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大師談后奧運城市：中國不是建筑師的天堂

在城市規劃界和學術界，施佩爾名聲顯赫。

“在當時的柏林，大概沒有人希望一個建筑與阿爾伯特·施佩爾這個名字扯上關系。”柏林城市發展部的規劃師克里斯蒂安·哈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小阿爾伯特·施佩爾，與他父親，希特勒的私人密友、納粹德國首席建筑師、軍備部長阿爾伯特·施佩爾同名。他的職業也與父親一樣——建筑與城市規劃師。

這位75歲的老人絕大部分時間都在父親的陰影下。

盡管他創立于1964年的AS&P已經是德國最大的建筑師事務所之一，但創建初期，他們在柏林卻幾乎沒承接過項目。施佩爾甚至得匿名參與競標。

后來，他顯然找到了更好的解決辦法，將重心建筑設計轉移到規劃。人們知道慕尼黑安聯體育場的建筑設計師是赫爾佐格和德梅隆，卻很少有人知道安聯體育場的總體規劃師是小施佩爾。

1995年，AS&P進入中國，至今已參與了近百項規劃和建筑項目：上海的安亭新鎮；長春“東方底特律”國際汽車城；鄭州的中央商務區景觀大道；重慶的新政府行政區的規劃；佛山的新西南中心區，以及“北京中軸線城市設計”。

2002年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征集“北京中軸線城市設計方案”，AS&P公司是七家被邀請單位之一，在AS&P的方案中，小施佩爾提出了“中軸線兩端均衡發展”的概念，他認為，奧運會的舉辦將使中軸線北端成為新的城市發展焦點，但軸線南部缺乏類似的拉動因素，因此，他的規劃方案除了北部的奧運區和風力發電區，還重點提出了在軸線南端建設新的中央火車站和生態模范城。

事實上，2010年上海世博會也有AS&P公司的影子，他們曾提交了上海世博會城市發展概念報告，隨后參與了上海世博會總體規劃方案的競標，不幸在第二輪被刷下來——最終中標的是同濟大學聯合上海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

施佩爾并不認為是自己“規劃”出了北京南北中軸線，因為這條中軸線原本就在那里圖/AS&P

2009年6月30日，宋祖英在鳥巢舉行演唱會，她坐在“鳥巢鋼琴”前，彈奏《我的祖國》前奏。2009年8月8日北京奧運會一周年紀念日當天，意大利超級杯將在鳥巢舉行，這將是繼北京奧運會、殘奧會后，在鳥巢舉辦的首項體育賽事圖/CFP

中國不是建筑師的天堂

在納粹德國的權力中心，小施佩爾的父親名列第五，前面4位分別是：希特勒、希姆萊、戈林、戈培爾。

但施佩爾與希特勒的私交遠勝于前三個人。英國迪耶·薩迪奇將施佩爾描述為“希特勒勤勉的仆人”，甚至一度被認為是元首的接班人。“父親對我來說如同幽靈，完全是陌生的，因為他從不在家。”小施佩爾曾這樣說。戰爭中，老施佩爾忙于為希特勒效力，而戰后則因“違反人道罪和戰爭罪行”在紐倫堡軍事法庭上被判刑20年。父親在柏林斯潘道監獄服刑期間，小施佩爾先是輟學去海德堡當細木工匠學徒，滿師后在紐倫堡夜校補完高中課程并開始在慕尼黑工業大學學習建筑。1960年，他大學畢業并順利成為建筑師，先后在法蘭克福以及美國、日本、瑞典、土耳其等國的建筑事務所工作。

大學畢業后，小施佩爾匿名參加國內各種規劃競賽，1964年，他在法蘭克福創辦了自己的建筑事務所，并在德國南部城市路德維希港舉行的火車站重新選址及城市發展概念規劃競賽中獲得了自己的第一個規劃獎項——第二名。

這一年，同樣是在路德維希港，施佩爾得到了職業生涯的第一份合同，一個城郊居住區的規劃項目。但他在國內的業務并未因此而大有起色，他開始將目光投向國外。

小施佩爾于1966年獲得了德國埃森國際建筑貿易展覽會的青年建筑師獎，兩年后，在朋友的幫助下，他獲得了第一個國外項目，利比亞西北部的黎波里塔尼亞地區的規劃案。

當時，利比亞仍由國王伊德里斯執政，卡扎菲上校尚未上臺，這是談及這段工作經歷時，小施佩爾必然會強調的事實。卡扎菲奪權后，這個工程歷經曲折得以繼續。三年后，工程竣工，AS&P沒有通過該項目賺到一毛錢，這是他強調的另一個事實。但他卻因此獲得了與外國業主打交道的經驗。

作為最早將目光投向外國的德國建筑師事務所之一，AS&P事務所依靠本地員工的牽線搭橋，成功打入了阿拉伯國家的市場。他們先在阿爾及利亞獲得了數個安置點規劃項目。隨后，他們在世界新崛起的富國沙特阿拉伯贏得了包括首都利雅得外交使館區規劃的數個大規劃案。直到今天，中東地區尤其是沙特阿拉伯仍然是AS&P的重要顧客來源地。

南方周末：你第一次來中國工作是什么時候？

施佩爾：1996年前后，但是AS&P真正開始在中國做項目是在1997年，我們的第一個中國項目在上海楊浦區的定海，當時我們做了上海生態模范城規劃項目。

南方周末：AS&P上海公司似乎是你們惟一的海外分公司？

施佩爾：是的，我們有超過40年的海外工作經驗，從利比亞到沙特阿拉伯，從俄羅斯到尼日利亞，所有這些地方，通過我們在法蘭克福的總部，我們都能應付自如。但是在中國工作的經驗告訴我們，要在中國市場立足，必須成立一個分公司，這里有稅務上的、管理上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希望得到中國的項目，我們必須經常和中國的伙伴合作。

南方周末：中國現在是建筑師或者城市規劃師的天堂嗎？

施佩爾：天堂？不是的，它可能存在于某處，其他任何地方，但中國絕對不是。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這是一個遼闊無比的國家，你不能將北京、上海、南京、廣州與這個國家的其他地區比較，上述中心城市的發展非常了不起，但在這個國家的農村和邊遠地區，你常常會有時光倒流200年的感覺。

我對中國政府怎樣管理一個如此龐大的國家非常好奇，同時也由衷地敬佩。我在俄羅斯很多地方工作，俄羅斯是一個很富裕的國家，但整體而言，它比中國落后至少十年。中國的組織能力比俄羅斯強很多，而且中國的管理者已經意識到環境保護、生態平衡、能源節約將是未來發展的中心問題，他們顯然走在了正確的方向。

中軸線是北京歷史的一部分

小施佩爾1934年出生于柏林，這一年，他的父親正式成為希特勒的首席建筑師。

1936年，希特勒正式將改造柏林的任務委托給施佩爾，新柏林建成后，作為第三帝國的首都，將會改名為“日耳曼尼亞”。按照希特勒的構思，施佩爾畫出了總體規劃圖。整座城市的總體布局基于兩條中軸線。其中最壯觀的南北中軸線長近8公里，寬120米——比巴黎香榭麗舍大街寬20米，兩端各有一個火車站。南北中軸始于南端火車站，穿過火車站廣場上比巴黎凱旋門高兩倍的柏林凱旋門，橫跨斯普雷河，到達高290米、能容納15萬人的“希特勒圓頂大會堂”，大街在此折而向西，直至北端火車站。沿途建筑全部使用“真實的材料”——花崗巖和大理石建造。

按計劃，所有建筑物將在1950年前竣工，盛況空前的世界博覽會也將同時舉行。

由于二戰全面爆發，納粹經濟吃緊，“日耳曼尼亞”計劃擱淺，到今天，柏林城市里，施佩爾負責建設的建筑物基本上已經全部被拆除。

2008年3月，“日耳曼尼亞”模型在柏林重新展出，引發媒體和公眾的高度關注。戰后的歷史資料證明，在改造柏林的過程中，施佩爾主導抄查了23765戶猶太人家庭，并將超過75000名猶太人驅逐出柏林。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撰文指出，小施佩爾為即將舉行奧運會的北京設計了一條南北中軸線，并將其與老施佩爾的“日耳曼尼亞”相提并論。前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的孫女赫魯曉娃在英國《衛報》的專欄中更以“奧林匹克的狂妄野心”為題，對小施佩爾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小施佩爾并不認為是自己“規劃”出了北京中軸線——這條中軸線原本就在那里，是北京傳統的一部分，自己只是把它重新提了出來。他更加看重在這條中軸線南端規劃的火車站，雖然真正建造時，北京南站并沒有坐落在中軸線上。

南方周末：你關注過北京奧運會嗎？

施佩爾：我在電視上看了開幕式演出，奧運會的第二周我在北京。我覺得這次奧運會的組織工作非常成功。建筑上，奧運村和奧運體育場接近完美。

南方周末：蔡國強用煙火模擬了一個巨人的腳印，它沿著一條南北中軸線一路走來。有人說這個南北中軸線的概念是你規劃的？

施佩爾：我必須說，中軸線這個概念并不屬于我。這條中軸線是北京歷史的一部分。

2002年，我們為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做了一項顧問工作。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北京的城市規劃有2000年的歷史。我們的想法是，通過規劃將北京的歷史和未來整合在一起，整個概念包括北部的奧運區和風力發電區，以及在南部建設新的中央火車站和生態模范城，軸線外圍是農業用地和綠化地帶。

南方周末：你們的規劃概念有多少被采納了？

施佩爾：奧運區在這條中軸線上，整個區域跟中軸線的結合程度非常非常好，他們建了很漂亮的公園，很好的場館。但是北京南站沒有建在軸上，而是在南部的某處。

這只是我提出來的一個歷史概念罷了，在傳統的老城區做大規模的建造并不是一件現實可行的事，他們采納了這個概念的一部分內容，我已經很高興了。

南方周末：在北京南面規劃一個新火車站的初衷是什么，南面是北京最落后的地區，火車道會不會把整個城市截成兩半？

施佩爾：當然不會，事實上我的規劃正是企圖解決這個問題。我把火車站規劃在城市的南邊，就是認為它會為整個南部地區帶來提升。我們不光規劃了一個巨大的火車站，還規劃了它的配套設施，這將是一個城市中的城市。我們還規劃了一個大型購物中心，這些新的商業步行街雖然沒有完全修好，但因為奧運會提前開放了。我在奧運會期間還去了那一趟，晚上的時候，到處都是人，很熱鬧。

南方周末：負責具體設計北京南站的英國建筑師特里·法雷爾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曾說過，與北京相比，倫敦只是一個大玩具。

施佩爾：我贊同他的看法，建筑的象征意義是城市影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想遲早人們會認識到這個問題。我將南北中軸線理解為北京的過去與未來的交界點。

南方周末：但是有一些英國媒體將這個中軸線與你的父親在柏林設計的中軸線相提并論。

施佩爾：只有英國人才會這么干！這個概念和任何其他中軸線沒有任何聯系，因為在德國，城市中軸線意味著筆直到頭的大街，中間沒有任何隔斷，但在我的規劃里沒有任何一條這樣的大街，整個中軸只是一個概念。

南方周末：今天的柏林還需要一條新的中軸線嗎？

施佩爾：我不認為柏林需要一條中軸線，首先，柏林的建設已經大體完成了，德國統一后，柏林中心城區的改造非常成功，他們運用了非常好的方法。另外，柏林的人口不斷下降，德國很多城市乃至整個歐洲的人口都在下降，我們必須考慮是土地太多而不是太少的問題，所以根本不需要大規模的規劃項目。以前我們流行把人口轉移到城市周邊，但是現在城市中心反而沒有人住了。

南方周末：當城市人口下降時，有機疏散理論便不再適用了？

施佩爾：德國現在不需要再把人口向郊區轉移了，城市中有充足的空間，不需要再向綠地要房子了，現在德國城市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必須保持城市綠地和郊區的綠化面積。

城市規劃、生態規劃首先從土地利用開始，這是首要目的，在哪兒保持城市景觀，哪兒保留農用土地，必須進行嚴密論證，中國的問題是，在城市需要控制人口密度的同時，你們還需要土地進行農業生產，所以不能讓城市過度擴張。在中國，城市規劃問題頻發只是時間問題，你們屆時會疲于應付。

城市規劃中，我們不是獨裁者

老施佩爾為納粹德國設計了大量超人尺度的紀念碑式建筑，它們集中體現了極權主義建筑的特征——無論從尺度上還是氣質上，而施佩爾則更多地被認為是“人性化”建筑的推崇者和可持續發展城市規劃的實踐者。

在城市規劃界和學術界，施佩爾名聲顯赫，但在行業之外，他的名字卻鮮有人知。例如很少有人注意到一個名叫施佩爾的人為慕尼黑著名的新足球場——安聯體育場提供了總體規劃。他擔任了這個輪胎狀現代標志性建筑的選址和流程控制工作，后者讓鳥巢的設計者，瑞士建筑師赫爾佐格和德梅隆獲得了國際聲譽。

也很少有中國人知道，他在為自己的城市設計了住宅、商務區或者景觀大道。

除了城市規劃，施佩爾的事務所還提供建筑設計，但是接受德國《鏡報》采訪時，他承認自己刻意避免建筑設計，但鑒于當時并沒有城市規劃這一學科，只好學習了建筑。

南方周末：2001年，你在中國的《城市發展研究》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討論中國的城市發展問題，當時你提出了降低城市積聚區密度是改善中國城市環境的基本方法？

施佩爾：正如我剛才所說，中國和德國情況完全不同。這篇文章今天拿出來有同樣的現實意義，我當時所寫的東西今天都被證明是正確的，甚至是更加正確的。7年過去了，情況是一樣的，但是我們要做的事情更多了。

南方周末：中國客戶會提出很多修改意見嗎，例如加入更多的傳統元素、中國元素？你會有妥協的時候嗎？

施佩爾：我們在世界各地從事規劃，不管是中國還是德國，最后的成果總是經過前期的概念設計和后期的反復討論才能產生，在這個過程中，規劃師、客戶、未來的使用者、建筑師、環境人員，所有人都必須做出妥協。在城市規劃中，我們不是獨裁者，像GMP這樣的建筑師事務所也不是，政府權威們必須認識到，我們最初提出來的概念和設計，并不意味著我們就要把它們按圖紙建起來，這只是討論的開始而已。

但當規劃完成后，情況就不一樣了。在尼日利亞的新首都阿布賈，我們負責整個中心城區的總體規劃和發展設計，政府通過了我們的規劃。規劃非常細致，它告訴你每一個街區的大小和功能，可以建造多少房屋，甚至具體到每一個巴士站的設置。

這項規劃完成半年了，現在第一批投資者已經進去，他們叫嚷著：我們能不能改變這個？我需要更多的土地和空間，我要在這里建更高的房子……本來這已經不是我們的責任了。但因為我們同時是政府的長期顧問，所以政府部門對我們說：你看，他們想改這里。我們很堅定地堅持自己的規劃。如果改動了一個區域，那所有的人都會要求更改，最后整個規劃就會失去控制。

無論是新城市的規劃和發展，還是現有城市的更新，都是一項長期的工作，要保證所有規劃都按部就班進行，你得有些權力才行。不然那些政治家會過來說，這是我的一個朋友，你看能不能例外？

每當某個建筑師、團體或者政府接受了我們的規劃或者建議，我會感到自豪，這就是城市規劃師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