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義行業的景觀都市主義先鋒：德克·西蒙斯

^{▲ 2017年杰弗里·杰里科爵士獎（Sir Geoffrey Jellicoe Award）得主德克·西蒙斯 （Dirk·Sijmons） ?  Vincent Boon}

“德克為景觀設計行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重新定義了這個行業的界限、策略和地位。”

——2017年杰弗里·杰里科爵士獎評委會

^{"Dirk has made, and makes,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fession, and the main quality of these contributions is that they redefine the profession, its borders, its strategy and its position."}

^{—2017 Sir Geoffrey Jellicoe Award Jury}

^{注：2004年啟動的SGJA獎是國際景觀學與風景園林師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s，簡稱IFLA）授予景觀設計師的最高榮譽，最初每四年頒發一次，自2011年起每年頒發一次。該獎項旨在表彰一位在世的景觀設計師迄今為止的成就和貢獻，以及對社會、環境福祉，和對景觀設計專業的發展所產生的獨特而持久的影響。}

^{▲ 德克·西蒙斯與H+N+S團隊 ? H+N+S / Dutch Profile}

德克·西蒙斯（Dirk Sijmons）是荷蘭H+N+S事務所（H+N+S Landscape Architects）創始人之一，此前曾從事建筑設計和空間規劃，在這些經歷的推動下，他將景觀視作社會的一面鏡子，是人類與自然共同促生的生命體，而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則成為了他畢生的追求。早年在荷蘭文化部擔任空間規劃師的工作經歷啟發他不斷思考：小到食品生產，大到城市化，什么樣的社會進程能夠成為推動景觀設計發展的積極力量？與此同時，他也在不斷探索，從海岸侵蝕、泥沙沉積到植被群落演替，什么樣的自然進程能夠轉變為滿足人們需要的以自然為基礎的解決方案？西蒙斯始終致力于思考如何通過景觀設計的方式來引導這些進程，使它們成為有意義的空間表達。

如果景觀都市主義已成為景觀設計領域的重要框架，那么西蒙斯無疑是景觀都市主義的先鋒派之一。不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具體項目，他都聚焦于過程、實踐與工程解決方案；同時，他也堅定地認為，以上這些語匯需要與文化傳承相輔相成，因為文化也是設計過程中極為重要的元素。不論是在荷蘭還是在全球范圍內，西蒙斯均為景觀行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他看來，景觀設計不再是附屬于建筑設計與城市規劃的工作，它亦可以在更大的尺度下發揮跨學科的特性，積極推動城市發展進程。

 01 多元的求學與職業生涯

西蒙斯的研究方向與理論成果包括氣候變化適應、能源轉型、都市生態、棕地修復等多個方面，他的實踐作品也涉獵甚廣，涵蓋能源轉型規劃、河道修復規劃、棕地修復改造等。當我們追溯西蒙斯的求學經歷與職業生涯，不難發現他擁有如此廣博的知識與強大的實踐能力，與他多樣的學術背景與豐富的工作經歷息息相關。

西蒙斯生于1949年，受建筑師父親的影響，他于1967年進入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學習建筑，后取得都市系碩士學位。在學生時期，當時的環境主義思潮引發了他的濃厚興趣，并促使他師從彼時荷蘭最有具影響力的生態學家克里斯·范·魯文（Chris van Leeuwen）。魯文的理論聚焦于用生態學的思想把“形式”和“過程”聯系起來，受此啟發，西蒙斯在日后的設計過程中不再僅僅關注形式，而更加注重于形式背后的過程。在這一階段學習到豐富的生態學知識為西蒙斯的職業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 1972年西蒙斯與魯文一同開展野外調查，此行的目的是尋找一種名為小貝母（Fritillaria meleagris）的植物 ? Kees Duijvestein}

^{▲ 為了將魯文的理論思想傳播得更廣，西蒙斯等人匯編了《克里斯·范·魯文的理論：一些關鍵要素》The theory of Chris van Leeuwen: Some Important Elements一書}

畢業后，在1977年至1981年期間，西蒙斯在隸屬于荷蘭文化、娛樂和社會工作部的自然保護部門工作。在這期間，年輕的西蒙斯參與了許多大型公共建設規劃的工作，其中的代表性項目包括Oosterschlede海灣區域相關研究。Oosterschelde大壩項目在荷蘭開創了堤壩體系建設與生態發展相結合的先例，綜合考慮了水系統、生態環境及發展所需的防洪要求等方面。在隨后的十余年中，西蒙斯相繼擔任不同部門的負責人，為荷蘭農業景觀現代化研究及水管理與城鄉景觀協調發展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意見，同時也致力于探索自然環境的保護，以及自然與農業的和諧共處與共同發展。

^{▲ Oosterschlede大壩 ? Zairon}

1985年，西蒙斯和幾位同事利用業余時間參加了一項空間規劃競賽，憑借“鸛計劃”（Stork Plan）規劃作品獲勝，這個規劃標志了荷蘭基于水系統與自然發展的新一代區域規劃理念的萌芽。以此為契機，西蒙斯成立了H+N+S事務所。在這里，不論是生態學家還是景觀設計師，都在踐行基于自然的方法，通過對水資源的管理或土壤的干預來協調與支持自然發展。

^{▲  “鸛計劃”概念平面，項目覆蓋范圍約90km×20km ? H+N+S}

^{▲ 本規劃針對荷蘭河流上游地區發展提出，是“框架理論”的第一個大型實踐項目 ? H+N+S}

荷蘭是一個農業大國，高度發達的農業為荷蘭帶來了大量的經濟收入，而在荷蘭的傳統觀念中，自然只是農業發展的副產物。20世紀80年代，驅動荷蘭景觀變化的的主要力量并非城市進程，而是農業現代化。

當時的荷蘭森林署根據農業的預期發展制定空間規劃，但每當規劃完成，預留給農業的用地常常難以滿足其發展需求，故而當時在森林署工作的西蒙斯和同事便需要重新調整規劃。在調整的過程中，規劃中其他的建設用地難以被改變，便把林地、水系等用地重新規劃為農業用地，大量的自然棲息地成為了農業發展的犧牲品。

在這樣的背景下，西蒙斯等人十分擔心農業發展的進程最后會導致所有自然棲息地的喪失，而荷蘭政府也希望西蒙斯等人能夠制定新的發展策略來解決這個問題。基于荷蘭的地理景觀特質，西蒙斯等人提出了“框架理論”（Casco Concept）。“框架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將農業與城市等快速發展區域與森林、河流這樣的緩慢發展的區域分開，為兩者二者提供各自的發展框架。

^{▲ 框架理論圖示：將相對靜態的景觀要素（林地、自然保護地、水源地）組合成框架，同時為農業等動態變化的要素創造更大尺度、更靈活的開放空間 ? Kerkstra en Vrijlandt, 1982}

^{▲ 在框架理論中，有多種方式讓“靜態”的林地等和“動態”的農業用地水利系統互相獨立，每種方式都可以暗示或加強二者的空間分隔 ? Kerkstra en Vrijlandt, 1982}

一方面，框架理論為農業等發展快速而靈活的區域預留了足夠的土地，讓動態變化的農業擁有靈活改變的空間，農業在這個區域范圍內擴張，不會壓迫甚至代替其他用地；同時規劃者也無需過度詳細規劃這些功能快速變化的用地，而可以創建一個基本完善的框架并留出發展的彈性空間。這個概念在如今也適用于其他靈活變化的建設，如交通規劃、基礎設施建設等。

另一方面，框架理論能夠為發展緩慢的林地、水系等自然棲息地設計穩定的空間，由政府部門進行管理，以提供足夠的保護。生物在這樣的自然棲息地中兀自生長，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來自人類發展的干擾，逐漸建立起場地的生物多樣性與穩定的群落結構。框架理論為荷蘭的自然棲息地保護提供了穩定的保護與發展框架。

還河流以空間：荷蘭瓦爾河河道拓展

千百年來，荷蘭人以建設堤壩的方式抵擋洪水，并不斷加高加固。1993年和1995年，荷蘭水位漲幅驚人，導致低洼地區不得不進行預防性疏散。在1995年洪泛之后，為減少洪災和防止類似危機，荷蘭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河道拓展計劃”（Room for the River Program），旨在賦予河流更多的空間，擴大河道的橫截面使洪水在到來時擁有更多的通過空間，保持水位的穩定。在2002~2003年該計劃開發前期，H+N+S事務所參與了國家層面重要節點及河流沿岸項目的劃定。最終在全國范圍內選出了30多處地點并采取措施拓展河道空間以減少洪水風險。

^{▲ 荷蘭河道拓展計劃項目場地總體分布情況 ?  Ruimte voor de Rivier}

在“河道拓展計劃”中，奈梅亨市附近開展的項目是最獨特和最受歡迎的范例之一。該項目于2012~2016年間設計建造，H+N+S事務所也參與了這個項目的實施階段。奈梅亨市位于荷蘭東部，萊茵河的支流瓦爾河在奈梅亨市拐了一道急彎，河道也隨即變窄，形成了一處狹口，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河流南岸奈梅亨市的老城區。

^{▲ 在河岸后移和開挖旁通河道工程開始前，高水位時河流北岸的狀況 ?Thea van den Heuvel}

^{▲ 瓦爾河河道拓展項目東側鳥瞰圖 ? Siebe Swart}

針對瓦爾河的河道拓展項目由兩個關鍵部分組成：一是將河流北岸的堤壩向陸地后移350m，拓寬了主河道的橫截面；二是新挖一條旁通河道，通過一個溢流堤與瓦爾河永久相連。在這兩個措施的協同作用下，洪峰時的河流水位可下降34cm，達到了荷蘭河道拓展計劃的要求，有效解決了瓦爾河附近地區的防洪問題。

^{▲ 瓦爾河河道拓展項目開展前后的城市發展規劃及河道剖面圖 ? H+N+S} 

^{▲ 前景為由NEXT建筑事務所設計的祈福橋（Zalige Brug），遠景為Ney及合伙人結構與土木工程公司設計的新公路橋“跨越”（De Oversteek）? Jeroen Bosch}

^{▲ 高水位時的祈福橋（攝于2018年1月） ? Jan daanen}

為了使旁通河道起到水文調節作用，設計團隊師在其進水口入水口處設置溢流堤。溢流堤由原有堤壩改建而成，只有當瓦爾河位于極端高水位時，它才會被淹沒。因此旁通河道具有更高的安全性與可控性，成為了周圍居民的劃船、泛舟和駕駛帆船的完美地點。旁通河道靠近倫特鎮的碼頭除了發揮防洪的作用，在其上也時常開展露天市場、節日慶典等各式各樣的活動。

^{▲ 入水口處設置有不同高度的管道通路，為旁通河道提供來自主河道的水流 ? H+N+S}

^{▲ 臺階、坡道、可落座的邊坡和綠色護坡為碼頭上部區域賦予了與新城一致的城市特征 ? H+N+S}

自然發展，水與空間：沙引擎

荷蘭對海岸線的維護遵循“能軟就軟，需硬則硬”（soft when possible, hard when needed）的指導原則，提倡多保留自然海岸，盡可能少地建設硬質工程。2011年，荷蘭基礎設施與水管理部決定試驗一種新型的補沙方法，以提高補沙效率并減少成本，沙引擎（Sand Motor）項目應運而生。

^{▲ 荷蘭海岸補沙方法的沿革 ? Deltares}

沙引擎概念設想通過在指定定點投放大量沙子后，由自然力量將沙子輸送到更大區域的海灘，以提高補沙功效，降低成本，減少對環境的人為干擾。項目最終采用由DHV工程咨詢公司與西蒙斯所在的H+N+S事務所制作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中選方案，并對其加以優化。

^{▲ DHV與H+N+S事務所制作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的4種方案 ? DHV & H+N+S} 

沙引擎項目最終選址于南荷蘭省代爾夫蘭海灘（Delfland Coast），根據測算，該方案預計可以為海岸增加28~33hm2的沙丘，在20年內無需再進行人工補沙，在50年內結合前灘補沙可保障代爾夫蘭海岸的沙平衡。2011年4月，項目正式施工。工程竣工后兩年，沙引擎的形態開始發生變化；4年后，其向海洋方向的延伸縮短了260m，而長度則延展了2.2km。與此同時，沙引擎上零星出現了濱草（Ammophila arenaria）等低矮植物。通過風對沙子的運輸，沙引擎周邊的一些沙丘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固。

^{▲ 2011至2015年沙引擎航拍照片 ? Rijkswaterstaat}

在項目建成5年后，研究人員利用鳥類雷達監測到了50種不同鳥類的光顧。盡管通過該項目恢復場地生物多樣性將耗費數十年的時間，但沙引擎的人工干預較少，為自然群落提供了充足的時間進行自我調節適應，有利于系統的生態修復并形成穩固的生態系統。原本十分安靜的代爾夫蘭沙灘上已經匯聚了多種多樣的游憩活動。

^{▲ 沙引擎形成的淺灘吸引大量海鳥}

^{▲ 沙引擎建成后，代爾夫蘭海灘吸引了眾多游人}

04  近年理論研究 應對能源危機與氣候變化

2050：能源的征程

對于能源的關注起始于西蒙斯擔任國家首席景觀設計師的經歷。西蒙斯認為，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不論是能源使用和空間使用之間，還是能源生產和空間設計之間，一直都是相互作用的。人類各種改造地球的行為，都是一種對能源的利用，而各種能源的產生也都涉及空間干預，能源和空間可以互相改變彼此。例如，荷蘭景觀中的溝渠和泥炭堆積就是對過去泥炭開采的無聲的見證。在荷蘭，能源部門和空間規劃部門在各自的領域各行其是，導致二者難以智慧地整合。

^{▲《景觀與能源：為轉型而設計》Landscape and Energy: Designing Transition一書總結了探討西歐社會從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轉化的過程，揭示了人類能源利用迅速增長背后的推動力量。同時強調景觀與能源的關系轉變不僅是個技術專業性問題，也是社會文化問題。? Dirk Sijmons}

西蒙斯曾參與“2050：能源的征程”（2050: An Energetic Odyssey）項目，這是一項針對西歐北海及周邊地區的設計性研究，期望通過區域合作，在35年的時間內逐步建立起一個以北海為核心的全新區域能源系統。項目首先將在場地內建造幾座風電場，經由電纜輸送其生產的電力。其次，場地中目前用于傳輸天然氣的管道走廊，今后也可以用于將二氧化碳傳輸至地下存儲設施。此外，還將建設港口與工業園區，以生產、組裝風力渦輪機組件并將其運輸到海上。

^{▲ 左圖為北海地區大氣中二氧化碳的聚集情況，右圖為北海地區的風力情況，這里風力充足，能夠大規模生產風能 ? H+N+S}

項目同時考慮了北海海洋生態保護問題。大約2.5萬座風能塔與水底石質結構上堆疊的人工礁石，可吸引各種海底動植物附著其上。通過采用先進的打樁技術和基于重力的解決方案，能夠大幅降低施工過程帶來的負面影響，確保海洋哺乳動物的遷移路線不會受到干擾。在空間規劃方面，風電場的選址也充分考慮了鳥類的遷徙路線。

^{▲ 風電場的選址充分考慮了鳥類的遷徙路線 ? H+N+S}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措施與景觀研究

近年，西蒙斯與H+N+S事務所的同事共同參與了一項研究，探究到2030年在農業和土地利用領域減少350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方案，并考慮額外減排的可能性。團隊提出應從溫室園藝和燃料利用方面減少100萬噸二氧化碳排放，而通過非能源利用相關的措施（更智能的土地利用、防止甲烷排放的畜牧業、森林擴張等）減少250萬噸排放量。同時設定了通過糞便處理和土地使用的措施再實現減少170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額外目標。

^{▲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示意圖，其中由農業生產和土地功能變更產生的部分占22% ? H+N+S}

^{▲ 陸地哺乳動物生物質總和的構成。其中，絕大部分為人類及人工飼養動物，野生哺乳動物占比極小 ? H+N+S}

研究同時指出在實施減排措施的過程中，景觀的回饋能夠揭示這些措施最有利和最有效的地方。團隊根據荷蘭四個最重要的景觀系統的橫截面來展示措施：沙子、黏土、泥炭和城市用地，這種區域導向的方法還提供了將氣候問題與其他社會目標聯系起來的機會。土地使用中的氣候措施可以起到促進其他空間過程的作用，并且通過與其他過程的結合可以使氣候措施更加靈活和廉價。

^{▲部分針對不同系統采取的措施（上圖為減少泥炭，下圖為減少城市用地） ? H+N+S}

05 結 語

西蒙斯曾作為荷蘭首席景觀設計師為荷蘭的規劃提供建議，也曾參與建立了代爾夫特理工大學景觀系。如今代爾夫特理工大學景觀專業最為重要的老師幾乎都是西蒙斯的學生。他的影響不止在荷蘭，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賓夕法尼亞大學、愛丁堡設計學院均見證了他的理論思想的傳播。

在2016年于美國費城舉辦的景觀設計基金會峰會上，西蒙斯發表宣言，表示景觀設計師要將迅速蔓延的都市景觀，置于更大的“人類世”的時代背景中來思考。為了解決當前的環境危機，必須耐心地重新編織這張蔓延的“都市地毯”，使其結構更加可持續，以此來改進都市景觀。對于景觀設計師來說，這意味著將要涉及更多樣的項目，這些項目關注于適應氣候變化、淡水供給、能源轉型、都市生物地理學、災害后的恢復能力、生態重組、工業廢棄地修復，以及所有各種各樣的物質或能量循環流動等。當前所面臨的各種問題都將吸引景觀設計師不斷前進，迎接新的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