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發中國——一部控制與失控的歷史

研究中國必須要研究其控制方式。歷史上極難再找到另一種文明像中國這樣，在幾千年中如此事無巨細地講究控制；這種控制不僅是政策和意識形態的，同時也是物質化和空間化的：從城市規劃的宏觀規則，建造營造的中觀法式，到生活用品的無數微觀細節。在一個完整的傳統中國社會原型中，控制幾乎無所不在；在這一背景下，對“自發中國”的探討便不可能局限于“自發”本身，而成為與這兩種力量博弈相關的辨證法：如果把其中一種力量看作是另一種力量的反作用力，那么無數散點和瑣屑的反作用力也就構成了作用力的鏡像；通過這種從邊緣向中心的求證，我們了解到的不僅是一種自動發生的機制，更重要的是這種機制以怎樣的方式、發生在一種怎樣的控制性語境之中；如果這種控制構成的是中國的一個面，自發如何構成它的另一個面？

770 B.C. - 206B.C. [秦vs.齊]
中央集權與古代資本主義

　　中華文明是一種早熟的文明，它極早地對系統及其變化之道形成了一套宏觀而完整的理論，并且在它第一次完成大一統之前的“戰國”時期形成了其原生文明，其宏觀性使之在哲學上體現為“萬物同源”，在政治上則體現為“中央集權”；它逐漸在“百花齊放”式的思想碰撞與諸侯國之間殘酷的戰爭與兼并中過濾出來，成為主流的治國體制，并令中國在之后的實踐方面幾乎無法脫離這一框架。

　　在這場戰爭之中，位于中原東部（今山東半島）的齊國給出了與之后大一統時期的“法制”或“禮制”不同的另一種可能。由于毗鄰海洋，齊國通過“漁鹽之利”形成了龐大發達的跨域性的商業網和市場經濟，并成長出一批古代中國最大的商人和資本家。這種機制截然不同于同時期的其它諸侯國，尤其是以強權苛政和軍國主義為主導、并日后一統天下的秦國，齊國不重周禮、性情解放、積極介入市場，在別國依然為土地兼并而鏖戰之時，它發動的卻是經濟戰爭，最頂層的大資本家通過和國家政權的結合將天下市場盡數壟斷。盡管仍是由政府主導的市場，它在經濟上的相對自由使齊國的城市格局較其它“重農抑商”的諸侯國更為自發和外向，并更能適應市場氣候、城市人口和規模的變化。

　　齊國因為其類似國家資本主義的策略而一度成為春秋列強中的首霸。齊與秦的競爭，實質上是以黃金/金融為本位的資本主義和以土地為本位的封建主義之間的競爭，也是適當分權自治和高度中央集權兩種治國程序之間的競爭，這另一種可能在大一統之后嘎然而止。前者沒有成為主流文明，這令那些喜好假設的歷史學家唏噓不已；但某種程度上，前者也許注定不能成為中國歷史的主程序，它本質上的自發性——經濟上的放任自由，使土地和社會財富自動匯聚到少數人手中，并由此導致社會的兩極分化，這在一個缺乏全球化契約約束的古代大國始終是危險的；同時，市場經濟給社會帶來的活力和創造力又是統治者需要的，由此，中國歷史在對待自由市場的態度方面呈現出一個微妙的循環：放任-抑制-再放任-再抑制，但前提必須是大一統。這反映了中國古代哲學的一條基本思想“求大同，存小異”；“自發中國”正是存在于這一“大同”背景下的“小異”之中。


618 A.D. - 1279 A.D. [長安(西安)vs汴京(開封)/臨安(杭州)]
宵禁與解禁

　　如果將齊與秦視為“放任”與“抑制”的兩個極端，此后中國各時期的城市形態則是在這兩極之間的搖擺。控制“小異”的尺度不同，將導致城市形態的差異化。作為最主要的公共空間，街道隱藏著自發性的全部變數——既是自由市場的溫床，也是聚眾滋事的隱患。這一空間的形態可以反映出政府對城市控制的策略和力度。

　　中國在八世紀到十三世紀的唐宋兩朝期間，分別建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超過百萬的國際大都會——從唐長安，到北宋汴京(今開封)和南宋臨安(今杭州)。然而，它們全然不同的控制尺度導致了不同的城市形態，其差異性集中體現在其公共空間方面。唐朝的統治者對自己的都城實行嚴格的“里坊制”，盡管唐長安城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宗、最持久的國際貿易“絲綢之路”的起點，有著無比繁華的都市生活，但這些包括市場和紅燈區在內的自發性內容，全部被分組布置在棋盤格狀的指定空間中，同時也通過在入夜后實行宵禁的方式，強行指定了這些活動發生的時間。沿街立面不許開窗，街道在白天僅僅用于交通，入夜宵禁之后則連行走都會被判刑。宋朝則取消了這些自發活動在時間和地點上的限制，街道的解禁和“里坊制”的突破令它的都城很快出現了如《清明上河圖》中描繪的繁榮景象：市場從“坊市”走向“街市”，時間上從“晝市”延伸到“夜市”，沿街立面變成了花枝招展的商業界面，住宅區和商業區混為一體，城市的主要功能從唐朝的行政中心轉型為宋朝的工商業中心。這與唐朝街道的內向而幽閉形成了鮮明，而這種對比恰恰也是齊與秦在城市形態上的對比。

　　宋朝政府的“無為而治”和唐朝政府的強勢同樣反映在它們在街道空間的管制上。唐朝政府機構的龐大中樞足以使之能夠滲透到每一街道神經上，而宋朝政府的相對虛弱則使街道的管制主要訴諸于基層的鄰里組織和保甲制度，通過實質上的權力下放和基層自治維持街道秩序。這種自治為多樣性的社會階層在街道公共空間中的魚龍混雜和平等共生提供了基礎，并形成了活躍的街頭生活和街道文化。宋朝在此提供了一種松散控制的模型：盡管權力依然以金字塔的方式集中于中央，卻由于基層組織的疏松而為其龐雜的人口形成了自發活動的間隙，由此激發出的社會活力造就了令馬可·波羅在元初時所驚嘆的“前所未有”的城市。[NextPage]


1271 A.D. - 1368 A.D. [元大都(北京)]
游牧與農耕

　　整個中國的古代史貫穿著與周邊游牧民族之間的疆域之爭，與之平行的是全球范圍內文明與野蠻相對抗的大歷史，并沿著此漲彼消的主旋律而進展。而所謂的野蠻民族大都是游牧民族，他們與農耕民族的不同之處在于：土地對于前者是草原，對后者則是農田；前者的發展需要在不同土地間獲得季節性的移動權，而后者則需要對同一塊土地獲得常年的駐守權；兩種不同的地緣機制發展出截然不同的城市、國家和社會類型：前者幾乎沒有、也不希望有邊界，社會組織僅限于機動的、散點的部落，因為居無定所，財富難以以一個規模化的城市形態累積起來，從而也不可能形成龐大的、和復雜的利益分配環環相扣的國家機器，而后者則不斷地以城墻工事的方式樹立邊界，在以墻為界（長城、城池和四合院）的國家、城市和家族中累積來自農耕、商業和手工業的財富，并為了管理這種財富形成了嚴密的官僚體系和惰性的官場文化；而雙方的軍隊的作戰動機也完全相反，前者主攻，后者重守；財富的懸殊差異，更使得相對貧窮的游牧民族能夠更義無反顧地投入到對軍事機器的磨礪和更大范圍的攻城略地之中。

　　公元十三世紀，北方的蒙古作為一股與中土正統秩序相對的自發力量，在游牧部落、邊疆國家和農耕文明之間曠日持久的軍事競爭中勝出，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異族統治的政權。來自草原的成吉思汗曾經單純地將自己的世界觀投射到包括長城以內的整個歐亞大陸，試圖根除一切農耕文明，將之變成自己的全球大牧場，甚至因此產生了針對漢人的、種族滅絕性的屠殺計劃。這個計劃最終未能完全付諸實施，但也可見游牧與農耕兩種文明之間的格格不入。由草原部落演化而成的軍事奴隸制政權和農耕社會存在著先天性的不可調和：由于其過去的利益分配主要來源于戰利品分配的原則，游牧戰士之間的平均關系使得草原上基本不存在社會分層和兩極分化；一旦他們被指定來管理一個游牧和農耕的混合國家，游牧在草原上的戰士和鎖定在封邑上的戰士便逐漸因為不平等的收益而分裂；后者在逐漸熟悉了農耕體系的合理性并享受到其好處之后，其生活方式也逐漸“非游牧化”和“漢化”。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改朝換代了，但其控制方式卻如幽靈般依附在農耕本位的生產方式上存留下來，體現了以柔克剛的中華文明對野蠻外力的無形教化效用。

　　在今天北京的位置上建起的“元大都”，不僅是元朝的中心，也是蒙古帝國全球版圖的核心。蒙元的統治者們自覺選擇了《周禮》對這座都城進行整體規劃——這座中國歷史上禮法血統最為純正的都城，卻是由一個揮麾萬里、殺人如麻的異族主建，無疑是這種教化效用深入神髓的鐵證；而游牧民族的機動性也為中國社會注入了新鮮的活力——和大部分跨域的戰爭一樣，蒙古帝國用摧枯拉朽的鐵騎在整個歐亞大陸夷平一切的同時，也在大清洗之后留下的空白上制造了暢通無阻的東西方自由貿易的通衢，這使元朝能夠在宋朝的商業基礎上實行全面的對外開放。元大都由一個遠東的內陸城市，通過歐亞大草原一舉成為國際貿易的中心，同時通過運河的銜接，被人工地改造成為“港口城市”，與一系列東南海岸線上的海港城市一道，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終端。高度發達的海上貿易和高度發展的航海技術，使中國具備了在下一個世紀成為海上霸主的可能。


1368 A.D. - 1843 A.D. [廣州]
海禁與“特區”

　　當橫貫歐亞大陸的貿易通衢因為蒙古帝國的瓦解而重新斷裂時，不可遏制的全球化浪潮在海洋上得以延續。

　　十五世紀初，人類有史記載的第一位航海家鄭和，作為明朝皇帝特派的宦官，率領著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隊，浩浩蕩蕩地在自東向西的半球上劃開了大航海時代的序幕。然而，在進入漢人統治的明朝之后，間斷地發跡于春秋時期的齊國、發展于宋朝、并于元朝達到巔峰的海洋經濟，被此時頒布的“海禁令”納入了中央政府的朝貢體系，成為了朝廷壟斷的專利。此時的中國盡管在制海權方面遙遙領先于西方，但海禁斷絕了民間自發貿易的可能；而政府壟斷的海洋貿易和“朝貢制度”則嚴重限制了這種貿易應有的流量，并倍增了它的成本。盡管鄭和下西洋在儀式和技術上展示了中央帝國君臨天下的威武與包容，其經濟或軍事上的收效卻是微乎甚微。因此，在鄭和最后一次返航病故途中之后，保守的明朝政府開始以代價過高為由終止了這個計劃，稱霸一時的航海事業旋即擱淺，中國進入全面海禁的時代。

　　與這一閉關政策相對應的是，明朝開始在海洋上裁軍，宋元時期積累起來的海軍力量自此開始全面萎縮。在鄭和下西洋的一個世紀之后，西方航海家開始環游全球，同時期的明朝政府卻開始銷毀所有的遠洋船只，以自廢武功的方式防止這些首屈一指的技術流入民間。諷刺的是，與此同時，另一股由元末出逃海外的梟雄們組成的華僑，正自發地在近海凝聚成與明朝政府分庭抗禮的力量。這些日后“唐人街”的開創者們，此時正與領國的蠻夷倭寇相結合，形成了猖獗于海上的走私商和海盜，以非法的販運擄掠對抗明廷嚴厲的海禁政策；他們的船堅炮利則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在大明國已經失傳了的鄭和遺產。

　　這一海禁制度斷斷續續持續到清朝。倭寇的威脅和海洋經濟的需求構成了一對矛盾，調和這對矛盾的產物便是“一口通關”制度的產生。十八世紀中葉之后，廣州成為獨享這一特惠政策的“特區”。與后來鄧小平設立的特區相比，清廷的“廣州特區”多少出于一種被動的接受，而不是像后者那樣主動的選擇并帶有實驗性。盡管從全球貿易的角度來看，“一口通商”是一種束縛性政策，然而它卻從客觀上將廣州造就成為一個炙手可熱的國際貿易都市，以及一批富可敵國的封建買辦商人；這些持有帝國特許經營執照的“官商”，在廣州城西靠近珠江的“十三行”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商交易；他們的聚居和伴生的商業網絡催發了一個關城的空前膨脹——西關；這個因商而生的城市如潮水般從廣州城的西城門蔓延出去，它在機理上表現出的有機與活力與城墻內那個正統方整的廣州城形成鮮明的對比。無疑，這種“自由”貿易盡管受到了來自中央的嚴格監管，但依然足以產生出一個自發城市。這也許正是清廷所擔心的，“大同”之中的“小異”，是否會釀成“大亂”？[NextPage]


1843 A.D. -1949 A.D. [上海]
租界與黑社會

　　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保守的格局。廣州的壟斷地位被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新增的開埠城市取代，飄揚著各國國旗的租界逐漸在這些城市中圈劃出來，每一個封建古城的附近都建起了一個由若干租界組成的殖民新城，使它們無一例外地烙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雙重機理。西洋建筑，此前在中國不過是收藏于皇室園林一角、用于取悅帝王的奇趣景觀，此時真正地變成了孤島和“國中之國”。

　　上海在歷史上先后兩次扮演了廣州的繼起者和替代者：一次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的殖民時期，另一次則是在1992年浦東開發之后的后殖民時期；無論是亂世之中的上海租界，還是盛世時期的浦東開發區，都不可能是西洋秩序的完整拷貝，它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與本土力量的結合，以克服它在這個陌生世界中的水土不服，并完成其西方語法在中國語境中的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