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地標的私人史

　　101、紅樓、臺北故事館

　　臺北地標的私人史

　　世紀初我曾收拾行囊，一個人自助旅行英、法、西等國三個月，視野為之開闊，是時在倫敦雀兒喜藥草園發現披掛于枯木上一簇西班牙菠蘿，甚至不必有根，吸收空中水汽便能夠存活，而有所頓悟，因此期許自己是一個地球人。然而，幾年翻轉后終于體悟到，那一度以為將從生活之中慢慢消抹而去的童年，畢竟是生命的底蘊。

　　臺北二十年，前三分之一時光讀書、服役，后三分之二工作；一開始是個異鄉人飽嘗思鄉之苦，后來也就在此安身立命，從此有兩個故鄉。優游日久，也就寫出一本散文集《關鍵詞：臺北》，游走于二二八紀念公園、建國花市、陽明山、永康街、德惠街、牯嶺街、外雙溪、淡水、平溪、夜店、健身房等所在，立下一座座文學地標。

　　東區以東，臺北101

　　捷運臺北市政府站。我混在人流里落了車，或許慣習于自助旅行，故而對一臉茫然旅人自然有份感同身受，偶爾會有人——操著粵語呱啦呱啦的小情侶、淺膚色淺發色洋人家庭，或是一身利落單槍匹馬——比著旅游指南上圖片問我怎么走；圖片只如郵票大小，但我瞄一眼便能自動在心中補足細節：那是一棟宛如方竹一節一節往上竄長的巴別塔，世紀末開工，2004年完工，本名“臺北國際金融中心”，昵稱“臺北101”。

　　玫瑰如果不叫玫瑰，仍然不改芬芳。吸引觀光客前來的，自然不會是它的命名，而是它高達508米；甚至不是它的高度，而是它的頭銜——世界最高建筑。好像到了奈良不能錯過東大寺——世界最高木造建筑，到了法國南部想去走走米洛大橋──世界最高橋梁，如若身在吉隆坡，又哪能不去看雙塔，它也是世界第一高。喔，不！臺北101落成后，璽印已經交接。

　　辦公室就在捷運市府站附近，工作空檔駐足玻璃帷幕旁，不遠處臺北101以拔地之姿聳立跟前，晴日里閃著耀著亮白光芒，陰天時端頂藏進云繚霧繞，紅色飛航警示燈若隱似現。

　　我并不欣賞這棟建筑，并非基于建筑大師萊特譏評曾經的第一高樓帝國大廈為“貪婪的紀念碑”同樣的社會良心，也不因為它果然印證了謠傳卻又言之鑿鑿地建成世界第一高建筑的國家，該國經濟將隨即江河日下；而是，肇因于它的造型，節節高升的蘊意太張揚，富有民族色彩的裝飾又太感性，如此招搖卻又不美，怎么看都不該成為一座城市的驕傲。

　　但也許時間會證明我是錯的，19世紀末埃菲爾鐵塔落成，莫泊桑說，欣賞鐵塔的最佳地點就在鐵塔內部，因為那是巴黎唯一看不到鐵塔的地方。可是現在，巴黎鐵塔之于巴黎，已如克拉克·蓋博不能沒有唇上一溜小胡子，瑪麗·蓮夢露拍照總是要噘嘴。

　　盡管如此，臺北101站在那里，的確曾經使我動心，不用說每年跨年倒數，數萬雙眼睛仰望那數十秒鐘的璀璨異常；平日，彩虹的七款顏色依序在星期一到星期日的黑絲絨般夜空中發光，多年前這個工作找上我，主管約我吃晚飯，用過餐推門離開餐館，走進小巷里，一抬眼便望見它亮在眼前。

　　它亮在那里，好像就標示著為它澤被的這個信義區，便是這座城市的首善之地，如果在紐約是曼哈頓，如果在倫敦是西提區(City of London)，如果在上海是浦東新區，一種想象，一種虛榮；是的，就是虛榮這種對人不易對自己更難以承認的一瞬情緒作祟，我把工作應承了下來。

　　其實，這回是“鳳還巢”，1998年起我就曾在這個公司服務了兩年，那時候也住附近。

　　那時候，這里還沒有臺北101，還沒有誠品書店復合商場，沒有我總是搞不清編號好幾家新光三越百貨，沒有數不盡的豪宅林立……雖然市政府、華納威秀影城、世貿中心、凱悅飯店、新舞臺已經使它有錐處囊中的態勢；那時候，夜里散步還會聽見青蛙嘓嘓嘓，五六月間聞得到野地里梔子花香飄送，馬路邊簡陋圍籬里一畦畦青菜，農夫農婦彎腰澆水徒手蓐草……

　　短短十年，十年短短。同一個地方如塑料圣誕樹的裝飾已經掛上，電源一接通，一樹晶瑩剔透；再早十年，我剛自南部農家北上的1988年，一枝枝塑料針葉尚未插妥，地面上立著的，只有枝葉稀疏的骨干。這個城市演化太快。

　　二十年前我讀過一則消息：信義區某廢棄軍營一座池塘成了生物樂園，保育人士吁請保留；消息在報上披露，一夜之間，推土機轟隆隆如變形金剛開進軍營。二十年過去，插著刺刀的步槍長成世界第一高樓，養著水族的池塘化成地下停車場，那些被驚嚇了的候鳥留鳥青蛙蟾蜍又與飽受壓力、體內畜著一頭脆弱軟件動物的都市人何其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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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區，紅樓

　　信義區位于東區以東，與它遙遙相對的是西區，這里也有一頁我親身體驗的城市演化史。

　　二十年前，我帶著父親“你作什么決定都好，但不管作什么決定，都要能夠為自己負責”的叮嚀負笈北上；搭野雞車走中山高，自林口臺地進入臺北盆地，我趴上車窗要牢牢記住這座城市第一眼，當車子橫越淡水河將直抵城市的心臟——臺北火車站，我自高架道路上張望到的是中華路上中華商場，長長一列方塊建筑宛如火柴盒排列，斑駁，雜亂，不是想象中的光鮮亮麗，但興奮壓過了其他情緒。

　　我的一名馬來西亞同學的感受就大異其趣了。他的臺北第一印象也是中華商場，“很失望”，他說，他萬里迢迢來到臺灣，為的是龐巨的中華文化想象，而非幾棟爛房子。

　　中華商場位在中華路西畔，中華路原是日據時期北市最敞寬的馬路，縱貫鐵道沿路興筑；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后，鐵道兩側冒出大量違章建筑，凌亂不堪，60年代市府加以整頓，在原地蓋了商場，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也是中華文化符碼，一共八棟三層樓建筑。

　　這座臺灣最早的集合商場，到了末期已如都市的腫瘤，我親睹它最后四年時光；然而，有記憶的地方最美，一棟連著一棟踏著低低高高的階梯逛去，集郵社，古玩社，公廁終年彌漫尿騷腥臭、地板永遠泛潮，舊書店，成衣店，點心大王的舊桌椅上陽光斜斜射來，把蒸籠剛掀開那一霎映顯得云蒸霞蔚，唱片行，電器行，商場后方當當當平交道柵欄放下，火車空嚨空嚨駛過，建物好似也有了一陣輕顫。這一切，都因為籠罩于懷舊的氛圍而折射出金黃的氤氳。

　　我上臺北第二年，鐵路地下化；又三年，中華商場拆除，抗議補償不公的白布條宛如白幡掛滿天橋與建筑立面，場面十分凄厲。隨著商場的消失，西門町驀然沉寂，寂寞的老人、賣春的少女、逃家的少年麇集，晚上電影散場，走在路上會有男人突然現身，問道：“少年耶，要否？”一回我受到驚嚇，猛可舉手一揮，倒把那三七仔也嚇了一跳；日后再遇上相同情況，我改換一臉世故，當作沒聽見。

　　直到新世紀，中華路拓寬工程完成、捷運通車，驀地，芽眼破丑黑種皮而出，新一代青少年受到召喚，重新歸隊；不同于東區的時尚穎新，找不到一座古建筑，西區處處是歷史的場景與殘跡，吸引的卻是最稚幼青少男女，踩街，打電玩，看電影，呷阿忠面線、鴨肉扁。

　　這回西門町活化，并非鏟除了什么舊建筑、蓋起什么新建物，而多半是現有資源的翻新再利用，最具指標性的是“紅樓”。

　　紅樓是一棟磚造八角樓，建于20世紀初，原為商場，一樓買賣日用品，二樓購售骨董字畫；臺灣光復后變更為“紅樓劇場”，演粵劇，播二輪電影，有過一時的風光，但終究不敵鄰近商家而黯然落幕。直到近十余年，被指定為古跡、委外經營，如今的紅樓有了全新內涵：進駐了咖啡館，陳列紅樓歷史照片，年輕人的創意產業也在這里扎下根，開小店賣自創品牌成衣、飾品、卡片等各種小玩意兒好有趣；我到西門町看電影，如若時間充裕，有時會一方小店看過一方小店，每回都如第一回那樣新鮮。

　　不過，紅樓維修仍見臺灣慣有的近利求功的缺陷，屋頂竟便宜行事，以鐵皮披覆；旅行京都時我曾觀察過日本工匠維修傳統建筑的細膩用心，兩相比較，不禁有一聲浩嘆。

　　當暮靄四合，紅樓展現另一番風情，夜店一家緊挨著一家開在露天廣場旁，尤其休假前夕更讓人咋舌，樂音如雷，歡聲笑語海浪般一波緊接著一波拍岸，好揮霍浪擲著青春；顧客以男同志為主，理平頭，穿緊身T恤，全身曬成麥色，一眼望去上千人，也許是亞洲最大男同志露天聚點。圈里人昵稱這個廣場為“小熊村”，一開始是一家叫作小熊村的酒館在這里落腳，吸引了一大批以“筋肉以上，肥胖未滿”為主流美學的男同志前來消費，小酒館遂一家又一家在夜里亮起了霓虹，消費者早已不再有類型的局限。

　　讀過口述歷史，說紅樓“淪為”映演二輪影片的戲院后，常有男同志躲在戲院后排座位尋求慰藉。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呢？從黑暗中互相取暖到露天酒吧的盛況，2003年第一屆同志游行自“二·二八”紀念公園出發，一路走到紅樓廣場，路人中有人高喊加油，有人靜默旁觀，有人不明所以，但沒有人噓聲反對，臺北同志運動在這十年間堪以“大躍進”來形容。

　　北區臺北故事館，南區紀州庵不安

　　古跡活化，西門紅樓是成功的案例，其他如北投溫泉博物館的前身為溫泉建筑，長安西路當代藝術館借了舊市府紅磚軀殼，徐州路市長官邸藝文沙龍改建自舊市長官邸日式宿舍，中山北路光點臺北則為舊美國領事館……適當的維修、利用，老建筑煥發新內涵；星羅棋布這些老建筑讓旅人的眼光在稱不上美的臺北有了聚焦處，其中，北美館正對面臺北故事館實為基隆河畔、中山橋頭一瞬最美的風景。

　　臺北故事館原名“圓山別莊”，茶商陳朝駿延聘英國建筑師設計的都鐸式二層樓屋子，一樓磚造以承重，二樓木結構髹漆上鮮黃外墻，屋頂鋪銅瓦在時光中氧化成優雅綠色，這棟屋子宛如童話故事發生的場景。

　　陳朝駿交游廣闊，孫中山、胡漢民等人都曾是座上客；后來一度荒廢，生于1963年的楊照說：“小時候住附近，都叫它鬼屋。”但我讀大學時修攝影課，曾和同學來這里外拍，已經經營起咖啡館，阮囊羞澀的兩人在院子里拍過一陣后離去，沒敢進屋子點一杯咖啡啜飲。

　　近四年，臺北故事館每個月第三個星期五晚上舉辦文學沙龍，邀請作家朗讀作品，周夢蝶、黃春明等名家都曾蒞臨；去年底我站上講臺，為這座老房子獻上散文《老房子》，偕同與會的是王文華；王文華不愧為暢銷書作家，身兼廣播節目、電視節目主持人，輕松、諧趣，把一屋子男女老少逗得笑聲連連。

　　工作所需我參與過文學沙龍幾回。初夏一晚，在場的還有阿盛、楊照、凌性杰三代文學人。知名飯店經營的故事茶坊中，主辦單位照慣例會為出席者買單，我看著菜單，雖為高價咋舌，還是鎮定選了最便宜一套餐點；阿盛則不停口地低聲喊著“太貴了太貴了”，后來點了一套豬腳，“太貴了真的太貴了”，上菜前他又這樣說了多次；最年輕的凌性杰倒是稀松平常，他本就是個美食主義者，他要了招牌“東坡肉”，楊照也是。

　　發胖不少的凌性杰一邊吃一邊說：明天要去針灸，減肥。阿盛仗著前輩身分調侃：現代人真奇怪，把自己吃得像顆氣球，再花錢去減肥。大家聽了哈哈大笑。六十歲的阿盛維持著好身材，他把臺大文學院院長何寄澎送他的話記在心頭：千金難買老來瘦。

　　臺北故事館建于日據時期，紅樓也是。事實上，臺北歷經多個立場相左政權統治，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日本據臺五十年完成了最多目前尚存的美麗建筑，國民政府在臺灣已經一甲子，成績完全不能相比，甚至眼睜睜看著古跡灰飛煙滅，淪為風中塵埃，比如紀州庵。

　　三年前我從北區搬到南區，落腳牯嶺街，曾循路標去找“據說”就在附近的紀州庵，一次不果，二次無功而返，后來覓著了，我仍心存疑惑；不能全怪標示不清楚，因為那哪里是一座歷史建筑，倒比較像──廢墟！鐵皮圍籬上有人噴漆寫上諍言：“廢墟≠古跡”表達抗議。

　　紀州庵是日據時代料理屋，原址原有八家，目前僅存一家，旁有民宅一戶，居住環境很簡陋；我透過鐵皮圍籬窺看建物內部，那態勢并非等著要維修，而根本就是放棄了，任其毀損、隳壞，好像不肖兒孫對待久病癱瘓老人家，只差沒有動手了結脆弱的生命跡象。

　　諷刺的是，紀州庵多次在報端露臉，因為它是知名小說《家變》的場景之一，名作家王文興小時候嬉游的所在，爾雅、洪范等出版社就開在附近巷弄里。它在媒體出現，搭建了舞臺、掛上紅色布幔(遮丑)，請來知名作家站臺，官員宣示紀州庵是臺北文學森林預定地、將興建為臺北文學館等等，言詞懇切。該怎么做？不妨參考臺北故事館。

　　然而我鄰著紀州庵住了三年了，時常前去探看；我感覺到不安，因為只見它一年老過一年，如今只剩下了一座殘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