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學養與境界——紀念陳從周教授

　　從周教授教書育人，恩蔭廣庇，我是感受最深的人之一。因為我的碩士和博士導師，都是他。
　　學生紀念老師，這是道德義務。但我想，這紀念的意義，主要還是在于建筑系今天在校的和將來的同學們。同學們應該知道，在這個系的歷史上，曾經有過一位陳從周教授，是一位可以令他們自豪的教授；像他這樣的教授，在同濟校史上是不多的。
　　他是同濟著作最多的教授之一。在好多年里，他每年至少要出一部書。他創作勤奮，筆耕不斷，思想又極為敏捷，落筆如行云流水，引經據典隨筆而出，很少搜查。他批評學生寫文章像做填空題，為用引文而找引文，肚子里沒有現貨供應。像他這樣樂于寫作的人，到晚年竟然中風，以至手不能提筆，這樣的日子長達八年，其痛苦可想而知。
　　他也是同濟知名度最大的教授之一。他不通外語，但有很多國際上的交往，因為他的學問純粹是中國的，外國人不容易做。他指導蘇州園林進入了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他是貝聿銘事務所的顧問，他的《說園》譯成了外文版在海外流傳。他的名氣超越了專業界，可算是社會名流了。他的社會交往極廣，有梁思成這樣專業領域里的權威，也有普通的園林工人。我曾經與他同去泰安，路過一家文物商店，他進去報了自己的名字，負責人馬上出來接待，取出珍藏的書畫請他鑒定。他經常會收到這樣的信件，信封上只寫著“四平路陳從周收”的字樣。
　　同濟有許多老教授都有國外留學的經歷，從周教授從未留洋，他學的是中文，那些園林的學問硬是自己求教與積養所成。在同濟的環境中，他的學問與行為都顯得很特別。但他被社會承認了。文物界和建筑歷史學界都承認他，他的園林文章不斷地在媒體發表，葉圣陶、貝聿銘、陳植、蘇步青等著名學者對他的學問作出了高度的評價。他成功是從社會開始的，有人把這叫做墻里開花墻外香，他自己說是農村包圍城市，可見，他的成功的道路并不總是順暢的。從周教授最終還是在同濟取得了成功，這顯示了同濟大學的識見和氣度。一所高品質的大學應該能夠容納和欣賞各種風格的教授。
　　從周教授畢生致力于古建筑園林研究，這是一門困難的學問，它不是工科、農林學科，也不是文科，而是一門綜合學科。事實上，專業分類只是知識的分類，但我們研究的對象，包括自然現象與人類活動都不是按專業發生的。所以，學術研究從來不排斥人們自由的探索。中國古園林的問題，實質上是社會文化的問題，工程技術只是其環節上的問題。從周教授以文史治學，深得傳統造園的要領，他對園林的看法與我們所謂的專業人士的看法有很大差異，而這種差異恰恰是建筑系整體學術實力的標志。有園林專業的學校很多，而從周教授的園林研究是獨到的，他把這種獨到成就獻給了同濟大學建筑系。
　　對于建筑學或園林專業的人來說，中國傳統園林研究的難點不在于造園技術，而在于境界，因為它對研究者的綜合素質要求很高。《園冶》以后，沒有一部真正屬于中國文化意義上的造園理論專著，從周教授的《說園》填補了這里的空缺，《說園》猶如中國園林，形神兼備，相當于詩詞界的《人間詞話》，所以會感動許多非專業的人，但它不是通俗作品。境界之說是以文化為背景的，傳統文化情趣在趨向衰落，境界之說也在失傳，有些人喜歡《說園》，是出于對其文筆和知識的愛好，這真是善意的誤解。現在的人好注重外形，不太理會內涵，這是文化轉變的緣故，但不一定是進步。在修復豫園東部時，他提出的設計要求是“積水彌漫”、“空靈”這樣一些概念，他注重的是文化精神，是景觀的意境。這不同于工程師的環境設計。現在的園林設計，無論是建筑、假山還是綠化，一律叫做工程項目，無論是業主還是設計師，多半看重經濟效益。文化在園林中衰落了。
　　從周教授一直以為園林是要有特殊的人去做的，只有知識或技能但缺乏文化修養、缺乏靈氣的人，或刻板、俗氣的人，都不適宜做園林。所以，他要求學生學戲曲、書畫或古文獻，培養情操。在工科大學，這無疑是十分特殊的培養要求，這些做法，現在都已廢除了。確實，從周教授不擅長制圖，這未嘗不是一種遺憾，假如他有建筑設計的技能，那會更加成功。
　　雅俗境界，在從周教授那里表現得很特別。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他是個很樸素隨和的人，就像造園所追求的自然境界。從教師、員工到校外的交警、店員，都有他的朋友。在做園林工程的時候，他用的是工人的伙食，看他十分耐心地對工人講造園的道理，儼然就像一位老師傅。他每天上午到學校走一圈，先取走一大摞信件報刊，然后像開慢車似地到辦公室、教研室、裱畫間等各處停靠一會兒。因為他經常發表文章，別人寫他的文章更多，他常去圖書館復印幾份。他每天總有新鮮的事、新鮮話題、新鮮想法，談資豐富，話出他口，又總是那么風趣幽默。所以，他所到之處，總有人與他聊上一會兒。這短短的回家路程，對他來說總是漫長的。有一次我在校園里遇見他，可能他有些累了，就拉著我到北樓東端的階梯上坐了下來。一位老師見此很驚訝，說你這堂堂的大教授，竟然席地而坐。而他那怡然自得、毫不做作的神情，讓人覺得不坐在地上倒像不正常似的。他寫文章，往往不用書桌，幾張稿紙放在膝蓋上，就像現在用掌上電腦的樣子，很隨意。他的書房大概七個平方米，朝北靠窗放著一張八仙桌，吃飯畫圖都在這上面。房里還放著一張單人床，一張真正的書桌，上面放滿了硯臺、圖章、印泥、筆墨等，墻角堆著紙兒。這書房也是臥室和餐室，而且顯得有點散雜，但這么多雅潔作品，就是從那里出來的。而且，它有個很雅的名字叫“梓室”。
　　從周教授是極其認真和勤奮的人。我見過他早年的手稿，小楷字寫得真是漂亮，字字端莊工整。他說早年他曾大段大段地把《清式營造則例》背給梁思成聽。他把每件有心得的事記錄下來，幾十年的堅持，集成了《梓室余墨》，他說這本書等他死后才能出版。在豫園東部修復時，我常住工地，他三五天來一次。有時，他剛從工地回家，就來電話，把最新的想法告訴我。他是在潛心創作，時刻在思考著景觀的問題。他是苦行僧，畢生苦心經營著園林事業，這一面，絕不像他在日常生活中那樣無序和散漫。
　　他也有嚴厲的一面。對于造園，他的要求極為嚴格，有時甚至挑剔。巨大的假山石，硬是被他拆了又堆，直至滿意。我在建筑系讀本科的時，有一次與幾個同學在北樓前的草地上踢球，正被他遇見，他大叫著阻止，還沒有等我們反應過來，他追皮球，又拉著一位同學去校長那里評理。當時我們覺得他迂得有點過分，現在想來，這種執著的精神和社會責任感，正是我們現在缺少的。事實上，他管的這類閑事非常多，他管過浙江南北湖風景區的炸山采石，一直把信寫到了國家主席那里，他管過泰山頂上的纜車、上海豫園的湖心亭。凡到一個地方，發現有文物或環境破壞的現象，他都會去管，都要發脾氣，有時弄得人家很尷尬，他也不姑息。有些事他管成了，很多事他管了也沒有用，為此，他會埋怨、失望，但以后還會去管。晚年，他好激動，經常發怒，批評人很厲害。記得有個年初一上午，我陪他參加學校的新年團拜會，他興致很高，拄著拐杖，領導講完話，坐在后排的他舉手要求發言，然后顫巍巍地走上主席臺，講起了新年學校發財，但要培養人才、不要錢財之類的妙語，講著講著，竟激動得臉色發青手顫抖起來，大家馬上把他扶下了講臺。
　　他是孤獨的衛士，堅守著一種道行，不斷地進行著呼吁和抗爭。直到他精疲力竭，得了三次中風，不能寫不能說的時候，才變得平靜了。晚年的他，總是靜靜地躺著，他只剩下說服自己的力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