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布雷特·米利根：如何突破景觀固有觀念與共識迷思

注：本文為刪減版，不可直接引用。原中英文全文刊發于《景觀設計學》（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2021年第6期“氣候變化與韌性人居環境”專刊。獲取全文免費下載鏈接請點擊此處。

導 讀

布雷特·米利根（Brett Milligan）是一位致力于探究氣候變化時代景觀行業的未來發展的卓越學者：他是非營利性疏浚研究合作組織的聯合創始人之一，也是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質變景觀研究實驗室的負責人。無論是研究還是實踐，他都注重打破對于景觀設計的固有觀念。他的主要研究對象包括淤泥及其他河流沉積物，參與的實踐項目涉及大壩拆除及生態修復、三角洲棲息地營建等。他將景觀本身視為一種動態過程，強調其流動性，以及人類對于景觀過程的重要作用。

在訪談中，米利根指出，我們人類應當敬畏景觀自我演變的力量；在應對氣候變化的景觀設計實踐中，需要更審慎地考慮項目的生命周期問題，同時綜合考慮環境、居民、社區和沉積等外部因素，體現對包容性、多樣性和人類及其他物種的正義。最后，米利根介紹了“設計研究”的相關方法，并表達了對推進設計成為一種嚴謹而獨特的知識創造形式的期望。

對話布雷特·米利根：

氣候變化時代對創新、跨學科和適應性景觀設計的倡議

A Call forInnovative, Multidisciplinary Adaptive

Landscape Design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

Interview With Brett Milligan

Brett MILLIGAN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人類生態學系景觀和環境設計專業副教授

曾麓語

美國Design Workshop設計事務所景觀設計師，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景觀系碩士

黃伊偉

美國普渡大學園藝與景觀系助理教授

黃伊偉和曾麓語（以下簡稱“采訪者”） ：

讓我們從討論“人類世”（Anthropocene）這個概念開始。您發表的多篇文章中數次提到人類世的概念。這個概念為什么在景觀設計和環境設計領域尤其值得被強調？

米利根：

我認為，我們有必要了解人類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通過什么方式造成了地球的改變，并明確人類在當代對進化驅動的主導作用——從古至今，人類對地球變化所造成的影響已發生改變，而且影響程度懸殊。我們人類既應當明白這一點，也應當始終保持敬畏，因為整體而言，在人類世背景下開展的設計實踐已經對地球造成了駭人的影響。雖然很多時候我們無意造成這些影響，但我們的行為可能已經危及我們自身乃至地球上一切其他生物的生存。

我絕不是借用“人類世”的說辭虛張聲勢，好像我們可以通過設計干預來掌控環境，因為很多事物無法被掌控，氣候變化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我使用這個詞主要是為了表達（人類的）脆弱性：我們人類是否正在自取滅亡？根據目前的觀測數據及推演預測，這一問題的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我非常好奇，我們人類是否可以改變未來發展的軌跡，以避免我們自己以及許多其他物種消亡的厄運——世界將一如既往地運行和演變，但我們的命運則不一定。

采訪者：

在人類世的語境下，您的研究中常常提及“遷移”（migration）、“變化”（change）、“共同演變”（co-evolution）等關鍵詞。您認為對這些概念的理解將如何有助于我們反思景觀設計？

米利根：

當談論“景觀遷移”時，我希望人們以一種更寬泛的視角來思考“遷移”概念：遷移討論的不僅僅是單一物種有規律的空間位移，更是一個在時空維度不斷變化的景觀集合。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認為，景觀本身是靜態不變的，變化的只是在其中的其他事物。然而，景觀正隨著氣候變化和生態轉變而加速變化。典型的例子包括氣候帶已發生遷移，植物物候期也產生了變化，比如植物春季物候期（在氣候變化的影響下）越來越提前。

景觀遷移概念著眼于變化的過程和規律，特別是幫助我們去理解那些已經被改變的景觀，從而深入挖掘場所和場所價值等概念。然而，場所變化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們在文化層面上的觀念相對滯后，我們甚至來不及為正在消失的事物感到失落和哀傷。總而言之，景觀遷移概念強調在景觀設計實踐中，對設計時序、應對變化、共同演變的考量與空間和形式同等重要。

我對被徹底改變的景觀的關注源自長期的探索過程中親身參與的一系列實踐和研究項目。我的碩士學位論文聚焦美國西南部的露天銅礦，這些地形改造項目的體量之大放眼全球也極為少見。這激發了我開始研究人類地質學的相關內容，以及那些不可逆轉的景觀。

人類影響下的景觀：美國亞利桑那州科奇斯縣比斯比鎮的薰衣草露天銅礦（上圖）和與之毗鄰的前采礦小鎮（下圖）? Brett Milligan

后來，我參與了更多商業實踐項目（如美國康迪特大壩拆除及白鮭魚河生態修復項目，以及橫跨俄勒岡和加利福尼亞兩州的克拉馬斯流域研究項目），在此期間也展開了更多思考：如何通過解放性、恢復性的手段改造這些已經過時的基礎設施——而非用殖民性的、破壞性的途徑來拆毀、撤除它們。景觀遷移的相關理念也在那一時期逐步成熟。當前我的設計對象依然以被劇烈改變的景觀為主，其中尤以低干預修復由19世紀的濕地復墾工程形成的景觀的項目為主。這些項目場地以及（修復）這類景觀所面對的挑戰一直吸引著我，讓我不得不考慮前面提到的有關人類世的問題。

我認為（也希望）我們已認識到景觀無法被掌控這一事實。人類也許能夠干預景觀中的某些動態過程或其運行方式，但這類干預只會迫使景觀以其他意料之外的方式去適應、運行和變化，最終釀成禍患。我個人認為我們需要敬畏景觀自我演變的力量——我們不僅要謙遜地承認景觀力量的存在，而且要認識到這種力量具有與人類改造本質不同的、無法被掌控的集群能力。

米利根基于對景觀自我演變力量的認知和尊重在三角洲展開的實踐探索 ? SCAPE and Public Sediment

今天，我們的大部分設計工作都基于對景觀力量的認知和尊重，以及對這種力量的科學利用。而這種設計思維和實施方式與19和20世紀時相比，已發生了巨大改觀——數百年來，我們都在錯誤地、不公正地干預景觀過程。舉例而言，我們已經認識到我們無法阻止海平面上升。現在，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如何恢復那些由殖民開荒、采掘和基于資本的設計實踐造就的景觀的力量。

采訪者：

基于您的實踐經歷，您認為有哪些基本概念值得景觀設計師展開討論？哪些觀念應該轉變？我們應該如何改變教育下一代的方式？就像您曾建議我們打破對于“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的固有觀念一樣。

米利根：

基礎設施的定義很復雜。20世紀，我們忽略了環境、居民和社區等社會和生態因素——這些被排除的因素被通稱作“外部因素”——將基礎設施簡單地等同于道路和水壩等典型的硬質基礎設施。無論是因為認知欠缺造成的忽略，還是設計師的有意為之，最終，項目自建成起不斷受到來自這些外部因素的負面影響，因而不得不將它們視作內部因素重新審視。因此，教育下一代時至關重要的是要鼓勵他們將這些外部因素納入考量，這樣才能在實踐中體現對包容性、多樣性和人類及其他物種的正義。

與此相關的是，我認為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在學科中完善跨學科協同設計方法。跨學科設計不僅是與不同學科的合作，而且還應該引入公眾參與。找到能將不同的利益相關方聚集在一起、實現跨學科協同設計的方法是很困難的，尤其是對于項目利益相關方代表性的考慮（誰參與誰不參與），特別是考慮到政治和種族因素時。

設計師試圖通過投影模型向公眾直觀地展示沉積物在海灣－三角洲的移動路徑，讓人們認識到其復雜性。設計師在模型上投影海平面上升的預測高度，以及恢復和維持灣區邊緣的潮汐沼澤所需的沉積物規模。這種公眾教育并不容易，但是人們需要理解沉積物對于建立海岸韌性、適應海平面上升的重要性：只有通過一些技術可視化途徑，才能使人們明白為什么沉積物短缺是世界各地沿海地區都面臨的嚴峻問題。? Public Sediment Team

設計師建立了河道實體模型，并借助地貌沙床模型，讓公眾觀察其中發生的沉積過程，從而推動公眾參與及社會討論。? Public Sediment Team

最后，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我認為討論項目的生命周期和不確定性至關重要。在氣候變化背景下這的確是一個難題，因為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從根本上決定了這個項目的使命和目標。項目的生命周期和未來發展直接關乎我們該如何設計。

采訪者：

既然談到了設計過程，那么您認為那些涉及不同學術背景、社會階層，或是對同一景觀持不同看法的利益相關者的成功項目，其設計過程中的關鍵是什么？

米利根：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一般來說，我認為在一個項目中試圖達成共識是一種迷思，尤其是在當今各政治形態間沖突不斷的語境下。在實踐中，項目面臨著大量差異化、多樣化的意見。在地理學和人類學中，專家們將這些意見稱為“非共性因素”（un-commons）。公共空間通常實際上包含一系列“非共性因素”，包含人們針對同一事件所提出的不同觀點。譬如，每個人對同一座公園中游憩活動的預期可能各不相同：你可能想自己燒烤，我可能想躺在毯子上看書，但卻被外放的音樂所打擾。人們在如何創造和使用空間、如何看待景觀，以及如何衡量景觀價值上的觀念也各不相同。設計的關鍵并非試圖達成共識，而在于如何尊重差異，促進景觀內涵和形式的多樣性。

2018～2020年，在米利根參與的弗蘭克斯片區預景項目中，設計師首先邀請公眾和其他利益相關方代表自己繪制地圖，以了解他們對項目用地的使用方式和價值評估，以及他們所希望看到的變化。通過基于網頁和移動端設備的地理信息系統的在線調查，用戶可以在項目用地的地圖上畫出他們喜歡的劃船路線，標注出他們期望重建的地點和內容，并指出他們認為可以設置潮汐沼澤地而不至于損害自身游憩機會的位置。? Brett Milligan, Alejo Kraus-Polk, Huang Yiwei

采訪者：

最后，我們談一談“設計研究”（Research by Design）。您在風景園林教育工作者委員會（CELA）的2019年年度會議中提出了這項新議題，收到了很多業內同仁的積極反饋。“設計研究”有望發展為探究不確定性的新策略，恰與氣候變化時代所面臨的問題相吻合。請您談談這項議題提出的背景。

米利根：

“設計研究”將設計過程作為研究方法，主張設計是一種創造和發現知識的形式，與過程概念緊密相關。我認為設計過程與最終結果同樣重要，因此期望設計研究的途徑能夠引導我們更專注并且以更加嚴謹和批判性的態度反思設計過程本身。設計雖然具備不同于理科的特征和競爭力，但同樣注重實證和實驗價值：設計不僅具備實驗性，而且需要切實解決一種形勢或現狀問題，還需要嚴謹地探索和理解這些變化。

在景觀設計學界，有些學者積極投身于設計研究，有些主要致力于研究他人的設計實踐。前者通常在學術研究信度、效力或空間上有所不足。CELA主要為推動學科的學術發展而設立，我們提出將“設計研究”作為其分論壇的議題，目的是為推進設計成為一種嚴謹而獨特的知識創造形式搭建專門的平臺。

^{部分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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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illigan, B., Kraus-Polk, A., & Huang, Y. (2020). Park, fish, salt and marshes: Participatory mapping and design in a watery uncommons. Land, 9(11), 454. https://doi.org/10.3390/land9110454}

^{[8] SCAPE. (2019). Public Sediment for Alameda Creek. 2019 ASLA Professional Award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sla.org/2019awards/640057-Public_Sediment_For_Alameda_Creek.html}

^{[9] Milligan, B., & Holmes, R. (2016). Delta earthworks, wicked problems and speculative design scenarios. In H. Alison, & S. Kelly (E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s Necessity conference proceedings.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本文引用格式 / PLEASE CITE THIS ARTICLE AS}

^{Milligan, B., Zeng, L., & Huang, Y. (2021). A call for innovative, multidisciplinary adaptive landscape design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 Interview with Brett Milliga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9(6), 88?98. https://doi.org/10.15302/J-LAF-1-030032}

^{編輯 | 周佳怡、田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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