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書潤：想做導游的生態學家

　　劉書潤，著名植物學家和草原生態學家，長期從事植物分類學、植物地理學和生態學的研究，以及保護區建設、游牧文化等領域的教學和實踐工作。他退休后才發現自由研究、自由導游、自由寫作、自由言說的可貴，不再想寫學術論文，不再想主持科研項目，一心只想當“生態導游”，愿意把自己的知識和情感，通通告訴所有愿意駐足旁聽的人。

　　特約撰稿人?馮永鋒

　　1、《狼圖騰》出版后，劉書潤很快就把它讀了一遍，然后，他指出了這本書存在的一個問題:這本書，只寫了蒼狼，沒寫到白鹿。

　　內蒙古師范大學生態學教授劉書潤，1998年退休以來，一直住在北京通州區一個小區的平房里。周圍高樓不少，他的平房顯得矮小而結實。

　　走在路上，估計沒有多少人會把他當成教授，他那身藍布衣裳，很可能讓人把他當成個再普通不過的人。

　　然而劉書潤可能是對內蒙古的草木認知最清楚的人，他可能“認識所有長在草原上的植物”；他也是對內蒙古當前生態變化最為關注的人，你只要和他談起草原，他就馬上神采飛揚，越談越興奮，越說越在理，越扯越無邊無際。很快，你會發現，你這個對草原一知半解的人，卻幸運地坐到了中國最好的生態導游面前，多年以后，你一定會對自己為什么會有這么好的好運氣納悶不已。

　　《狼圖騰》出版后，劉書潤很快就把它讀了一遍，然后，他指出了這本書存在的一個問題:這本書，只寫了蒼狼，沒寫到白鹿。

　　按照蒙古人的傳說，成吉思汗是蒼狼與白鹿結合的后代，如果只寫了蒼狼，沒寫白鹿，那就只理解或者說只傳達了蒙古文化的一半。

　　小說出版后遭到了許多人批判。有人覺得姜戎把狼寫得太好了，現實中的狼并非如此。

　　劉書潤認為，那是因為這些人過于看重經濟發展，過于看重人類了，因此，野生動物在他們眼里，就有了好壞之分，有了道德不道德、殘忍不殘忍、貪婪不貪婪之分。

　　他說:“你們看到了牧民對狼的恨，讀到了文學對狼的負面表達，但牧民對狼也有欣賞和佩服的地方。整個來說，他們對狼是敬畏，而不是簡單的仇恨。你們看到了牛對子女的愛，你也該看看狼對子女的愛，對同伴的愛。他們為了子女可以舍命，為自己的孩子可以犧牲自己，狼拼命的原因，多半是因為他們的子女受到了傷害。”

　　為此，他寫了篇文章，叫《狼來了》:

　　狼帶來了新的理念，狼講出了深刻的道理，狼發出了血淚控訴，狼喚起了人們的覺醒，又一次給人們輸入了狼血。

　　狼是家畜、黃羊和人的敵人，但又是朋友、是對手，是一個戰壕的戰友。人和狼各組成兩個球隊，共同演出一場精彩的比賽。生態學是關系學，是寬容的充滿愛的科學。生態學講的全是生物與生物、生物與環境之間的愛情故事。生態學是一首情歌、一部情書。天敵又是天友，生態學就是“敵友不分”。《狼圖騰》把狼、牲畜、老鼠、旱獺、黃羊和人之間的密切關系，說得真切、說得生動、說得在理、說得催人淚下。草原是個大舞臺，演出了狼與人及其他生物的愛情連續劇。《狼圖騰》是個好劇本，是一部歷史文化和生態學教科書。

　　如今草原失去了狼，也失去了往日的生機，人類也失去了一個伙伴，牛頭上只剩下一個獨角。感謝《狼圖騰》給予我們無限的懷念。?

　　2、當導游是傳播生態學知識最好的辦法；一個生態學家沒當過導游或者當不了導游，他思想的傳播就會大打折扣。

　　在閑談期間，劉書潤往往會突然跑進屋里，拿出兩大包材料，厚厚的兩沓手稿。他一篇一篇地翻著，每一篇都有其獨特的位置，他總能馬上就找出他想要的那一篇來。一沓是“學術文章”，一沓，是他自編自講的“導游詞”。

　　劉書潤說:“我真的愛上了當導游，每年都要導上十多次，只要有人提出需求，我就會去。我發現當導游是傳播生態學知識最好的辦法；一個生態學家沒當過導游或者當不了導游，他思想的傳播就會大打折扣。這不僅僅是你要把知識講得讓人聽得懂的問題，而是你能拿出什么來給游客講，并讓其信服的問題。你把大家帶到草原上，你能拿出什么來講給大家聽？你有沒有能力講好草原的歷史、文化、現狀，你有沒有能力講好草原上的一草一木的來龍去脈？你是只講一些胡編亂造的傳說，還是講出草原之美的依托所在？”

　　還是他兒子在上中學的時候，一個暑假，劉書潤父子報名參加了內蒙古阿爾山的旅游團。阿爾山隱藏著堪與天山天池和長白山天池媲美的火山型天池，還有100多座類型迥異的火山湖泊。如果有一個深諳生態學、地質學的人給大家講解，那么游客肯定受益匪淺。然而，當游客結隊到達天池邊時，導游給大家說:“這地方傳說為天上王母娘娘洗浴之地，故稱天池。王母娘娘洗完澡后，照照鏡子，不小心掉到了人間，就造就成了天池邊100多座湖泊。”

　　劉書潤忍不住了，與兒子走到一邊，小聲地對兒子講起了這一座座湖泊的來歷和內涵，講這座火山湖與冰磧湖的區別，講湖邊的巖石的內在成分，講湖邊杜鵑花的“科學故事”。同行的游客慢慢地離開了導游，圍攏到了劉書潤身邊。

　　此后，這個旅游團的導游一職，就被劉書潤“接管”了。導游每次想開口，游客們都說，你別說了，聽劉書潤說吧。有個年紀頗大的游客，離開湖泊下來，馬上就說，他回去馬上要帶家人再來一趟，他要把從劉書潤那聽到的“導游詞”講給家人聽。

　　導游也不生氣。導游說:“前幾天我們剛剛接受過培訓，要我們大家考慮導游的生存危機。當時給我們講課的專家說，云南路南石林的導游，都已經替換為大學的博士生了，游客們要聽的不是簡單粗放的傳說故事，大家都想要聽到自然的底細。專家還說，中國的旅游分3個層次，一是觀光游，二是體驗游，三是生態游。生態游的時代已經到來，而能給生態旅游帶團的導游，還幾乎沒有。”那次旅行，聰明的導游開始當上了劉書潤的學生，聰明的游客為了劉書潤放棄了既定的路線，他們跟著劉書潤，都好好地上了一堂生態課。

　　有一年，劉書潤帶了一個全是司機組成的旅行團。司機們本來要坐飛機從呼和浩特市直接飛到錫林浩特，但當他們聽了一段劉書潤的“導游詞”之后，決定延長時間，改走公路，慢慢地一路游覽，一路聽講。又有一次，劉書潤帶著的是著名環保組織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的一個美國環保專家考察團，全體團員一致要求延長幾天的考察時間，重新安排其他的行程。

　　有些游客，對旅程中的住宿、飲食等條件要求異常苛刻，但只要這個團是由劉書潤帶隊，那么，再苛刻的游客也會放棄對物質的索求，以至于有些旅行社驚奇地說:“劉書潤想改變路線就改變路線，想調整住宿場所就能調整住宿場所。要是我們這么干，我們一定會被客人投訴的。”而劉書潤不但沒有被投訴，相反，幾乎所有的游客都恨不得多留一段時間，聽劉書潤講解“藏在草原里面的故事”。

　　2002年之后，劉書潤每年都要當上好幾次導游，給綠家園志愿者、給某大型國企、給某些環保組織的培訓會、給某個旗縣當專家，他都會“導游”。

　　他幾乎像找到新工作那樣高興地對你說:“只要我有時間，我就去當導游。以前我喜歡出去野外調查，現在，我更愿意給大家講內蒙古的生態故事。”

　　翻閱著劉書潤的“導游詞”，你會發現每一篇都是精美的小品文。這樣的文字結為一集，以《劉書潤帶你游草原》的名字出版，肯定會非常暢銷。

　　比如，你蹲下身子，想認識一下腳邊的植物，那么你可能就會聽到劉書潤給你講的“兩顆小草”的故事。有一顆草，叫“歐千里光”，是緣于歐洲的外來物種；苦荬菜，則是緣于山東一帶的外來物種。這兩顆小草在當地已經很常見。劉書潤據此編了一個故事:來自山東的小伙子與來自俄羅斯的美麗姑娘，在草原上相遇；一個是孔子精神的踐行者，一個是耶酥精神的忠實信徒。因為彼此之間的文化差異，二人過著孤苦的生活。娜塔沙的高跟鞋帶來了歐千里光的種子，孔耀祖的褲腳邊沾上了苦荬菜的絨毛。有一天，有位神仙點亮了他們的心靈，在此扎根吧，你們會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于是兩個異鄉人結為一家，在當地長久地居留了下來，他們忘卻了思鄉之苦，他們成了當地人，幸福地生活了一代又一代。

　　3、感謝草原，感謝馬背民族，使我們擺脫了枯燥的說教，用優美的歌聲表現深刻的生態學理念，抒發對大自然的情感。

　　劉書潤不僅熱愛草，還熱愛蒙古歌曲。他說:“蒙古歌把對家鄉草原、山水花鳥、牲畜的愛都融入歌詞，唱出了熱愛大自然的最強音，是名副其實的生態歌曲。蒙古族是生態的民族，蒙古族的生態文化是全方位的生態文化，蒙古族歌曲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蒙古歌唱出了草原的美好與馬背民族的心聲。”

　　劉書潤于是自己創造一些歌詞，他覺得，既然歌曲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他就要把自己對生態的理解，融匯到歌曲當中。如果你想聽劉書潤給你“講唱”蒙古歌曲，那就更簡單了。劉書潤寫過一篇極長的“導游詞”，名字叫“唱蒙古歌，愛大草原”。他精心挑選了近20首蒙古歌曲，用自己的體會和情感，向你講解和傳唱。這還不夠，劉書潤自己還寫了不少歌詞，并給它們配上曲子，只要你想聽，他就能給你唱。比如他作了一首歌，叫《獻哈達》:

　　蘆葦蕩傳來了什么聲音？

　　潔白的天鵝來了一群群。

　　藍天上刮起了什么風？

　　飄來了朵朵吉祥的白云。

　　草原上為什么歡聲笑語？

　　顆顆紅心波浪滾滾。
　　
　　因為迎來了尊貴的客人，

　　遠道的朋友和親人。
　　
　　請喝下醇香的馬奶酒，
　　
　　這奶酒孕育著百草的清香。
　　
　　蘊含著牧人誠摯的心。

　　劉書潤說:“蒙古族歌曲豐富多彩，有如大海，寬闊深厚。把歌曲里面的文化注入到生態學中，會使這門科學更加亮麗滋潤，更加貼近民眾，更富于感情和愛心，這門科學就有了新的增長點。感謝草原，感謝馬背民族，使我們擺脫了枯燥的說教，用優美的歌聲表現深刻的生態學理念，抒發對大自然的情感。”

　　早年，劉書潤是在北京上的中學，“成績一直是最后一名”。高中畢業后，突然想“出去走一走”，就撞到了剛剛創辦的內蒙古大學，進入了研究“北方草原生態”的內蒙古大學生物學系。

　　在大學里，他也“不務正業”，成績一直是倒數第一，或者倒數第二。現在回想起來，他更喜歡用這句話來對應自己:“成績差的孩子才是沒被中國教育管壞的孩子。因為他們能夠保留自由的天性。”

　　而自由，對所有生命都是最可貴的，對人，甚至是最重要的品質。

　　從到了草原的那一天起，劉書潤從未中斷自己與草原的關系，每年有一半的時間都在草原上“閑逛”。無論是此前曾作為內蒙古草原的一名研究人員，還是現在的一名“生態導游”。

　　他頗為得意地說:“從事草原研究的人，沒有一個人在野外的時間能夠比得上我。我從大三到賀蘭山實習起，直到現在，每年都有很長的時間在草原。”

　　退休之后的劉書潤覺得“導游”是傳播草原生態思想的最好渠道。他不停地寫文章，不停地在各種會議上發表看法，他不停地出席各種組織舉辦的講座，向這個世界的所有“游客”，講他對草原生態學的認知和體會。

　　他說:“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個文字，它們經過千年磨合，組成篇篇文章，使得草原成為有豐富藏書的圖書館。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名戰士，它們組成的生態系統，就是堅不可摧的部隊，它們是經歷了千萬年嚴酷環境考驗的幸存者，是捍衛脆弱生態環境的最后一班崗。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位老師，給人們講述一個個有趣的故事，草原就是眾多專家學者的母校，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位朋友和親人，草原就是有益的海洋，愛的大家庭。”

　　他這樣說草原:“草原上的草組成草原，樹木形成森林，鳥獸牲畜合成群。草原上的人們同樣具有強大的凝聚力。草原畜牧業勞動，如剪毛、接羔，為了不影響牲畜正常進食，必須在短時間內突擊完成，因此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幫助，漸漸成為有組織的集體活動，草原畜牧業的特點，在于移動，在于集體，在于與大自然的融合。”

　　劉書潤對天然林的熱情也很高。他對我國植樹造林的熱情也寫下了不少“導游詞”。

　　他說:“中國的人工林已占世界第一，出現了大批造林模范單位，的確也取得了不少成績。種樹的好處也很多，但天然林保護應放在首位。生態治理不等于綠化，更不等于種樹。大面積人工純林等于綠色荒漠。種樹種草不是越多越好，種樹也要搞‘計劃生育’。種樹能改善環境，造福子孫。但不科學種樹，也可惡化環境，形成綠色污染，背上綠色包袱，給子孫造孽，給地球抹黑。”?

　　記者對話劉書潤,他說:　保護草原必須先保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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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永鋒:人們介紹你的時候，總是難免說一句話:“他認識內蒙草原上所有的草。”你是如何認識那么多植物的？

　　劉書潤:很簡單啊，只要你經常在植物身邊呆著。你要認識草原的植物，你當然得在草原上呆著。像我這樣，每年呆上大半年。回想過去的經歷，好像一切都是天意。我的老師馬毓泉，當時為了編《內蒙古植物志》，交給我一項任務，要我認識草原的營養體植物。

　　這個過程其實就是認識可給牲畜食用的植物。學過植物的人都明白，大自然“可食用”的東西很多。因此，人類必須注意發展“營養體農業”。

　　認識營養體植物之后，我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植物分類學本領。植物分類學大體分為兩派:一類叫細分派，一類叫歸并派。細分派主要呆在標本室和樣地里，對每一個物種進行嚴格的區分。而歸并派則粗枝大葉一些，更喜歡在野外現場發現和區分物種，野外條件總是有限的，因此，一時分不出來的，就不再分了，只知道它的科，它的種，它的屬，就很滿足了。

　　馮永鋒:光在草原上會不會缺乏學術的宏觀性？

　　劉書潤:有時候命運會照顧你。1978年，當調到內蒙古大學后，我發現“工作領域”變了。過去成天和草在一起，而在大學里，成天是和人在一起，大家很少去草原上做研究，只在教室里，在標本室里，在課本上周旋。我也講課，講一講植物生理學、植物地理學、植物分類學。我主要負責帶學生去實習，但去的地方，也是學校早已經安排好的、封閉性的“實地基地”，只在里面采樣方，做記錄，剪草稱重，但就是不與草原上生活的人們相往來。

　　這對我有一定的好處，此前長期在草原上呆著，有時候也需要從文化和學術的層面去認識一些問題。這時候，我開始從學術的層面去認識草。我這輩子做得最多的估計就是樣方了。我曾經做了幾千個樣方，每個樣方都是一沓清楚翔實的物種實況記錄。這些樣方最大的缺點是沒有GPS定位，但大體位置是標明了的。樣方的好處是越久越有學術價值，因為你可以把后來的拿去做對比。

　　現在，不少樣方就堆放在我家小屋的角落里。沒有人去整理，有些人把它們借去，也不還回來。有些人還回來之后，也信口說要幫我整理，但也沒見動彈。

　　馮永鋒:你又是如何從一個草原植物專家，轉向草原生態保護？

　　劉書潤:1992年之后，我開始反省，草原到底是干什么的？反省之后，我轉變了研究的視角，從畜牧業研究轉到保護草原的生態文化研究。我發現了許多非常沖突的現象。由此，我認為保護草原必須先保護文化，這個前提是我必須了解和熟悉蒙古史。于是，我又開始從文化層面去認識草。我開始收集草原上各種草的傳說，研究草與當地人信仰的關系，草在當地人心目中的形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