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與意義——份有關城市空間的研究提綱

眾所周知.當今城市存在著種種問題。從城市形態來看，下面兩個問題表現得最為突出：
    
　　(1)城市缺乏人情味①，顯得冷冰冰。這一問題與構成城市實體的建筑的“意義”( meaning )的喪失相聯系。它關系到人對“目的”的本能追求。

　　(2)城市作為整體呈現出“無序”狀態，城市的“定向”功能喪失。這一問題關系到人對“秩序”的本能追求。

　　“目的”和“秩序”是人類自古以來就一直追求著的，正如格拉肯(Clarence J. Glacken)所說:“在自然的概念、即使是神話性質的概念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追求目的和秩序，基本上，這些有關秩序的觀念可能和人類活動的許多外表形式的秩序性和目的性是類似的:在大道上，在縱橫交錯的村鎮街道中，甚至在彎曲的小巷里，在一個花園或一塊牧場上，在一塊住宅的設計和對其鄰宅的關系上，都有它的秩序性和目的性”。(重點為本文所加)然而，今天的城市卻在逐漸喪失“目的”和“秩序”這兩個人類“最為引人注目的追求”。可以認為，這同人類對自身所追求的“意義”(目的)和世界的“秩序”被認識到何種程度有關。更進一步，它同當今科學的進展緊密聯系。今天，科學把人類引向一個概率的世界(量子力學:海森堡測不準原理)、悖論的世界(數學:哥德爾定律)或者說是一個“混沌”的世界。這樣一個世界同人類世世代代所迫求的“目的”和“秩序”是相悖的。就目的性而言，西方人心中的“上帝，隨著尼采的一聲高呼而“死亡”。不僅如此，到本世紀70-80年代，就連傳播“上帝”福音的“作者”也被巴特(Roland Barthes)判處了“死刑”。建筑師(城市設計師)作為“作者”的一員盡管尚未“死亡”，但也處在強大的“民眾參與”的洪流之中，大有被“淹沒”的危險.同樣，中國人心中的“皇帝”也隨著清王朝的覆滅而消逝。新中國確立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體制更是置封建皇權于死地。建筑師(城市設計師)從過去為封建帝王效力轉而為人民大眾服務。這是一種更為徹底的“民眾參與”。由此看來，“目的性”應該是很明確的。但事實上，建筑師(城市設計師)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需要有一個過程。

　　從秩序性來說，西方偏重于追求客觀(科學)世界的秩序，而東方(中國)則更關注人文世界的秩序。在古代世界中，不論是“客觀的”還是“人文的”秩序都有其精確、嚴格的表達方式。西方古典城市空間體現了經典城市空間所追求的嚴格客觀秩序，(圖2)而中國古典城市空間則呈現出中國禮制所追求的森嚴的人文秩序。(圖3)今天，西方古代城市空間的“客觀”秩序被打破了，中國古代城市空間的“人文”秩序同樣一去不復返。東西方都在探索建立一個新的城市秩序。

　　城市是一個巨大的、極其復雜的整體。從城市實體出發解決城市的人情味、冷冰冰問題，即解決“意義”問題，是諸多建筑師(城市設計師)正在努力探索的。從本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的文丘里以及后來的后現代主義思潮進行了這方面的嘗試。但這些嘗試似乎過于忽視城市的“秩序性”。文丘里甚至崇尚“無序”，大有“唯恐城市不亂”之勢.。在這種思想形響之下，建筑的“意義”問題的確有所解決，出現了所謂多意的、多喻的、雙重譯碼的建筑，但城市則面臨更加“無序”。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城市設計師從城市整體出發探討城市空間的“秩序”。美國學者林奇(Kevin Lynch)提出的“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一返過去的、貌似客觀的學院派城市構圖法則，引入市民的心理因素，開創了現代城市空間研究的先河。此外，羅西(Aldo Rossl)提出的城市空間的“加法法則”亦超越了古典城市空間的“對稱法則”和現代城市空間的“均衡法則”。克萊爾史弟(Rorbert﹠Leon Krier)以及今天被引起重視的19世紀末建筑師西特(Camillo Sitte)等對古代歐洲城市廣場空間的分析以類型學方法探索城市空間的秩序性，亦取得很大進展。但也有學者批評他們中的羅西所進行的嘗試過于冷冰冰，視之為“法西斯建筑”。“秩序”的重建換來的是“意義”的繼續喪失.“意義”和“秩序”似乎是不可調和的兩極。挪威建筑師舒爾茨(Norberg Schulz)試圖以“人的存在”為出發點來綜合這兩極。他“客觀地”描述了當今建筑理論探索的脈絡，認為以文丘里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針對的是現代建筑的“意義”喪失問題，而羅西倡導的新理性主義則關注現代主義建筑造成的城市“秩序”的喪失問題。其實，舒爾茨并不“客觀”，他更傾向、更推崇文丘里的思想，認為“意義”問題是現代城市的主要矛盾。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兩極化傾向呢?這是因為任何理論的提出都有其地域背景、歷史背景。理論的提出者不可能超越這一點。如果從人類所處的不同地域、不同發展階段來看，就很容易發現上述學者的出發點都建立在他們身處的具體環境之中。他們所提出的理論都是直接針對當時當地的具體矛盾的。以羅西為代表的新理性主義產生于歐洲大陸歷史悠久的意大利。幾千年歷史的自然積淀使那里的建筑豐富多彩，極富人情味而又井然有序。用塔夫里的話說，建筑類型學和城市形態學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圖4)千篇一律、冷冰冰，也就是說“意義”問題在歐洲古城中并未構成主要問題。相反，現代建筑在古城中“見縫插針”導致城市“秩序”逐漸喪失。對城市空間“秩序”的研究正是在這樣的土壤中產生的。相比之下，美洲新大陸歷史很短，不過二、三百年，城市的迅猛發展使歷史的自調機制來不及發揮。在這樣的城市中，“意義”和“秩序”問題表現得都很突出。林奇的方法偏重于解決“秩序”問題，而文丘里則著重于“意義”問題。以現代建筑為主體的城市使市民對城市的記憶變得因難，因為多數建筑是同時代的。因此，建筑的千篇一律現象使“意義”問題顯得相對突出。這也是后現代建筑在美洲尤為盛行的原因。總起來看，歐洲大陸比較注重城市空間“秩序”的探索，美洲新大陸則相對關注城市實體“意義”的尋覓。

　　那么，中國城市的情形如何呢?

　　二

　　如上所述，西方理論是建立在自身的立場上的，它當然沒有、也不可能考慮到中國的情況。從“意義”方面看，中國如同歐洲大陸一樣具有悠久的歷史，歷史沉積長達5000年，尤其是近100多年的變化使今天的中國城市建筑千姿百態。如果中國古代城市建筑有千篇一律的傾向，那么今天則不存在這一問題。人口眾多是中國城市的又一大特色。城市人口的急劇爆炸使城市中的每一個角落都擁擠不堪，充滿“人情味”。古今連續，新舊共存的城市建筑使“意義”問題無從談起。中國城市的市民至少到今天仍然處在一個充滿意義的城市之中.另一方面，現代建筑在中國城市的逐漸漫延導致城市的“秩序”趨向“無序”。事實上，今天中國的城市空間已經呈現出“無序”狀態。以北京為例，明清北京城被稱為人類歷史上城市建設的無比杰作。更進一步可以認為，古代工匠創造的、無與倫比的城市空間“秩序”是杰作的杰作。正是這種“秩序”滿足了當時社會生活的需求。但是，這種“秩序”建立在城市建筑的“千篇一律”基礎之上.進一百年以來，尤其是49年以后，北京城市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城市建筑變得豐富多彩、富于人情味，但同時城市“秩序”亦開始走向無序。50年代搞的北京十大建筑是建立新的城市秩序的嘗試。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尤其是79年以來的大規模建設使本來很弱的“秩序”淹沒于無序之中.(圖5)今天的北京城急需探索一種適合時代需要的新的城市空間“秩序”。中國城市當前面臨的狀況類似于歐洲大陸的城市，但中國城市的“秩序”與歐洲城市的“秩序”，過去不同，今天不同，將來也不同。例如，西特和克萊爾兄弟對城市空間的探索集中于城市廣場，因為傳統的歐洲城市空間是以廣場為主體的，而對于中國傳統城市的空間，廣場卻不占主導地位，甚至可以認為中國古代城市空間中根本沒有廣場這種類型。西方諸理論的出發點是顯而易見的。同樣，林奇的“城市意象”中的五要素(道路、結點、區域、邊沿和地標)也不能完全解釋中國古代城市乃至現代城市的空間“秩序”。⑧舒爾茨提出的“場所”理論也是站在西方立場上的。⑨

　　中國城市遵循著自身獨特的規律，套用西方理論是行不通的。先輩粱思成、劉敦楨等學者從中國現實境況出發對中國古代建筑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解決了中國古代建筑“是什么”的問題。張光直、楊鴻勛等學者從考古角度論證了中國古建筑的起源。李允鉌的研究則涉及中國古代建筑的設計原理，試圖回答中國古代建筑“為什么”如此的問題。但從城市角度來看，上述研究注重城市實體，即建筑物，多以分析方法將城市整體分解為單棟建筑物，進而對建筑物進行解剖，研究中國古代建筑的物質構成.當然，上述研究亦涉及建筑物群體、城市整體，但大都闡述得較為概括.因此，作為整體的城市，其“意義”和“秩序”并未從根本上予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