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歲才有成品的大師——丹尼爾·里伯斯金

　　在各媒體的“9·11”十周年系列報道中，紐約“自由塔”的名字經常被提及。在原世貿中心六號樓舊址上建造的自由塔于2013年建成后，將以541.3米的高度成為美國最高建筑，比原來的世貿雙子塔還要高120多米。

　　盡管現在的自由塔已經幾易圖紙，早已不在原設計者的掌控中，但是“自由塔設計者”永遠是籠罩在波蘭裔建筑師丹尼爾·里伯斯金頭上的光環，作為世貿舊址規劃的總規劃人，是他奠定了目前世貿舊址重建的整個格局。

　　現年65歲的丹尼爾·里伯斯金是一個厚積薄發、大器晚成型的藝術家。作為建筑師，40歲之前他只限于在大學里紙上談兵，“從沒摸過手術刀”，直到52歲才擁有平生第一個建筑成品，但在此后13年中，他和妻子所開的夫妻檔在全世界設計建造了40多個大型建筑，以其濃厚的學院氣質和實用風格受到業界尊崇。

　　作為世界矚目的建筑師，丹尼爾·里伯斯金有著不同于他人的成名之路。在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時光里，他都在象牙塔里“紙上談兵”，教授建筑學理論。直到1998年，已屆知天命之年的他才擁有自己的第一個建筑成品。

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創意多媒體中心


柏林猶太博物館

　　“沒有音樂的建筑，不過是瓦礫堆成的山”

　　1946年5月12日，里伯斯金出生于波蘭的羅茲。他從小學習手風琴，很快嶄露音樂天分，7歲就開始在波蘭的電視上表演。1959年，里伯斯金與后來蜚聲世界的以色列小提琴家伊扎克·帕爾曼同臺演出。同年，里伯斯金隨家人移民美國。

　　19歲那年，在母親的引導下，里伯斯金對建筑產生濃厚興趣，舍棄音樂考進全美頂尖的建筑藝術學院柯柏聯盟學院，獲得學士學位。1972年，他獲得英國埃塞克斯大學建筑史和建筑理論學碩士學位。曾經的音樂背景使他后來的建筑設計中常有古典音樂的精確美感和超然大氣。里伯斯金也說過：“沒有音樂的建筑，不過是瓦礫堆成的山。”

碩士畢業后，里伯斯金沒有進建筑師事務所，而是一直在北美、歐洲、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南美等地講學，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伊利諾伊大學、南加州大學、德國漢堡學院等著名學府。

　　“從來沒有拿過手術刀的外科醫生”?

　　上世紀80年代末，40多歲的里伯斯金忽然被邀請在德國設計一個小的博物館，紀念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中死去的藝術家費利克斯·納什鮑姆。“想象一下你是受過科班訓練的外科醫生，但是卻從來沒拿過手術刀。而突然有人對你講，\"現在要給病人的腦部開刀。\"里伯斯金曾在回憶錄中描述自己內心的猶疑。但是，作為猶太后裔，他覺得這個項目很有意義，便接了下來。

　　費利克斯·納什鮑姆博物館設計的成功，為他帶來了建筑生涯的奠基之作位于柏林的猶太博物館的設計權。1989年，里伯斯金和妻兒移居柏林，成立建筑事務所，將全部精力投入對猶太博物館的設計，花了10年時間才完成這個作品。

　　柏林猶太博物館從空中鳥瞰是一系列長方體建筑連貫而成的曲折鋸齒形線條，凸起尖尖的銳角，幅寬被強制壓縮，像扭曲的生命充滿痛苦和悲傷。中間一組空白地帶排成的直線，將曲線一分為二，象征歐洲猶太人苦難史上難以磨滅的空白。博物館內外充滿破碎和不規則的元素，堆積成傷痕累累的民族悲情，訴說兩千年來猶太人和德國人難以厘清的因果關系。

　　當時幾乎所有人都不看好這一設計。批評者稱，它太瘋狂，太不現實。但是，當猶太博物館于2001年開幕時，立即轟動一時，參觀者絡繹不絕。2004年，館方邀請里伯斯金再對該建筑加以擴建，因為參觀的人數每年都在增長，超出了接待能力。

　　作品40多個，遍及美洲、歐洲、亞洲

　　目前，里伯斯金工作室正在設計、建造、已經建造完畢的建筑設計有40多個，遍布全世界，從北美洲的美國、加拿大，歐洲的英國、德國、荷蘭、丹麥、波蘭、瑞士、愛爾蘭、意大利，亞洲的韓國、新加坡、以色列，南美的巴西……

　　里伯斯金與中國的緣分是為香港城市大學設計的邵逸夫創意多媒體中心。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里設有實驗室、劇院和計算機工程與媒體科技學院的教室。與里伯斯金的大多數作品一樣，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也是一座有許多小平面的建筑，有一部分高出其他部分，酷似刀鋒。中心的外墻上有許多玻璃窗，交叉的光線在室內天花板上形成一塊塊光影。今年10月份，這一中心就會對外開放。

　　有評論稱，里伯斯金是解構主義大師，風格前衛且不按牌理出牌。其令人驚訝之處不僅僅在于建筑的外觀，而在于他對人們的生活以及其所處文化的深深了解和體現。這可能是因為他是個學院派，多年以來一直遠離商業社會，沒有被商業和官僚社會所沾染，在建筑上比其他商業建筑師更容易傾注自己的思考。

　　每個作品都是他的心肝寶貝

　　對里伯斯金來說，獲得紐約自由塔的設計權，或許比獲得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建筑設計權，意義更為重大。這不僅因為自由塔本身的意義所在，還在于，他是被紐約這個大熔爐熔化的歐洲移民。

　　1959年，13歲的里伯斯金跟隨家人乘坐輪船遠渡重洋，從波蘭來到美國。當時，坐船到美國的移民都需要在自由女神像所在的愛麗絲島走完移民程序。自由女神像及其所體現的美國夢，給這位猶太裔少年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成功競標自由塔后設計權被轉交

　　他最初的自由塔設計即是對自由女神像的呼應。將自由塔的高度設計成1776英尺（1776年，美國獨立），將7月4日（美國國慶日）作為奠基日，這種在外界看來有點矯情甚至老套的做法，對里伯斯金而言，非常自然。

　　2003年，里伯斯金的自由塔設計成功競標后，這個設計就引起多番爭論，后來因為安全考量而一再修改和增加細節。最終，由于“零地帶”承租方、房產大亨拉里·西爾沃斯坦的干預，自由塔的設計權被轉交SOM建筑事務所。2004年，里伯斯金的工作室還卷入與西爾沃斯坦的官司。

　　即便如此，世貿舊址整個地段的規劃還在基本按里伯斯金這個總設計規劃師的藍圖實行，他的工作室可以參與整個世貿舊址的設計規劃，包括1000萬平方英尺的辦公場所、“9·11紀念館”、街道、新公園、地下7層空間、交通、保安等，“相當于紐約下曼哈頓區的重生”。

　　籌劃重建世貿中心，帶給他很大的震撼

　　里伯斯金說：“我的每件作品都是獨特、不可互相替代的個體，它們建在不同的地域，展現不同的文化特色和功能，它們每一個都是我的心肝寶貝。不過，說到紐約世貿中心，它是非常獨特的地標建筑，它曾被徹底摧毀，現在又將重新屹立起來，而且是由我負責策劃這個重建工程，因此帶給我很大的震撼。”

　　在世貿舊址規劃方案設計期間，他忙得幾乎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有時甚至靠補充腎上腺素維持體力。

　　寧與妻共餐?不赴女王宴

　　里伯斯金經常拿建筑跟美食和音樂相比。他認為，建筑和食物一樣，跟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從來不從審美意義上對食物感興趣，當然食物也會很漂亮，但是正如我在建筑學上的觀點一樣：建筑不是墻壁和管道系統那么簡單。建筑就像音樂。同樣，食物展現的也是人的生活狀態。”

　　父母都是二戰納粹大屠殺的幸存者

　　里伯斯金熱愛美食，這或許因為他繼承了家族有關饑餓的集體無意識。他的父母都是二戰期間納粹大屠殺中幸存下來的波蘭猶太人，都曾受過苦挨過餓。

　　在里伯斯金的童年記憶中，他的父親總是告誡他和姐姐吃那些自己不喜歡吃的飯，因為如果你喜歡什么，就會渴望什么，并為自己的欲望所役。父親講了自己在俄羅斯集中營中的經歷：那些死得最早的人是來自富裕家庭的，因為錦衣玉食的生活令他們無法忍受很少的食物配額。而窮人的孩子之所以能夠存活下來，是因為他們對食物的期望值不高。

　　盡管父親持有這樣的觀點，但是從波蘭移民到美國后，里伯斯金的母親多拉總是盡己所能，為家庭提供營養豐富又美味的食物。

　　每個傍晚，小丹尼爾都喜歡一邊在廚房的桌子上畫畫，一邊看著自己的母親多拉在廚房里忙碌。與此同時，她還不忘跟兒子聊天，時常引用哲學家斯賓諾莎的話來教育兒子。

　　也正是在這些廚房談話中，里伯斯金確立了自己未來的努力方向。

　　有一天，他照常在廚房畫畫，看母親精彩的美食烹飪表演，這時母親問他：“你想成為畫家？住在某個閣樓上挨餓？這就是你所期望的生活？”

　　里伯斯金想了想，說出了他所知道的唯一一名有錢的畫家的名字：安迪·沃霍爾。

　　“沃霍爾？一個沃霍爾就代表著背后一千個一文不名的等待成功的畫家。做個建筑師吧。你能在建筑中糅合繪畫，但是不能在繪畫中糅合建筑。一個鉤釣兩條魚。”多拉說。

　　里伯斯金天生就有口福。他的妻子尼娜也是個美食家。尼娜自言除了日本菜和中國菜不會做之外，其他國家的風味都不在話下。即便兩人凌晨一點才從機場回到家，她也會整出一桌大餐來。

　　每天傍晚時分，里伯斯金和妻子尼娜從位于世貿中心舊址附近的辦公室回到家中，尼娜開始做飯，里伯斯金就坐在吧臺上讀《紐約時報》給她聽。他們一般到晚上10時才會吃晚飯。結婚40多年來，里伯斯金夫婦每次吃晚飯，無一例外，都會開一瓶紅酒，點上幾支蠟燭，吃三道菜的大餐。

　　不少作品都是在卷紙和餐巾紙上形成的

　　他總喜歡跟朋友和記者講一個小插曲。在倫敦設計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的擴建工程時，他有一次受邀與英女王共進晚餐，而且是小規模聚會。但是，他拒絕了。“所有人都認為我瘋了，從來沒有人會放棄與英女王共進晚餐的邀請！但是，事實就是，我的確更喜歡跟妻子在一起享用晚餐。”

　　美食經常能激發里伯斯金的設計靈感。他的許多作品都是在廚房和飯桌上完成的。他在設計自己最有名的建筑成品猶太博物館時，忽然被靈感的閃電擊中，他一把抓過廚房的卷紙，畫出了設計的雛形。而他另一有名的作品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是在餐巾紙上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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