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裕民：以人為本將成為城市規劃的重心

　　當前中國正處在轉型期的探索階段。城市規劃領域也在這一歷史潮流中提出了“以人為本”的規劃理念。這一理念將對中國未來的城市規劃產生哪些影響？它如何與我國的制度改革、城市化進程和建設和諧社會結合起來？

　　帶著這些疑問，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城市規劃與管理系主任葉裕民教授。

　　記者：中國城市規劃要從“以物為本”向“以人為本”轉變，您是否同意這一說法？什么是“以人為本”的規劃理念？

　　葉裕民：這一說法高度概括了中國城市規劃當前轉型發展的方向和目標，即從以前的物質規劃、技術規劃轉向以人為本的城市規劃。

　　一個城市“人的需要”首先表現為公共利益的需求。新時期規劃要由原來的經濟增長導向向公共利益導向轉型，把城市發展的長遠利益、整體利益放在首位，在規劃中為各階層參與并分享城市發展的成果提供空間載體和路徑。特別是要在規劃中關注低收入階層、外來農民工階層利益上升的通道。

　　具體而言，“人的需要”首先是指人的社會性需要，比如人的住房要求。長期以來流動人口在城市得到了就業崗位，但居住需求沒有得到解決。以物質和技術為導向的城市規劃增加了工廠用地、商業用地、政府管理用地和當地戶籍人口的居住需求用地，而忽視了以農民工群體為代表的流動人口的社會性需要，導致了大量的農村非法建筑問題和城中村問題，也是中國流動人口長期居無定所的重要原因。

　　“以人為本”的理念還體現在對生活性物質空間和人的生活品質的關注中。在物質規劃理念的導向下，以前的規劃服從于經濟發展需要，較多地關注經濟性基礎設施，較少關注生活性基礎設施，包括教育設施、公共醫療設施、體育設施、文化設施等。大部分基礎設施規劃與管理是按照戶籍人口數量規劃的，沒有考慮新增流動人口的需求，由此帶來大部分城市生活性基礎設施短缺和過度擁擠，降低了居民生活質量。

　　以人為本的規劃要求照顧到城鄉全體居民發展的訴求。2007年《城鄉規劃法》出臺，已經將中國規劃廣泛而普遍地由城市向鄉村延伸，但是，總體看來，目前的鄉村規劃大部分是“微型城市規劃”，缺乏根據鄉村特點對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作總體安排，特別是普遍的就鄉村論鄉村，如何在統籌城鄉發展的框架下去謀求農村現代化，謀求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福利的增加，還是一個需要加強研究和關注的最大課題。

　　記者：您覺得在城市的規劃、設計、建造中，科學原則、美學原則和以人為本之間是什么關系？

　　葉裕民：在城市規劃發展的過程中，科學、美學和以人為本的原則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以人為本是最根本的原則，它包含了科學原則和美學原則。“以人為本”是人類社會演進的基本規律，本身具有其科學性。

　　城市規劃領域的科學原則在經典的《雅典憲章》中得到完美體現，它根據當時雜亂無章的發展格局提出城市規劃的目的，把城市清晰地劃分為不同功能的區域。

　　從功能分區的角度看，《雅典憲章》具有歷史進步性。但是，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大城市的經濟發展重心轉向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這些產業低碳、綠色，與居住功能的沖突性減弱。為了提高生活質量，城市規劃越來越超越《雅典憲章》，走向職住平衡的緊湊規劃。關注生態環境，關注歷史遺產保護，關注住房與居民生活質量，關注大批新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發展的需要，這就是《馬丘比丘憲章》的進步。同樣以人為本，在不同的經濟和技術發展時代，規劃方案是不一樣的，但是以人為本卻是規劃不變的追求。

　　可以說，城市規劃領域的科學原則是與時俱進的。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演進，人在不同階段的不同需要，都要求城市規劃有不同的空間安排，這完全取決于因地制宜的科學性。所以科學原則和以人為本具有一致性。

　　關于美學原則，在西方國家的城市規劃史上，19世紀曾經有過一場起源于芝加哥的“城市美化運動”，這一運動后來風靡西方國家。很多城市為了“美化”將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投向廣場和綠化項目，使得政府財政難以為繼。同時大型項目反而降低了市民生活的便捷性。這說明單純追求所謂“美”是不適宜的，對“美”的追求要與人的需求和經濟發展水平相契合。

　　城市規劃設計中的美不是單獨美學意義上的美，而是與人的尺度和人的需求相適應的美，并且要將“自然之美”與“社會公正之美”及“歷史文化之大美”相結合。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它們是這座城市的記憶、驕傲和獨特的凝聚力。所以在城市規劃時要把這種文化理念充分挖掘出來，這是城市規劃美學應該貫穿的基本特征。

　　記者：城市規劃應該怎樣做才符合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

　　葉裕民：我國目前城市規劃的核心問題是沒有反映新增城市人口的需要。城市化發展的核心是兩個轉化：一是通過空間流動實現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化；二是通過社會流動實現城市邊緣人群向社會中間階層的轉化，最終形成以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結構。改革開放30年來，城市只提供給這些新增成員生產性空間，而沒有向其提供生活性空間，這實際上是沒有滿足城市化的要求。

　　城市化的最終目的是將城市邊緣人群轉化為中產階級，整個社會以中產階級為主，社會才會走向穩定。在這個過程中，進入城市只是第一步，社會還需為這些人提供發展的條件。首先是人的學習的需要。但我國目前尚沒有面向農民工的教育培訓體系，沒有給他們全面的培訓和上升的機會。上升通道的阻塞會導致邊緣階層的積累，這是與社會發展的趨勢相違背的。其次還應包括醫療和社會保障等等。

　　我們需要關注的首先是健康、住房，其次是教育培訓，再次是制度性保障，最后是社會性基礎設施的完善。這四個方面的改善勢必會帶來城市邊緣群體的工作熱情，加速完成產業結構的轉型。

　　記者：在城市規劃中，是否存在非科學性決策影響規劃的現象？

　　葉裕民：現在城市規劃中的非科學決策肯定是有的，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當前城市運行的機制當中，地方政府的執政理念尚未完全轉移到“以人為本”上來，還是較多地關注經濟增長、少數利益集團的需求和城市物質工程。“政績工程”必然導致不能從整體上對城市進行規劃，使得很大一部分人和人的很多方面的需求得不到關注，由此造成規劃決策的非科學性。

　　影響城市規劃決策科學性的另一個因素來自規劃師自身。城市規劃師是一批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精英分子，他們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和社會追求。但我國的城市規劃大部分是由建筑學背景的規劃師來設計，這種工學背景使得他們對物質規劃和技術規劃得心應手，但由于缺少經濟社會發展的相關知識結構，他們并不能完全透徹地理解城市發展過程中的規律和人的需求，很多規劃師空有“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但是卻缺乏“以人為本”規劃的實踐能力，使得很多規劃方案沒能深刻體現“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