大的馮驥才待人溫和，只有談到被破壞的傳統文化時，會憤而拍擊坐椅扶手。談及城鎮化對中國文化的根，對傳統村落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侵蝕，他直言“是一種斷子絕孫式的破壞”。馮驥才特別提出，在一個非正常的轉型時期，不能完全讓民間文化正常消亡。

　　馮驥才，1942年生于天津，當代著名作家、書畫家、民間文藝家。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小說學會會長，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院長。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致力于城市文化和民間文化遺產的搶救與保護。今年6月4日，在天津大學主持成立了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研究中心。

　　粗暴的城鎮化進程對中國文化的根，特別是對非遺，是一種斷子絕孫式的破壞。

　　我們要特別提出“文化保護”，在一個非正常的轉型時期，不能完全讓民間文化正常消亡。
　　國家到底把文化放在一個什么位置。這個問題必須反省，不然我們無論怎么做，也不太能解決問題。

　　——馮驥才

　　談非遺保護進步擋不住破壞勢頭

　　我們歷史文化的根在村落里，我們的非遺絕大部分也在村落里，我們少數民族的文化也都在村落里，如果村落消失的話，這些都不存在，就無所依附了。

　　新京報：如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整體情況如何？

　　馮驥才：十幾年過去了，從做出的一件件事來講，民間文化保護有了一個輪廓：有法律保護，有《非遺法》；確定了一批傳承人，也有了一些資金支持。有些國家，比如俄羅斯，就沒有做這些整體性的非遺保護。這些成果跟知識分子的呼吁、媒體發出的批評聲音、公眾的文化保護意識密切相關。

　　這些雖然慢慢建立，但都擋不住非物質文化遺產被破壞的勢頭。前幾天我在北京開會，我說我們的“非遺”正遭受第二輪破壞，主要原因有：

　　第一，申遺時，帶著政績需求，目的不純。申遺成功了，政績提升了，“非遺”就被扔在一邊了。

　　第二，雖然給傳承人發補助，但很多時候，他們見不到錢。有一次，我們想給日本、韓國等非遺保護做得好的國家介紹我們的經驗，就近帶他們去看了天津的國家級非遺“皇會”。現場，老人把傘蓋等表演的家伙擺出來，那是乾隆年間的老東西，外國人一看，全傻眼了。我問那個會頭，國家給傳承人的資金補助，你收到了沒有？他說，什么補助，不知道啊。我當時一聽，壞了，我知道很多人收不到，別讓日本人看咱笑話，把他支走了。現場，我寫了個單子給他，“馮驥才欠某某會5萬元”，叫他憑此為證，到我的工作室來拿錢。他不好意思來，后來協會派了一個人把錢給了他。

　　第三，非遺成為省級、國家級保護對象之后，有了知名度，就有企業進來開發。你想，民間的文化首先是自娛自樂的，又是手工的，承受力很小，很脆弱，和機器生產不一樣，不能大量復制。比如說，湖南隆回有一支花瑤，他們刺繡非常精美，我們把這個刺繡列為國家級非遺。名單一公布，馬上就有人把刺繡開發成旅游產品。現在，這個刺繡簡直不能看，就跟電腦畫的一樣，什么文化內涵都沒有了，大量復制。再這么下去，過十年，花瑤的刺繡就會消失。

　　第四，沒有專家支持，這是非常嚴重的原因。在日本、韓國，他們把非遺稱為“無形文化遺產”或者“人間國寶”。他們的做法是，比如說你是一個手藝很絕的木工，你的周圍就有一個專家組，會主動幫助你，給你制作檔案，幫你出主意，告訴你如何堅持自己的特點。對于天津皇會，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做的。因為這些非遺，是代代相傳的，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形成了自己的個性，但不見得他們對自己的東西有認識，這得依賴專家。可是，我們的非遺，可以說，95%以上后面是沒有專家支持的。

　　第五，城鎮化的影響，這是最致命的。我們有一個調查，這十年，每天約有90個村落消失，這既包括傳統村落，也包括自然村。我們歷史文化的根在村落里，我們的非遺絕大部分也在村落里，我們少數民族的文化也都在村落里，如果村落消失的話，這些都不存在，就無所依附了。這些村落消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城鎮化。粗暴的城鎮化進程對中國文化的根，特別是對非遺，是一種斷子絕孫式的破壞。城鎮化把村落徹底鏟平了。比如說，我們這個村落里有種特殊的音樂，只有我們這個村落有，如果村落消失，這個音樂也就沒了。這不是說有幾個會音樂的人在，就能傳承下去，而是這個村落里的人都喜歡這一種音樂，有這樣一個文化土壤、文化空間。總體來說，民間文化一方面在稀薄化，大量地減少，另一方面，它變得流動，越來越不確定。

　　新京報：也許要和鄉村建設兩相結合，使之成為活態的接地氣的保護。

　　馮驥才：對。我們首先把傳統村落“過一遍篩子”，選出一批來保護，已經公布了第一批名單，馬上要公布第二批。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研究保護標準，必須要有一套辦法，我們正想組織一批專家來制定這個辦法。沒有辦法，是行不通的。這是很重要的事，我們正在抓緊時間展開。

　　談商業開發文化產業觀念是絕對錯誤的

　　我們知識分子有什么樣的文化責任感，也需要反思。全球消費化的時代，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公民也需要反省，最需要反省的是，我們有沒有公共意識？

　　新京報：當我們談論民間文化遺產保護的時候，是不是已經把它作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在看待，而不是覺得它是自身發展或者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正常現象？

　　馮驥才：對，民間文化本來是生生滅滅的，人們不再認同，就會放棄它，這是很自然的。有些東西，人們不喜歡它，它會消失，誰也沒有力量挽留，這可以稱為“正常消亡”。我認為，這是事情的一面，但是有另外一個問題：我們這個社會不是一個線性的發展，從“文革”進入改革，從計劃經濟一下進入了市場經濟，又一下子城鎮化了。這樣的“急轉彎”，有些東西消失得太快，你都來不及思考。特別是進入市場經濟之后，人們對物質的要求很高，輕視精神的價值。
　　還有，這些年的社會變化，使得我們缺乏歷史情感、文化情懷。我們對我們的文化不太在乎，這跟西方不一樣。幾年就把所有城市都變成了一個樣，這在其他國家沒有發生過。這個時候，我們要特別提出文化保護，在一個非正常的轉型時期，不能完全讓民間文化正常消亡。

　　新京報：說到市場經濟，在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如何面對消費主義的侵襲？如果我想做民間文化保護的志愿者，這可能是要首先面對的問題。

　　馮驥才：這個問題挺麻煩。我曾強調，要和文化產業死拼，文化產業的觀念是絕對錯誤的。我也說過，中國有三個產業化讓我們積重難返，一個是教育產業化，一個是醫療產業化，還有一個是文化產業化。這樣一來，教育、醫療、文化都向錢看，那這個民族壞了，我們沒有長遠的追求，特別是沒有純精神的追求，沒有精神綠地了。文化產業化扭曲了很多人的價值觀，認為文化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賺錢，所以很多愿意保護文化遺產的人，他們看到當地人賺錢了，甚至覺得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們對文化本身的價值并沒有足夠的認識。這一點，需要苦口婆心，反復不斷地講，要重視文化價值。

　　新京報：我注意到文化遺產保護遇到的一個難題：保護會引發關注，關注有時會不可避免地被商業利用，即使沒有旅游開發，也可能由于過度的關注，人來到現場觀摩，而有所破壞。你怎么看待這一問題，如何解決？

　　馮驥才：曾經有朋友告訴我，馮驥才你知道嗎？你是好心干了壞事。他的理由是，你看到一個好東西，四處喊，喊了以后，誰都想伸手拿到家里去。但是我覺得，好肯定是要說的，不能讓它自然消失。從西方來說，你比如，大家都說盧浮宮好，世界上每天有很多贊美盧浮宮的文章，但盧浮宮并沒有因為這些贊美而消亡。關鍵之處，還在盧浮宮的管理。

　　我舉一個另外的例子。我去凡爾賽宮的時候，有人請我看一間60平米大小的屋子，這是以前皇室人員去大廳在這里短暫休息的地方。這屋子曾經漏雨，損壞很嚴重，后來開始修繕，我去的時候剛修好，在里面卻不覺得是剛修的。我一問，才知道這屋子修了16年。60平米，修了16年！屋子里椅子的墊布都拿出來研究，什么材料，什么方法織的，都有專門研究。這樣對待文化的態度，你說敬畏，什么是敬畏啊？我們什么地方敬畏，嘴里敬畏啊。我們應該反思一個問題，我們是不是真正地熱愛我們的文化，是不是真的熱愛？

　　我也在反思：國家到底把文化放在一個什么位置。這個問題必須反省，不然我們無論怎么做，也不太能解決問題。實際上，我和你說的這些話，如果不是我說，換一個高級別的領導人來說，那個作用比我大得多。我說的話，只不過比一般老百姓的聲音大一點而已。另外，我們知識分子有什么樣的文化責任感，也需要反思。全球消費化的時代，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公民也需要反省，最需要反省的是，我們有沒有公共意識？我們說的這些話題，都跟個人沒有直接關系，而是與公共空間有關。

　　談個人理想我有時失望，但不絕望

　　我作為一個知識人，絕對不會生活在表面，不會生活在一杯啤酒里，雖然喝啤酒挺舒服的，還是要生活在深層次的思考里。

　　新京報：十多年前，你剛進入文化遺產保護。現在最初的心態、想法、理想是否發生了轉變？

　　馮驥才：這十多年，我一直在做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我已經七十多歲了，也經常忘記自己的歲數。忘記歲數，才能永遠年輕嘛。但是，我有時感覺到，我并不是一個成功的人，我做的事情并沒有達到我的理想。

　　新京報：你的理想是什么？

　　馮驥才：我的理想是社會的文明。所謂民族復興，實質是文明的復興，社會的最終理想是高度文明的社會。社會應該這樣，有文明準則，有文明底線，人人都文明自律。人有人性、有欲望、有獸性的部分，但得自律，要克制自己。我在一篇文章里，引用傅雷在羅曼·羅蘭寫的《約翰·克里斯多夫》前面說的一句話，就是英雄也不是沒有卑下的情操，這是說，你要不斷克制，要跟自己內心的敵人戰斗。你看，我是一名作家，我主要寫批評文章，我必須要用我的筆來批評那些不對的事情。在我看來，你只有真正批評生活中那些不對的東西，你才能把對的東西樹立起來。

　　我現在都七十多歲了，沒有什么更多的需求，和年輕時候的想法不一樣了。我沒有達到自己的理想，但是不會放棄我的追求。我經常失望，但是我不會對自己做的事情悲觀。

　　新京報：你自己覺得是個寂寞的行動者嗎？

　　馮驥才：（嘆氣）反正我能沉下心來。嗯……我有時覺得孤獨，能夠一起談自己想法的人不是很多，會覺得我跟人有距離。但是，我這種孤獨跟生活沒有多大關系——雖然有時會覺得孤獨，但我不會放棄自己——這是一種思想的孤獨感。

　　我到很多地方去，老百姓都很熱心，但跟我一起干活的人少。我覺得，坐在那說話的人多，走起來，就沒人了。在大學做教育，也是出于這方面的考慮。我作為一個知識人，絕對不會生活在表面，不會生活在一杯啤酒里，雖然喝啤酒挺舒服的，還是要生活在深層次的思考里。越往里思考，你的想法越深入，你越會產生一種孤獨感，但這不影響你對生活的激情，也不影響你的追求。

　　我堅信，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這樣的事情的，需要一個漫長的時間，不過要一代一代人，不放棄地把它做下去。我覺得，我們民族那個根，那個最深的文化之根，仍然在；我有時失望，但不絕望，原因就在這里。

　　■?記者手記
　
　　來到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一條船進入了視線。

　　研究院在天津大學校內，設計新奇，爬山虎的綠意蓄滿了整整一面墻，方形院落中一汪池水倒映云影，金魚在戲水。進研究院的右手邊，有一座從黃河岸邊拉過來的門楣。那是馮驥才先生的朋友送給他的，純木質的門楣看起來高雅樸拙，“有六層拱門，一般百姓只能做三層，皇家才可超出”，拱門下書有“福海壽山”四個大字。這些，都能使到訪者駐足，細細端詳。

　　記者最先注意到的，倒是那條木船，船身斑駁，躺在進研究院的門口不遠處。“是攝影家鄭云峰在長江里劃的最后一只船，這太珍貴了。”采訪還沒進入正題，馮驥才就說到了這只船。除了這一只，還有一只小一些的船，它們現在不在長江的浪頭里，也不在這一汪池水上，而是在岸邊。

　　今年6月，和馮驥才有關的事情，主要有兩件，一是他主持成立了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研究中心，二是他獲得了萬寶龍國際藝術贊助大獎，卻把1.5萬歐元獎金贈送給了這只大船的主人。

　　這兩件事，都與民間文化保護相勾連。實際上，馮驥才展開城市文化、民間文化遺產的搶救與保護，已超過十年。在此過程中，他默默做事，有時發聲，言必稱文化保護。在他看來，這是他的使命，盡管偶爾也感嘆少有同行，有“一種思想的孤獨感”。

　　受訪時，馮驥才不時發出笑聲，看起來采訪輕松而順暢。他談到花瑤的刺繡被旅游開發，使得刺繡“跟電腦畫的一樣”，“什么文化內涵都沒有了”，那一瞬間，坐在椅子上的馮驥才，用手有力地拍了拍扶手——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