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景觀橋》：天地人神際會

人行在大地上必須跨溝壑、渡河流，因此而有橋。

但橋并非僅僅是跨越障礙物的通道，也是市場，是社會舞臺，是姻緣紐帶，是彼岸與遠方，是認同與歸屬的符號，更是風景和觀景的場所，是人在茫茫大地上定位與認同的圖騰，是天地人神匯聚之所。

曾幾何時，代表工業文明的汽車和各種機車交通，使橋的完整意義被閹割、被掩埋、被肢解，在很大程度上只剩下交通市政基礎設施的含義。橋被淪為工業文明割裂城市與自然、毀掉社區和公共場所、致殘城鄉生命、破壞風景和美麗的快刀。在城市呼喚回歸人本、回歸社區生活、回歸綠色低碳的今天，橋是最早需要被喚醒的城市和景觀設計元素。

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院長、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俞孔堅教授與土人設計李波、黃錦宜所著新書《景觀橋》以后工業時代的城市復興以及景觀建設中的當代景觀橋的設計發展為背景，收集介紹了土人設計（Turenscape）近25年來有代表性的景觀橋作品，包括棧道類、公園棧橋、市政景觀橋等各類約60例，與業界分享并敬請方家指導。

以下為俞孔堅教授所作序言全文。

景觀橋（landscape bridges）是一個很中國的詞，在西文中常常被稱為步行橋（footbridge），包括跨越河的步行橋，跨越高速路和鐵路的人行天橋（overpass），架空在濕地和水面上的棧道（boadwalk）。在這里我用景觀橋而非步行橋來作為書名，只因為感覺步行橋不足以概括上述各種有別于局限于市政功能的各種橋。

8月6日晚，著名的福建寧德屏南萬安橋被焚毀，一時間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讓當地人悲痛萬分。這座始建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中國現存最長的木拱廊橋，不僅僅是一條跨越河流的橋梁，對當地人來說也是一個不可替代的公共空間和交流場所，更是一種文化的符號，甚至是一種寄托。

橋作為物體和人類征服自然的工程，被各類教材明確地定義為“跨越河流、山谷、障礙物或其他交通線而修建的鏈接和通道”。然而，在人類的文明進程中，橋絕不僅僅是物質的空間鏈接通道，正如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所說，跨越河流或是障礙物兩岸的橋，“是以其自己的方式，將天、地、人、神四者匯集于自身”（Heidgger，1971）。橋是人在大地上詩意地棲居的符號，它使沒有意義的場地（site）轉化為富有含義的場所（place）（Norberg-Shulz，1979）。橋的介入，使彌漫在天地中的混沌之氣得以凝聚，使茫茫大地上突然有了一個坐標，使漂泊在宇宙中的人和靈魂有了一種方位感，蕓蕓眾生便有了歸屬，人類短暫的生命便有了意義，游蕩的神靈便有了依附。從想象學的角度講，作家魯曉敏的《廊橋筆記》已經將海德格爾關于橋的深刻含義闡述得淋漓盡致（吳曉敏，2022）。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實際上是以一條“虹橋”為構圖和敘事中心的，它橫跨在汴水之上，與城市街道渾然一體，街道兩邊是茶樓、酒館、當鋪、作坊，橋本身構成了城市生活的中心。這橋固然連接了城與鄉，兼顧了水陸交通，但能量和物質并非迅速流過，而是在此回旋交會；人們也并非由此匆匆而過，而是在這里留連駐足，信息和欲望在此匯聚和碰撞，這橋也成為最重要的市場。在宋代，橋甚至成為最主要的國家稅收場所，被稱為場務（橋務）。以橋為市在歐洲許多著名城市也不乏見，最著名的莫過于威尼斯水城的里亞托橋。里亞托橋建于1180年，又名商業橋，橋上建有廳閣，兩側店鋪林立，堪稱威尼斯的象征，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的劇情就是以這里為背景而展開的。同樣，文藝復興之都佛羅倫薩最古老的舊橋也是以橋為市的最好例子，這座始建于1345年的橋市隨時代的變遷而成為可以買賣不同商品的集市，先是農貿市場和皮革商鋪，今天已經成為金銀首飾、藝術品和旅游商品聚集地。以橋為市，帶動了橋頭的驛站和聚落的發展，城鎮也往往因橋而名，這在東西方都是如此，諸如歐美有多處以劍橋（Cambridge）、伍德橋等為名的市鎮。在中國，以橋頭、高橋、柯橋、酒仙橋、路橋，虹橋、楓橋、金橋、銀橋、玉橋等為名的村鎮不勝枚舉。

以橋為市，以橋為場：《清明上河圖》中的虹橋

以橋為市，以橋為場：紹興的八字橋， 位處三街三河四路的交叉點，陸連三路，水通南北。比《清明上河圖》所描繪虹橋的稍晚建造，同樣是拱形跨運河橋，卻讓我們想到當年汴河上的繁華景象。完全以花崗巖為材料，是紹興歷史文化的象征之一（俞孔堅攝）

以橋為市：佛羅倫薩最古老的舊橋是以橋為市的最好例子之一（俞孔堅攝）

若仔細欣賞作為《清明上河圖》構圖中心的虹橋，正是“橋頭車馬鬧喧闐, 橋下帆船見畫船”（宋，湯鼎，《汴京云驥橋詩》）。這人頭攢動的場景并非雜亂無章，人們從事著各種活動，各有形態，表情生動：橋頭攤販聚集，有賣茶水的，有相算命的，有和客官討價還價的；橋上熙熙攘攘，有坐轎的，有騎馬的，有挑擔的，有趕毛驢運貨的，有推獨輪車的；橋兩側有人憑欄眺望，看河中船只往來，指指點點，或與船上艄公搭訕。可見，人們到橋上也不僅僅因為路過或有交易的需要，還為觀賞風景而來，甚至僅僅為了欣賞人來人往的鮮活與多彩。從這看似繁榮的都市景象，有的學者卻看到一個朝代沒落的悲劇（余輝, 2015），因為在人頭涌動的表面繁榮之下是受驚的馬闖入郊市、懶散的士卒、大量的私糧漕運、欲撞上橋的客船、橋面上占道經營的小販、相互爭道還歪戴官帽的官員，等等。因此，以橋為構圖中心，《清明上河圖》被定義為北宋末年的虛假繁華。橋成了我們觀覽和審視紛繁多彩社會的舞臺。

與張擇端的大虹橋所展現和隱喻的宏大卻晦澀的王朝與社會劇情相比，杭州斷橋上演繹的卻人與妖的愛情悲劇，家喻戶曉。《白蛇傳》里白娘子與許仙在斷橋邂逅，修煉千年成精的美女蛇，在橋上遇到千年前救過她性命的書生許仙，續得姻緣，這斷橋因此成為穿越時空的姻緣紐帶，也成為人與妖跨界相會的通道。橋作為姻緣紐帶的含義在中國文化中被演繹到了極致。想象力一直延伸到九霄云天外的銀河，就有了連接牛郎織女的鵲橋。

西方文化也同樣習慣于把橋作為生死姻緣故事的場景，最著名的莫過于《魂斷藍橋》，芭蕾舞演員瑪拉和軍官羅伊在橋上邂逅傾心，無情的戰爭和世俗的偏見，使這對有情人難成眷屬，美麗的瑪拉最終在兩人初次見面的滑鐵盧大橋上以死殉情。無論是在《白蛇傳》還是《魂斷藍橋》，抑或銀河鵲橋，橋被設計成感天動地的愛情故事的劇情場景（setting scene），從詞源學的角度來說，這正是景觀的含義。

作為通道和關口，橋在物質空間和心理感知上界定了當下與未來，危險與安全，此地與彼岸，地獄與天堂，世俗與神圣，凡塵與仙境……因此，中國傳統的宮殿、廟宇、道觀、宗祠甚至陵墓，橋都是不可或缺的景觀元素，與其說是跨越障礙的通道，不如說是跨越不同世界的文化符號。傳統民間信仰中，人離開這個世界將走上黃泉路，路上會經過忘川河，河上有一座奈何橋，以此橋為界，開始新的一個輪回。西方文化中，真實版的奈何橋是威尼斯的嘆息橋，該橋實際上是個封閉的通道，一端是威尼斯共和國總督府，另一端是威尼斯監獄，當犯人在總督府接受審判之后，重罪犯被帶到監獄，從此失去了自由，不由得發出嘆息之聲，橋也因此而得名。反過來理解，對于受困于現實世界的煩惱與不安的生命來說，走向通往彼岸的橋，便可擁有一種重獲自由的暢快，一種負重的釋放。因此，走在八面臨風橋上，飄逸與暢快之情便油然而生。

在茫茫大地上，橋是通道與障礙在交會處劃出的十字坐標。橋使人在茫茫天地之間有了定位和立錐之地，讓迷失的靈魂有了期待與目標，并由此成為人們在紛繁的社會和渺茫的未來世界中尋求定位與人生意義的場所。在中國的傳統鄉村，水口景觀的標配設計是橋、神龕或廟臺的組合——它們或是祈禱文化興盛的文昌閣，或是降服水患的龍王廟（龕），或是祈求生子的觀音像，還有保佑平安與豐產的土地神。人們把信仰與歸宿都寄托在橋上，橋因此成為承載一方人民歸屬與認同的文化圖騰。而建橋便是積功德行善事、樹碑立傳和彰顯成就之事，橋成為對美、善與成果的認同。

橋是認同與歸屬：中國傳統鄉村的典型水口（婺源，虹關）

視野所及的風景因為橋而靚麗，也因為橋而展現。正如虹橋是《清明上河圖》畫卷的看和被看的焦點和視點，橋往往或是河谷田野等鄉村景觀，或是港灣河口等城市景觀的聚焦，也是觀賞風景的不二選擇。微尺度的庭院，如蘇州園林，曲橋點綴假山假水；中尺度的景觀，如杭州西湖，山水因斷橋而風采動人，而斷橋也是欣賞西湖美景的最佳場所; 在宏大的景觀中，橋同樣是風景與觀景的聚焦和視點，如南京長江大橋之于揚子江，金門大橋之于舊金山灣區，悉尼大橋之于悉尼港。

但凡有河流穿過城市，橋便成為城市的名片，橋也成為欣賞城市風景的最佳選擇，如巴黎塞納河及倫敦泰晤士河上的諸多步行橋、蘇州和威尼斯古城水道上的橋。因此，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城市，尤其是城市建設決策者的審美和品位。平淡無奇的城市因為一座或多座橋而變得美麗動人。

橋并非單純是“橋”，它作為天地人神際會的文化與藝術的載體，也因此脫離了僅僅為交通服務的形式，甚至有了與交通完全“相反”的功能，橋上有了亭、風雨廊、神龕與廟臺，也有了坐凳和美人靠；橋也不一定為流暢而設計，所以有了以觀景與休閑為主要目的的橋，類似九曲橋等。

然而，以機動車，特別是小汽車為代表的工業文明的濫觴和以速度和規模化為目標的城市建設，使橋淪為功能單一的交通性市政基礎設施。曾幾何時，橋作為天地人神際會的含義不復存在。盡管造橋的技術越來越發達，橋的長度和寬度越來越巨大，橋卻已不再成為“市”，更難以成為“場”，相反，穿行于城市上空或跨越河流山川的鋼鐵橋梁恰恰是“市”與“場”的破壞者；盡管橋的形態與色彩越來越絢麗，竭盡霓虹燈之能事，它們卻不再是豐富多彩的市民生活的舞臺，它們如張牙舞爪的怪獸主宰著城市的天空；冰冷的鋼筋水泥，令人心生恐懼的幽暗橋洞，令行人望而卻步的車流，使橋已不再是人們穿越時空的姻緣紐帶，相反，橋成了割裂社區與鄰里、阻礙人與人交流的障礙；無限蔓延的土地開發，不斷延伸的高速路網，不可阻擋的隧道和架橋速度，讓橋不再是神秘彼岸和寧靜遠方的隱喻，而是它們的終結；當然，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橋梁也不再是一方人民的歸屬。正如城市和自然景觀因為有一座美麗的橋而成為入畫的風景，今天的廣大城鄉也有山水俱佳的地方往往因為丑陋的橋而變得不堪入目！作為鋼鐵洪流通道的橋也絕不是人們愿意駐足眺望風景的地方，而是逃之不及的地方。

北京涼水河橋上的老人以及橋下幽閉的通道

于是乎，先行城市化的國家，在城市被汽車“占領”長達近半個多世紀之后，特別是經歷“二戰”之后的快速蔓延和大拆建的時代，以人為本的緊湊城市與社區的價值再次被發現，人的社會生活與美好環境的價值被重新喚起，至少從簡·雅各布斯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1961年）開始，城市回歸運動首先在民間興起，汽車主導的大街區、寬馬路、大型市政設施給城市帶來的負面作用開始得到認識。

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新城市主義作為專業設計理論與實踐運動，開始在歐美興起，對汽車時代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回歸人性、回歸社區和城市生活的設計理念逐漸成為學界主流，對步行友好的緊湊型城市和生態環保的交通及生活方式的關注，成為新城市主義倡導的可持續城市形態特征（Calthorpe et al.，1986），緊接著，1990年代興起的景觀都市主義和生態城市主義在歐美學術界為未來城市描繪了一幅后工業時代生機勃勃的生態與人文城市的絢爛圖景。后兩者都強調通過景觀和背后的生態過程來定義和塑造城市，認為城市是由相互關聯且豐富的水平生態過程所界定的，而非建筑物，強調用生態系統的理念來系統設計城市，解決城市的社會和環境問題，創造新的城市形態和美學（俞孔堅，2009；Waldheim，2016；Mostafavi et al.，2010）

后工業城市設計理念的重要標志是拆掉和改造工業文明留下來的灰色基礎設施。典型的案例包括波斯頓的大開挖工程。穿過波斯頓上空的高速路建于1950年代，建設時遷移了附近約20000名居民，切斷了波士頓濱海與中心商業區的聯系，破壞了整個社區的生活和歷史聯系。為還城市以活力，重建社區生活，政府決定將高速路埋入地下，而將地面還給城市生活和綠色廊道。大開挖工程總投資近400億美元，歷時15年，直到2006年其主體工程才算基本完成。本人有幸參與其中，并參與了其中一段的設計。大開挖工程最終以巨大代價破除了代表工業文明的灰色基礎設施，還城市以綠色和活力，這是西方城市建設進程中的一次糾錯，更給中國等后發展國家的一次深刻的教訓。

波斯頓大開挖工程（The Big Dig）之北段，波士頓新中國城公園（New China Town Park）的過去與現在，破除切割城市的高速路而還城市以公共空間和社區生活（土人設計&Carol Johnson設計，俞孔堅攝）

而法國的勒內·杜蒙綠色長廊則是一個將高架鐵路改造成綠道的成功案例。巴士底地區通往巴黎東郊的高架鐵路在1960年代停運后，頂上被改造成公園，鐵路橋下面被改造成店鋪，形成了一條藝術品長廊，一條割裂城市的灰色基礎設施，華麗轉身為長約4km的綠色文化休閑走廊。受該項目的啟發，紐約的高線公園由運行于1930—1980年代的高架鐵軌改造而成，通過生態化和人本化設計，高調復興了一條工業走廊，將后工業時代城市復興運動推上高潮，并被世界各大城市所效仿。高線公園的成功不僅給發達國家的后工業城市建設帶來了靈感，也為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熱衷于建設新城、飽受環境污染、社群隔閡、社區分裂之苦的城市點亮了一盞明燈。高線公園的成功還展示了如何從一開始就將景觀作為基礎設施進行規劃和設計，并通過這些基礎設施整合城市的各類服務，將人的通行安全、生物多樣性、多元化社會和文化的交融等功能整合到一個兼具休憩與審美體驗的“橋”之中。這個項目帶來的成功不僅讓城市銹跡帶重獲新生，也精彩地展示了景觀設計行業如何在城市尺度上發揮作用（Yu， 2018）。

紐約高線公園，割裂城市的高架鐵軌華麗轉身為城市復興的綠色基礎設施，回歸了“橋”的含義（俞孔堅攝）

在拆除和改造工業化時代灰色交通基礎設施的同時，步行橋開始以新的形態成為重構城市景觀和縫合社區生活的短平快手段。早在1987年，建筑師伯納德·屈米（Bernard Tschumi）設計的拉維列特公園就以高架廊橋跨越運河和道路，將多種功能體鏈接在一起，使公園成為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并定義了城市的場域和活動，該公園也成為以景觀都市主義的開山之作。從1990年代末開始，歐洲主要城市借助世紀之交城市更新和形象重塑的機會，設計建造了許多具有創新意義的步行橋，它們回歸了前汽車時代橋梁作為場所和公共空間、交流與聯系紐帶，以及作為風景和歸屬與認同的含義，同時吸收了工業文明所賦予的全新的數字設計技術、新材料和構造技術，開啟了景觀橋設計的嶄新時代。包括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設計的倫敦世紀橋（The Millennium Bridge，1996—2001年)，以兩個Ｙ形的主柱，張開支撐兩側，再用橫臂支撐固定橋板，形成獨特造型的同時又使橋上有寬廣的視野；威爾金森·艾爾建筑設計有限公司（Wilkinson & Eyre Architects）設計的蓋茨黑德千禧橋（Gateshead Millennium Bridge，2001年），是一座左右側翻的步行橋，以定時解決運河行船與人行通道之間的矛盾；SKM. 安東尼·亨特設計事務所（SKM Anthony Hunts）等設計的滾動橋（Rolling Bridge，2004年），橋板像履帶一樣內轉，以便開啟和關閉，方便運河行船；圣地亞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設計的威尼斯運河上的憲法橋（Ponte della Costituzione，2008年），則是一座玻璃橋，盡管備受爭議，但其創新的態度鼓舞了廣大的橋梁設計師。迪特馬爾·費希廷格（Dietmar Feichtinger）設計的西蒙娜·德·波伏娃步行橋（Passerelle Simone de Beauvoir，2006年），是一座既有步行道又有自行車道的立體橋，創造了豐富的空間體驗，成為巴黎塞納河上頗受歡迎的公共場所。

拉維列特公園，用高架棧橋連接被道路和運河切割的城市，形成有機的城市空間，是景觀都市主義的典范（俞孔堅攝）

巴黎塞納河上的西蒙娜·德·波伏娃步行橋（俞孔堅攝）

與此同時，遠離城市，提供觀光體驗的景觀橋也成為探索當代設計的前沿，將橋的設計在創造體驗和美感的空間拓展到了極致。如21世紀初開啟的挪威國家觀光道計劃（National Tourist Routes in Norway），通過風景游覽系統的構建，將游人帶入北歐獨特的山水之中，使其獲得全新的體驗和感受，帶動了旅游經濟。一批設計師因此有機會實踐其創新的設計，18條國家觀光路線公路，是挪威文化、建筑和設計與大自然的有機結合，其中，各個景點的觀光棧道、橋和平臺等構筑物都是這項宏大工程中的精彩片段，它們把峽谷、農田、河流、山川、懸崖等自然景觀聯系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個個令人難忘的體驗場景，并點亮了北歐的獨特景觀（俞孔堅，2011），如桑德斯和威廉森建筑設計事務所（Saunders and Wilhelmsen）設計的艾于蘭峽灣觀景臺（2006年），延森和斯科溫建筑設計事務所（Jensen & Skodvin Architects）設計的加德布蘭德斯祖維特觀景臺（Gudbrandsjuvet，2007年），雷于爾夫·拉姆斯塔建筑設計事務所（Reiulf Ramstad Arkitekter）設計的特羅斯第爾根（Trollstigen） 游客中心（Troustigen，2012年）。這些精品構筑物無論在材料、結構還是設計美學方面都為當代景觀橋的設計樹立了新地標。令人“匪夷所思”的玻璃橋是當代景觀橋的另一個極端，如高懸在美國大峽谷上空的大峽谷天橋（Grand Canyon Skywalk，2007年），這座由美籍華人企業家金鵡策劃投資的U形觀光橋，使游人獲得了像雄鷹飛翔于空中的體驗，將人類的藝術和技術與大自然的雄偉景觀完美結合，創造了當代景觀橋梁中的奇跡，并成為未來設計的靈感源泉。

挪威的國家觀光道計劃上的艾于蘭峽灣觀景臺（Auland Lookout）（照片來源：Saunders and Wilhelmsen）

挪威的國家觀光道上的特羅爾斯第根（Trollstigen）游客中心（照片來源：Reiulf Ramstad Arkitekter）

美國大峽谷玻璃天橋（俞孔堅攝）

正當歐美進入新城市、景觀都市主義和生態城市主義時代之時，中國的城市化正處于城市狂熱（urban frenzy）的狀態，如同歐美“二戰”之后的城市擴張，城市建設被暴發戶意識與權力審美所主導，城市日常生活與生態環境和美學被忽視或曲解，大廣場、大馬路、大高樓和令人迷亂如“中國結”的高架橋被當成城市發展的象征（俞孔堅，1999；俞孔堅，2002；俞孔堅 等，2000；俞孔堅 等，2003）。在城市化方面，中國是后知后覺的，但這不妨礙在城市建設洪流之外的某些偏僻角落，明智的決策者已經與國際同步意識到了問題并探索和接納后工業時代的設計理念，這就為一些創新的設計師提供了避難之所。早在21世紀初，美籍華人橋梁工程師鄧文中和林同棪國際公司就開始在中國設計了一批結構精巧且美的市政橋梁，使當代的市政工程橋被賦予了景觀橋的含義，如其在天津設計的大沽橋（2003年）是一座非對稱外傾高低拱多索面鋼拱橋，又被稱為“日月拱橋”。加寬的弧形人行道構成觀賞平臺，行人至此可一覽海河美景。盡管它是橫跨海河的主要交通性橋梁，但設計師把人行和觀景體驗以及城市風貌、文化象征完美融合在設計中，使橋回歸人性空間與都市場所，堪稱用當代語言回歸橋的完整意義的杰出典范。在福建的偏遠鄉下，建筑師李曉東在兩座古老土樓之間的山澗上架起一座橋上書屋（2008年），讓橋成為交流聚會的場所，成為社區重建的紐帶，用當代語言闡釋了傳統廊橋的含義；朱育帆設計的上海辰山植物園礦坑花園（2012年），堪稱礦坑景觀設計的經典，其中臨水棧道（橋）無疑是礦坑花園最精彩的元素，使橋成點亮風景和讓人浸入風景的通道。在廣州，建筑師何鏡堂主持設計的海心橋（2021年）是首座跨珠江的人行橋，用當代技術與形式回歸橋的含義，用設計者的話說是“是珠江上看與被看皆宜的新景點”，是使城市回歸人本理念、并走向后工業時代的代表。玻璃橋在中國各大景區的出現，使橋作為景觀體驗和風景的含義得到暢快淋漓的表達。具有代表性的是渡堂海（Haim Dotan）設計的張家界“云天渡”（2015年），集人行道、游覽、蹦極、溜索以及舞臺等功能于一體，當時是世界最高的人行橋也是最長的玻璃橋，為人們打開了“橋”作為景觀體驗設施的想象空間，并掀起了中國景區的玻璃橋熱。

天津設計的大沽橋（照片來源：林同棪國際公司）

橋上書屋（照片來源：李曉東）

上海辰山植物園礦坑花園水上棧道（陳堯攝）

廣州“海珠心”步行橋（照片來源：何鏡堂）

張家界“云天渡”玻璃橋（照片來源：Haim Dotan）

土人設計自1998年成立開始，便提出了天地人神和諧的設計理念，步行橋、空中棧橋和棧道等一開始便在其作品中被作為重要的景觀元素來設計。本書采集了土人設計近25年里完成的景觀橋的代表作，從中可以看到“土人”為實現其設計理念而不斷探索的足跡。

1998年開始，土人設計就把棧道和棧橋作為重要的功能、藝術與生態結合的創新元素，2000年設計的中山岐江公園中，布置了一條113m長的水上鋼構棧橋，與工業遺產公園的整體風格相呼應，橋上設置觀景平臺和裝置，作為公園的主要聚焦點和觀景走廊，也成為分割空間的元素。岐江公園中還嘗試了“海綿水岸”的設計，用棧橋式的護岸來適應水位變化的水岸，實現親水性與生態性（俞孔堅 等，2002），這一做法又在中關村生命科學園的中央濕地中進行了更大范圍的應用（2001年）。在秦皇島濱海景觀帶的棧道設計中，嘗試了預制基礎的木棧道設計（2006年）；在寒帶的濕地棧道建設中，尤其需要面臨凍融作用帶來的影響，在哈爾濱群力濕地公園（2009年）、哈爾濱文化中心濕地公園（2013年）、俄羅斯卡班湖的水上棧道（2013年）等項目中都總結了經驗和教訓。公園中棧道可探索的余地很大，重點在藝術性、生態性與功能的結合，如秦皇島的紅飄帶，將木棧道與坐凳相結合，蘇州真山公園中，金屬格網路面實現了步行功能與生態性的結合，都有較好的效果。預制混凝土棧道是近年來土人設計在探索的，它是將模塊化的異形設計組合成更有藝術感的步行棧橋，這在西安雁南公園（2016年）和南昌魚尾洲公園（2017年）都得到了較好的展示。

中山岐江公園中的水上棧橋，成為空間構成和觀景的重要元素（土人設計，2000）

水上棧道：橋作為姻緣的紐帶（宜昌運河公園， 土人設計）

水上棧道：橋作為城市公共休閑空間（南昌魚尾洲公園，土人設計）

2005年的天津橋園景觀橋是作者首次嘗試在公園中設置的與亭臺休憩設施相結合的高空棧道，作為公園綠地上的空中休閑廊道，為地形平坦的景觀創造了新的體驗空間，并擴大了綠地的游客容量，通過公園與城市之間的空中棧橋還創造了一系列公園的框景，將多個下沉花園和場地串聯起來，提供了一系列看和被看的場景（俞孔堅，2011）。這個模式的升級版是2009年設計的哈爾濱群力濕地公園空中棧道，這條廊道同時界定了一個城市海綿公園的邊界，將自然的荒野鑲嵌入一個“畫框”。認識到這種設計手法在城市中頗受市民喜愛，因此，在后來的多個公園中都進行了使用，而在具體設計形式和材料上都有不同的嘗試，從而成為定義公園特色的重要元素，如2006年設計的秦皇島植物園中，專門營造了一個破裂的火山口地形，然后在上面架了一條環形空中棧橋；2009年設計的宜昌運河公園、2009年設計的義烏濱江公園橋、2014年設計的衢州鹿鳴公園和宿遷三臺山衲田花海棧橋、2015年設計的三亞紅樹林公園和2016年設計的西安雁南園。對這一手法的極致使用是2016年設計的蘭溪揚子江海綿公園和2018年設計的嘉興西南湖公園。在揚子江海綿公園，為了應對洪水，設計了一個水杉林上的空中平臺和棧道系統，形成了與洪水相適應的空中休憩網絡。在西南湖公園，場地已經有大片成熟的森林，林下生態也很好，水系和鐵路及快速道路將場地與周邊的聯系隔絕，空間使用率很低，為疏解臨近南湖地區的游客并為周邊市民提供活動場所，設計了一個樹冠之上的空中棧道網絡，并將兒童活動場、書店、咖啡屋及商場和休息場所整合成一個空中網絡，協調了生態保護與人類休憩活動兩者之矛盾，創造了一個立體公園。

天津橋園的公園空中棧道，界定了城市與公園的邊界，并串聯多個下沉庭院（土人設計）

秦皇島植物園中的空中棧橋

哈爾濱群力濕地公園空中棧道，這條廊道同時界定了一個城市海綿公園的邊界，將自然的荒野鑲嵌入一個“畫框”（土人設計）

三臺山衲田花海空中棧橋，以橋作為景觀的主角和主要的體驗廊道（土人設計，2014）

衢州鹿鳴公園中的空中體驗棧橋（土人設計，2014）

西安雁南公園中的空中體驗棧橋和裝置（土人設計，2016）

蘭溪揚子江海綿公園，洪水相適應的空中休憩網絡（土人設計，2016）

嘉興西南湖公園: 林冠上的公共空間，包括兒童游戲場（土人設計，2018）

2010年設計的林州紅旗渠太行天梯用充滿豪情的浪漫主義手法，在非常局促和復雜的地形中，用一條蜿蜒盤旋的空中步道，綜合應對了人流交通、車流組織、空間體驗、科普教育和景觀保護等一系列挑戰，并適度使用了玻璃橋面以供人觀賞橋下的瀑布。鋼結構棧道并不是理想做法，但在巖石山坡等特殊地形上尤其有優勢——輕巧且安裝便利，典型的項目是2011年設計的寧波象山松蘭山濱海棧道。

爬山棧橋：太行天梯（土人設計，2011）

爬山棧橋：寧波象山松蘭山濱海棧道，成為體驗海濱風景的通道（土人設計，2010）

2014年設計的長白山池北區美人松公園空中玻璃棧橋和平臺解決了游客跨越快速路的問題，同時把人帶到高空欣賞美人松，而玻璃棧道本身也成了風景。2015年城頭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玻璃棧橋，讓平淡無奇的稻田景觀變得活躍起來，沿橋散步成為一種奇妙的探險，讓城市游客能夠浸入式體驗水稻種植及收割過程。同時不影響橋下的水稻獲得足夠的陽光。

長白山池北區美人松公園空中玻璃天橋（土人設計，2014）

城頭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玻璃棧橋（土人設計，2015）

不同于公園中的游覽性的棧道和棧橋，市政景觀橋是有交通功能的橋，用于步行和自行車交通。2009年設計的睢寧水袖橋是對高架聯通性步行橋的最早嘗試，它將被多條水系和快速道路分割的縣城空間連接在一起，并從當地戲曲舞蹈搖曳多姿的水袖中獲得靈感，形成流動飄逸的空中舞臺和觀景廊道，當地人民甚至唱起了膾炙人口的《我家鄉的水秀橋》。該橋成為縣城的地標，也成為強化社區認同與歸屬感的標志性景觀。在此基礎上，分別設計了六盤水明湖濕地公園（2009年）、金華燕尾洲公園（2010年）、浦陽江生態廊道的多個橋（2014年）、邯鄲園博園的“夢澤飛虹”（2018年）等一系列城市和社區的流線型景觀橋。這些橋除了在游線上都采用飄逸的曲線和鋼結構外，在色彩和材料方面都進行了不同的嘗試，橋本身成為景觀營造的主角，同時具有觀景和提供空中休閑體驗的功能。

以慢行交通為主要功能的景觀橋包括大型的跨江大橋。2016年設計的衢州市禮賢橋，橫跨衢江，將自行車道與步行道分設，采用上下錯落曲線鋼桁架形式，做到結構、形式與功能有機結合，同時創造了豐富的步行和游覽體驗，無論從跨度還是寬度來說，都是很大體量的景觀橋，成為令衢州人自豪的城市象征，更是備受市民喜愛的日常休憩空間。2021年的西安市國際港務區跨灞河慢行橋，長達1500m，是295km長的“三河一山”超級綠道的點睛之筆，也是橫跨灞河的第一座大型步行橋，它飄逸在水上回望西安奧體中心，與其共同塑造古都西安的時代風貌。設計以絲綢為主要元素，整座橋梁的欄板采用雙層穿孔鋁板作為主材，以現代設計方式將絲綢光澤抽象化，結合燈光設計，使整座橋梁猶如一條銀白色絲帶飄浮于灞河之上。

作為城市無障礙超級綠道上的橋，先于灞河慢行橋的是2019年設計的唐山超級綠道的一系列景觀橋，當時嘗試了以穿孔鋁板作為橋的欄板而形成整體感，用適當的變形來滿足對形式的追求。

金華燕尾洲八詠橋（土人設計，2010）

衢州市禮賢橋，令萬人空巷的新型公共空間（土人設計，2016）

西安市國際港務區跨灞河慢行橋，作為城市新地標的景觀橋（土人設計，2021）

本書還收集了幾座建設中的橋或方案階段的橋。其中，2022年設計、建設中的蘭州市奧體橋是一個新的嘗試，采用張拉整體結構橫跨城市主干道。結構柱落在人行道邊緣。2022年設計中的蘭州黃河匯秀橋以“天地人文際會，風雨廊橋今釋”為概念，傳承多元的空間功能，憑借當代的設計手法、技術和材料的創新，它不僅成為連接黃河兩岸的空間紐帶，更是藝術與科普展廊和休憩空間，是城市的新地標，也是城市的觀景陽臺，更是對橋的完整意義的回歸。

蘭州黃河上的“匯秀橋”：天地人文際會，風雨廊橋今釋（土人設計，2022）

之所以將景觀橋作為單獨的設計主題重點演繹，是因為作者深深感到其對營造美麗中國的重要意義。可以預料的是，中國城市在經歷快速而無節制的狂熱膨脹、巨型市政工程的無情手術之后，其肌體將進入修補期、社區將進入愈合期、城市生活的理想將從英雄主義走向尋常的詩意，景觀橋將成為縫合城市創傷不可或缺的針線，擔當起際會天地人的角色。20多年的城市與景觀規劃設計實踐告訴我，只有不斷吸取前人的經驗，不斷探索和實踐，設計的作品才能不斷走向成熟。通過此書與各界分享我及我的團隊的實踐經驗，并以此為基礎，博取方家的批評和指導。

俞孔堅

2022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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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周舟，王慧嫻

攝影、媒體發布 | 馬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