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堅2020杰弗里·杰里科爵士獎獲獎演講全文

10月8日，國際景觀學與風景園林師聯合會（IFLA）2020年杰弗里·杰里科爵士獎（Sir Geoffrey Jellicoe Award）揭曉，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教授俞孔堅榮獲該獎項。這是國際景觀學與風景園林界授予具有杰出貢獻的景觀設計師和學者的最高終身成就獎。

頒獎典禮上，俞孔堅發表主題演講，回顧了自己的學術與實踐生涯，本文為此次演講實錄。回顧過去，俞孔堅認為，他的鄉村景觀體驗融合了現代的景觀和城市主義概念、可持續性和美學觀，使他有能力應對當今行業所面臨的一些常見挑戰。當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他認為，這正是值得我們清醒反思人類與賴以生存的自然世界之間關系的時刻。但他也相信，在疾病的流行及氣候變化等危機下，景觀設計的重要性也愈發凸顯：景觀不僅可以治愈身心，還可以治愈地球本身。

演 講 全 文  

我非常榮幸能夠獲得今年的杰弗里·杰里科爵士獎。首先，我要在這里衷心地感謝IFLA、提名委員會和評委會，以及所有給予我極大支持和幫助的人們。杰弗里·杰里科爵士將景觀設計定義為“所有藝術之母”，而今年正值杰里科爵士誕辰120周年，在這樣的時刻獲此殊榮，更是我的莫大榮幸。

01 故鄉是我的根

首先，我想談談我的童年，年少時的種種經歷對我的學術思想和作品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我出生于浙江省金華市東俞村的一個農民家庭，小小的村莊坐落在白沙溪和婺江的交匯處。夏天，我在小溪里游泳；春汛季節，我在小溪里抓魚。年幼的我曾經負責照料過一頭水牛，放它在水邊和田埂上吃草。村子里有7口水塘，村前是一片神圣的風水林和兩棵大樟樹（Cinnamomum camphora），我在樹下聽說了許多關于祖先的傳奇故事，風水林中棲息著祖先的魂，神秘而又令人敬畏。這片土地非常肥沃，可以輪種三季，可種植諸如水稻、油菜、小麥、甘蔗、花生、紅薯、玉米、大豆、蕎麥、蓮藕等作物。這里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滴水都非常珍貴。但是面對不可捉摸的天氣，我們必須合理地設計和管理田地，遵循自然的循環節律，避免浪費并懂得適應，才能生存下去。我們敬拜土地爺、水神和“治洪水、理九州”的大禹，也敬仰那些能適應自然、開荒辟地、充滿智慧的祖先。

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很可能會子承父業，成為一個好農人。父親曾經教導我如何耕種土地、如何管理水源、如何制作和循環肥料、如何讓土地豐產。但是一切在1978年的那一天發生了改變。記得那天我正騎著水牛回家，來村里教書的一位退伍軍人周章朝叫住了我，告訴我說我有機會上學了。聽到這個消息，我激動萬分。我立即入學，努力補上了已經荒廢的初中學業，并勉強考上了高中。1980年，在農村生活了17年之后，我通過了全國高考，成為了我們農村中學300多名應屆生中唯一的幸運兒。

02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意外地被北京林業大學錄取，成為了全國統一招收學習園林專業的30名學生之一。我有幸師從全國頂尖的園林學教授們：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專業創始人汪菊淵教授，我的碩士論文導師陳有民，以及孫筱祥教授和陳俊愉教授。

能夠離開遍地泥土的東俞村，來到繁華的城市為城里人建造美麗的花園，對我和我的父母來說，都是令人憧憬的。但當我從大學畢業并留校任教，開始雄心勃勃地要為城市建造美麗花園時，卻發現家鄉的村莊已經遭到破壞，神圣的風水林消失了，香樟樹只剩下樹樁，原來清澈無比的小溪成了采礫場，那些鮮活的魚兒也不見了……

于是，我開始反問自己：這是否意味著除了在城市中營造園林外，上蒼還在期待我做更多的事？我的村子和我的父老鄉親，以及在這美麗的花園和高聳的城墻之外的那些容納了全國約四分之三人口的廣大國土是否都在期待著我的呵護？

在深刻思考這些問題的同時，我萌生了出國深造的想法。終于，1992年我如愿被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錄取。在接下來的三年里，我跟隨景觀和區域規劃教授卡爾·斯坦尼茲（Carl Steinitz）、景觀生態學家理查德·福爾曼（Richard Forman）、地理信息系統和計算機專家斯蒂芬·歐文（Stephen Ervin）等頗有造詣的學者們一起學習和研究。我還經常在學校走廊里遇到生態規劃之父伊恩·麥克哈格（Ian McHarg）、當代景觀設計大師邁克爾·范·瓦爾肯堡（Michael Van Valkenburgh）、城市學研究權威彼得·羅（Peter Rowe）等知名學者。對我而言，遇見他們，與他們探討學術、碰撞火花，是無比激動人心的時刻，更是將我童年時代的土地爺、水神、大禹等民間傳說與中國當代的造園大師的思想和西方一些最優秀的思想理念相互碰撞與融合的好機會。

^{與卡爾·斯坦尼茨  ? 俞孔堅}

^{與查德·福爾曼（右）  ? 俞孔堅}

^{與斯蒂芬·歐文  ? 俞孔堅}

^{與伊恩·麥克哈格  ? 俞孔堅}

在哈佛大學的圖書館里，景觀與城市生態學、以人為本的都市主義、景觀感知與進化人類學、景觀與建筑現象學等學術和思想啟發了我的左腦。而彼得·沃克（Peter Walker）、勞瑞·歐林（Laurie Olin）、邁克爾·范·瓦爾肯堡、理查德·海格（Richard Haag）、林瓔（Maya Lin）、瑪莎·施瓦茨（Martha Schwartz）、彼得·拉茨（Peter Latz）、伯納德·屈米（Bernard Tschumi）等當代大師的設計作品則激活了我的右腦。

這是一個學術界百家爭鳴的時期，我發覺自己癡迷于對立觀點形成的張力，諸如規劃是一個可辯護的政治過程還是一個遵從自然生態的理性過程？如何將藝術與生態統一？其中兩個問題的探討令我興奮不已，并成為此后我對學術和專業持續探索的動力：其一，保護與發展—如何基于空間規劃的協調思想，在土地和空間如此有限的情況下，實現生態保護與城市發展的平衡？其二，可持續性與美，即深邃之形——環境的可持續性與藝術之間存在何種聯系？如何實現生態與藝術的統一？

畢業后，我被位于加利福尼亞州拉古納海灘市的SWA城市設計與景觀設計公司錄用。在那里，我有幸與理查德·勞（Richard Law）合作，為來自亞洲國家的雄心勃勃的開發商規劃豪華房產和新城發展項目。海灘邊的生活非常不錯——無論是為開發商規劃設計豪華地產，還是構思新城宏圖。但正當我沾沾自喜時，卻發現故土的大地正面臨著一場巨大的危機：城鎮的老舊建筑被推倒，山丘被夷為平地，湖泊和濕地被填塞、被污染，河流改渠建壩，公共廣場和景觀大道被建設為超人尺度。所有這些景象都與我所習得的關于如何創造宜居城市和美好景觀的知識截然相反。

而這些問題也正席卷整個國土：廣大城市普遍遭受著空氣污染，甚至每年都有許多人因此死亡^[1]~[3]。洪災造成巨額損失的同時^[4]，眾多城市也面臨水資源短缺^[5]，大面積地表水與地下水受到污染^[6]。1978~2008年，全國的濕地面積減少了約33％^[7]，嚴重威脅著野生動植物的生存環境。

彼時的我知道自己或許可以為改變這些現狀貢獻一份力量，但我不知道的是，今后的道路上將會遇到怎樣的挑戰！

03 迎接挑戰

投身教育，開啟新身份

1997年，我回國并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我的摯友李迪華隨后加入。我們一起在地理系開設景觀設計課程，希望這個新學科能以更宏大的學科群為背景孕育、發展壯大……盡管我們起點卑微——當年僅有3名學生入學；但如今，我們已有200名在校生和600多名畢業生。然而，人們仍然習慣于把我簡單地看作“造園師”，認為我與城市發展、土地和水資源管理、防洪和生態恢復等關于國土、城市化發展與生態的問題毫不相干。

在中國，有一個關于“桃花源”的傳說，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也是夢中的香格里拉，豐產、美麗而富于詩意。在一定程度上，我一直把我兒時的東俞村視作“桃花源”——那里有溪水環繞，有兩棵濃蔭蔽日且講述著祖先故事的巨大樟樹，有一片安息著我祖先靈魂的風水林，還有豐產的田野。在我看來，景觀設計學是一門可以修復我心中失落的桃花源的學科。于是，我感到身擔重任，想要呼吁更多人看到景觀設計學的重要性。我因此稱之為“生存的藝術”。彼時，我深受麥克哈格那句充滿戰斗意味的口號的影響：“別問我們你的花園。別問我們你那該死的花……我們要和你談談生存問題”^[8]。

我們創辦了《景觀設計學》期刊，以促進我們新理念的推廣。我們還邀請世界上最優秀的學者來中國做講座、并舉辦了15屆與景觀設計學相關的國際會議，以此教育年輕一代并積極推動達成共識。

生態優先的逆向規劃，推動政策變化

我們認為當務之急是采取行動以遏制破壞行為，因此提出了“反規劃”的理念，強調保護現存的關鍵自然生態系統和文化遺產及具有戰略意義的游憩資產，盡快劃定建設底線。同時，我也意識到，扭轉傳統規劃造成的損害的唯一方法是說服決策者改變相關政策。所以，從高層決策者到鄉鎮領導，我一直在給他們寫信、與他們探討并進行巡講。到目前為止，我已為市政決策者和部長們做了300多場講座。

2006年，我向時任國務院領導提出了一項提議。讓我吃驚和欣慰的是，這項提議推進了國家生態安全格局規劃和生態紅線劃定的進程——這兩個觀念可以幫助識別和保護重要景觀，維護它們的自然、生物、文化和游憩價值與功能，最終保護對人類社會可持續性極為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到目前為止，國務院先后出臺了4項維護國家生態安全的國家級條例，我能為此做出一些積極貢獻，倍感榮幸。

倡導“大腳”革命

與此同時，我也意識到，錯誤的決策往往來源于對文明的誤解與畸形的審美觀。幾千年來，全世界“文明”的城市精英們一直把持著定義“美麗”和“品位”的特權。在歷史上，將近有一千多年的時間里，年輕的中國姑娘們為了讓人覺得足夠漂亮、為了嫁給城市權貴而被迫纏足。表面上看似“美麗”，卻帶來了難以忍受的痛苦。那時候人們認為自然的“大腳”代表著粗野和鄉下，城市貴族則癡迷于“小腳”。因此，僅僅是為了滿足少數貴族的畸形審美，女子們放棄了自然大腳的功能和尊嚴。

如今的城市建設在許多方面表現出了對于文明的誤解及審美的扭曲。我認為，這些都是“小腳”都市主義和“小腳”美學。一方面，過度依賴工業技術和鋼筋混凝土的灰色基礎設施缺乏韌性，造成能源和材料的浪費，也喪失了生態韌性與活力。另一方面，試圖將城市人的品味凌駕于“鄉巴佬”審美之上、擁有畸形的“小腳”審美觀的城市貴族，拒絕了大自然內在的健康和生產力。

這些“小腳”式的灰色基礎設施和畸形的審美觀所導致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昂貴且不可持續。2018年，中國的碳排放量占世界總排放量的25%以上^[9]；同年，混凝土消耗占世界總量的59%，鋼鐵消耗量和煤炭消耗分別占世界總量的50%^[10]~[12]。這些都是實現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需要努力應對的挑戰。

為此，我開始倡導“大腳革命”。這場革命始于上述我對一些“小腳”城市主義和“小腳”美學的基本價值觀的質疑，我希望它能夠喚起人們對城市與自然審美觀的變革，走向生態文明的審美觀和價值觀。正如20世紀初北京大學的師生發起了“新文化運動”，促動了纏足陋習的廢除，讓人們得以重新擁抱最自然的身體狀態。

我認為，“大腳革命”需要從以下三個層面開展：

1）規劃和保護“大腳”（跨尺度構建生態基礎設施）；

2）讓“大腳”做工（吸取傳統生態智慧，發展基于自然的生態工程技術）；

3）使“大腳”美麗（發展新美學并構建“深邃之形”）。

規劃和保護“大腳”，或跨尺度構建生態基礎設施，對于確保生態系統服務及將綠色基礎設施與灰色基礎設施的相結合（即“灰綠結合”）至關重要。受古代神圣景觀概念與現代博弈論的啟發，我提出了“景觀安全格局”的概念，旨在保護那些可以確保自然過程安全與健康的關鍵的空間格局。

讓“大腳”做工：汲取古代生態智慧，特別是農業智慧，創造基于自然的生態工程技術。我們已經通過借鑒梯田臺地、水池坑塘、桑基魚塘、垛田浮島等傳統農業技術，形成一套可復制的生態工程技術模塊，以經濟有效的方式進行大規模生態修復，以應對氣候變化及相關問題。

^{云南普洱陂塘  ? 俞孔堅}

在中國，幾乎所有的河流都被渠化和硬化，美麗而生態的自然河流已然稀缺。世界上有超過一半的高壩位于中國；但每年因洪水造成的損失金額仍然十分巨大且有千余萬人受到洪水威脅。因此，我們需要轉變觀念，在生態文明理念的引導下，視洪水為一種自然現象（而非人類之敵），并將鋼筋水泥的灰色基礎設施轉變成富有生態韌性的綠色基礎設施，以緩解不可避免的洪水危害。我們的大量實踐都在向世界證明，人水可以和諧共生。

受季風氣候影響，中國大部分城市都易發生內澇。如果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基于自然的海綿城市解決方案，將會有效緩解澇災，大大提升水環境韌性。在污水處理方面，景觀可以成為有機的水體凈化系統：通過加強型人工濕地系統，借助生物過程去除水中的營養物質。

實踐應用

我們已經在中國各地的大量城市中運用了上述這些基于自然的生態設計理念，并取得了顯著的效益。

在浙江省臺州市永寧江，我們將把水泥駁岸重新設計為生態堤岸，城市河道成為“雨洪公園”，可以削減至少一半的洪峰流量，并通過創建季節性的自然濕地來維持自然過程。永寧公園展示了一種雨洪管理的生態學途徑，同時還向人們宣傳那些或創新的、或被遺忘的非工程化洪水管理方法。

在浙江金華江的燕尾洲，我們通過塑造具有水韌性的地形設計和種植設計，來適應季節性洪水：我們設計的橋梁和路徑系統不僅可以彈性地適應洪水，還可以靈活地為人所用。

在中國北部城市哈爾濱，我們將群力濕地公園變成了一塊“綠色海綿”：它可以過濾并儲存城市雨水，同時提供保護原生棲息地、補給含水層、休閑娛樂、審美體驗等其他生態系統服務，促進整座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在中國海南三亞的東岸濕地公園的設計中，我們提出在城市環境中建設“綠色海綿”，以提高城市應對氣候變化的韌性。由于深受熱帶風暴影響，“綠色海綿”對于緩解當地傳統排水系統的壓力尤顯重要。公園場地面積為68hm2，受珠江三角洲地區古老的基塘系統和造島技術啟發，我們采用簡單的挖填方法，沿公園外圍創建了一條基塘鏈，用以截留和過濾來自周邊社區的城市徑流；在公園的中心區域則用泥土和土壤建造人工島，并種植榕樹，以營造水上森林。新建的塘－島系統大大提高了公園的保水能力，并修復了水、陸生態系統之間的過渡帶，使徑流的水質凈化更為高效。這一人工濕地系統可容納83萬立方米的雨水，有效降低了城市洪澇的風險。

在上海黃浦江沿岸的后灘公園設計中，我們通過營造可再生的景觀系統，使工業棕地獲得新生。整體修復策略包括建造人工濕地和生態防洪系統，再利用原工業構筑物和材料，以及發展都市農業等。這些策略不僅修復了受污染的河道及退化的濱水區，亦兼顧了美學價值。這個占地10hm2、長1700m的公園每天可以吸收2400m3水中的磷和其他營養物質，生產的干凈的水足夠供5000人使用。

^{上海后灘公園建成前后  ? 俞孔堅}

在海南省海口市，季風氣候帶來的洪澇災害，來自城市與郊區的廢水及面源污染長期困擾著美舍河，再加上為了單一的防洪目的，人們用混凝土渠化河道，又使其喪失了生態韌性。為了修復美舍河，我們采用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創建富有韌性的綠色基礎設施：拆除混凝土防洪墻，將河流重新連接到海洋，并使潮汐重新進入城市；重建濕地和沿河低地，以重新孕育紅樹林；沿河兩岸的鑲嵌狀梯田濕地則作為生態的水處理設施，用于截留和凈化富含營養物質的徑流。不到兩年時間，在人口稠密的市中心，美舍河就已經成為了大量野生動植物棲息的樂土。

位于海南島三亞市的紅樹林公園則是另一個基于自然進行生態修復來實現氣候韌性的案例 。恢復當地沿河道及海岸線生長的紅樹林，對于降低氣候變化引發的城市洪澇風險至關重要。其中的一項關鍵性挑戰在于找到一種有效且經濟的方法來重建因城市快速發展而遭到破壞的紅樹林棲息地。基于這一考量，項目回收了由城市建設廢料和拆除防洪堤后產生的混凝土組成的填充物，用于地形塑造，為不同的動植物群（特別是不同的紅樹類物種）創建了不同梯度的河岸過渡帶。項目通過設計手指狀的地形，將海洋潮汐引至河道，同時也削弱了來自海洋的熱帶風暴潮，和源自上游城市和高地的山洪暴以減少可能對紅樹林的生長造成的負面影響。這也使棲息地多樣性和邊緣效應實現了最大化，從而增大了植物與水體的交互界面；這一境況的改善反過來也促進了水體中營養物質的去除等生態過程。隨潮汐的升降而不斷變化的動態水環境為多種水生生物提供了生存所需的日常水位波動。城市街道和河流之間的階地增加的生物植草溝，可攔截和過濾城市雨水徑流。短短三年內，位于城市中心混凝土防洪堤內本已了無生機的廢棄地，如今已被改造為一座郁郁蔥蔥的紅樹林公園。項目證明，此種方式的生態設計可以應用于大規模的紅樹林修復。

在中國，有大量的城市土壤受到污染，而傳統的修復方法通常造價高昂。天津橋園公園項目展現了如何通過基于自然的土壤修復，開啟自然自我修復的過程。通過再生設計、塑造地貌和收集雨水，項目引入了植物自適應和植物群落演化的自然過程，將一處垃圾場（原本為打靶場）改造為一座低維護的城市公園。公園建成后為城市提供了各種基于自然的服務，包括滯留和凈化雨水以調節水體pH值，提供環境教育機會，并創造珍貴的審美體驗等。

使“大腳”美麗意味著發展新美學并構建“深邃之形”，這一思想受到了安妮·惠斯頓·斯本（Anne Whiston Spirn）教授“新美學”思想的啟發：“新美學彰顯了自然和文化的融合，功能性、感官知覺和象征意義的融合，以及對事物及場所的營造、感知、使用和思考的融合。”[13]

在農民與農田的關系中，文化與自然之間永恒的相互依存關系體現得最為明顯，而挖方與填方、灌溉與施肥、搭架與開壟、播種與收獲、循環與節約等行為包含了“新美學”的一些基本特征，這些傳統智慧都是我設計靈感的不竭源泉。

在秦皇島的河流整治過程中，我引入了一條“紅飄帶”，將雜亂的自然環境改造成了有序的城市公園。這條500m長的飄帶蜿蜒穿梭于自然地形與植被之間，集照明、座椅、解說和標 識系統的功能于一體。項目展示了如何通過最小的干預，創造高品質的城市堤岸景觀，并使河漫灘 的自然生態在城市化進程中獲得最大限度的保留。

中國人口占世界的近20％，但耕地卻僅占8％左右——在過去30年的城市擴張過程中，又有部分耕地被侵占。為此，在沈陽建筑大學的校園景觀設計中，我們不僅借助稻田元素定義了校園形態，還將生產性景觀引入了城市環境。我認為，這是解決當今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發展與糧食生產之間緊張關系的一種示范性策略。

而在衢州鹿鳴公園中，我們以“都市農業”為設計概念，在高密度的新城建設之中，結合作物輪作的種植方式和低維護花田，創建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公園。步行道、棧橋和亭臺組成的高架游憩網絡漂浮于人工農田與自然山水之上，創造出一個視覺體驗框架。借助這些策略，這片荒蕪的、失于管理的城市廢棄地由此轉變為一處豐產而美麗的景觀，同時保留了場地的生態和文化的格局與過程。

^{衢州鹿鳴公園  ? 俞孔堅}

我還試圖展示重復使用和循環利用的可能性。當前，中國正在經歷空前的城市發展，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對已有城市構筑物的大量拆除。僅2003年，我們便建造了約3.25億平方米的新建筑，與此同時，數千個總面積約1.56億平方米的村莊和工廠被摧毀。

2002年開放的廣東省中山岐江公園，證明了將原有建筑與其他構筑物融入新景觀的可能性。公園映射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70年來的輝煌歷史，被譽為“中國景觀設計界的突破”。場地僅增加了部分鄉土植物，原有的植被與自然棲息地均被保留；同時，原有的工業遺跡——如（粵中造船廠的）機器設備、碼頭和其他結構——也被保留下來，并賦予了新的功能，延續了美育價值。岐江公園還展示出景觀設計師如何在那些未曾被關注與保護的場所，創造兼具文化和歷史意義的環境友好景觀。建成后的公園不僅為公眾提供了一片休閑場所，也傳達出了“野草之美”的環境倫理。

^{中山岐江公園建成前后  ? 土人設計}

在過去的20多年中，基于上述理念和方法，我們已經在中國200余座城市和世界10多個國家試驗并建設了超過500個項目，呈現了眾多可復制的模型，可以在不同的尺度上應對諸如全球氣候變化等問題，治理我們的人居環境，改善和修復我們的地球。

回首過往，我對于我在故鄉村莊的經歷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恩師、導師們教導我的景觀和都市主義、可持續性和美學等現代理念與我的兒時經歷嫁接、融合、繁衍，幫助我去積極應對當前人居環境所面臨的各種挑戰。我經常想起故土東俞村留給我的經歷：我想到了大禹，他有著改變世界、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大智慧和宏偉愿景；我想到了那些用自己的雙手和簡單的工具改造其生產和生活環境的農民；我因而希望像大禹一樣思考，同時還能像農夫一樣行動。

當下是一個難得的發人深省的時刻，我們有必要思考人類與賴以生存的自然界之間的關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就是一個強勁警示——任何自以為可以征服自然的想法都是愚蠢的。坦率地說，我們都生活在一個相當悲慘且注定謙卑的時代。然而，我也相信，與氣候變化危機一同席卷而來的全球疫情，將讓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創造能夠治愈人類身心的景觀和修復地球本身的健康是何等重要。

能夠在IFLA旗幟下與諸位杰出景觀設計師共同探尋答案，是我莫大的榮幸。正如IFLA前任主席瑪莎·法加多（Martha Fajardo）所言，“景觀設計是屬于未來的職業”！

  評 委 致 辭  

編輯 | 王穎  田樂

制作 | 呂童  田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