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導向”的城市空間結構研究綜述

　　1  引言
　　21世紀，人類進入“生態時代”，生態思想成為人們解決所有與生命現象有關問題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指導思想。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強調與自然融合的“生態導向”的城市空間結構也成為研究的熱點。
　　“生態導向”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學者霍納蔡夫斯基(Honachefsky)于1999年提出的，他認為美國城市的無序蔓延及其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等問題的出現，是因為將土地的潛在經濟價值置于生態過程之前所致，因此強調應將區域生態價值和服務功能與土地開發利用政策相結合，提出了“生態優化”的思想。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圍內得到積級響應，并開始從“生態優化”所強調的單純“保護”，向利用生態來引導區域開發的“生態導向”思想方向發展，。在城市空間結構研究領域中“生態導向”的思想火花由來已久。
　　2  “生態自發”階段(工業革命以前)
　　農耕時代，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主要表現為尊從與順應。在依附于自然的本能以及原始的自然崇拜等支配思想情況下，人們形成了潛意識的、自發的樸素生態觀念，并在強烈的生存意識控制下，形成了與大自然相安默契。悠然共處的狀態。城市聚落在空間結構與布局上都自發地考慮生態平衡因素，不自覺或半自覺地遵循生態原則。這種建城的樸素生態思想與當時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經濟條件相適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發性。這一時期的城市空間結構布局形成了一些固有的模式，如中國古代的“風水模式”與“山水園林模式”以及西方古代城市的“園林營造模式”等。
　　2．1  中國古代聚落的“風水模式”
　　中國古代的風水學說蘊含著古人樸素的生態觀，風水環境中各種構成要素的關系追求“陰陽互補”與“天人合一”，其實質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風水地通常由龍，穴，砂，水、向五大因子(又稱“地理五訣”)構成。龍即指蜿蜒而至的山巒，終止之處形成風水地的靠山。穴即是風水地中所謂的“生氣”出露之處。“砂”即是風水地左右兩側起護衛作用的砂山。風水中最理想的水是呈環抱狀的，而“向”即力向朝向，理想的方向是“負陰抱陽”。因此風水中最佳空間結構模式大致是：背山面水，坐北朝南，東西兩側有低莊護衛，中間地勢寬敞，且有屈曲流水環抱，共同構成一個“山水相連，封閉內向”的小環境[3]。風水模式是我國古代融合對自然、對人性的崇拜，探尋安居樂業主法于一體的理想城市空間結構模式，這一模式支撐著我國幾千年城鎮發展的生態脈絡，影響和支配著我國古代城鎮布局模式。
　　2．2  中國古代城市的山水園林模式
　　中國獨特的山水文化成為維系、承傳與深刻影響古代城市建設山水特質的社會背景。深諳山水之道的古代文人，為官則影響一州一縣，為民則影響一宅一園。傳統山水理念“存平于心，發平于體”，經由他們的實踐活動貫穿到古代園林與城市的建設之中[4]。
　　中國古代園林追求山環水繞的意境，巧于“因”、“借”，精在“體”、“宜”[5]。園林的建造始終按照自然山水的形成規律進行，一切造園景物均著重表現它們的自然之趣，不對它們進行過多的干預和約束。同時又充分地利用不同的基地條件，有山靠山，有水依水，充分攫取自然之美，“雖由人作，宛自天開”。這些崇尚自然的山水園林，孤立地講為人們營造了一方生活樂土，連貫地看則由點到面，使得城市之中包羅了豐富的山水營建活動，豐富了城市的整體山水特色，造就了中國古代特有的山水園林城市模式。如“水繞郊畿襟帶合，山環宮闕虎龍蹲”的北京，“水光瀲艷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杭州，“據龍蟠虎踞之雄，依負山帶江之勝”的南京，“片葉浮沉巴子國，兩江襟帶浮圖關”的重慶，“五嶺北束峰在地，九洲南盡水浮天”的廣州，“七條琴川皆入海，個里青山半入城”的常熟等，都是中國山水園林城市的出色代表。
　　2．3  西方古代城市的“園林營造”模式
　　西方城市中人工空間與自然空間的矛盾，在前工業社會主要是通過營造園林來協調。大至帝王的苑圃，小至百姓的庭院，形式各異。有古巴比倫的空中花園，古羅馬的別墅莊園，歐洲中世紀城堡庭園，伊斯蘭國家的池庭花園，法國古典主義園林，以及英國風景式園林等等。這些園林雖然多局限于狹小的空間內，但在當時或多或少地改善、調劑了人工空間與自然空間的關系，成為城市人“回歸自然”的一種渠道。
　　3  “生態失落”階段(18世紀前后—1 9世紀中期)
　　18世紀前后，工業革命引發的城市化使得城市建設史無前例的高漲，城市開發陷入盲目追求最大經濟利益的誤區。人類創造的工業文明，徹底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相信自己是世界的主宰，可以隨意地支配、改造甚至破壞自然。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再和諧，而逐漸變得對立、；中突。城市以勇往直前的氣魄改造著自然環境，無限制地向郊區蔓延，侵占耕地良田、擠占郊區森林、填埋河流、圍海造田、穿山鑿洞、截彎取直，城市問題變得日益尖銳與復雜，城市規模越來越大，城市布局混亂．建筑質量低劣，貧民窟蔓延，衛生條件惡化，首疾病、瘟疫流行。劉易斯·芒福德認為：“在1820-1 900年之間，大城市里的破壞與混亂情況簡直和戰場上一樣”[6]。
　　這一時期的城市空間結構研究表現出明顯的 “改良派”特征。一些學者針對城市社會、經濟結構的復雜化以及城市環境的日益惡化，提出了城市空間結構的改良模式．試圖拯救日益腐朽的城市。如1817年英國工業慈善家歐文(Owen)創辦的“新和諧村”，試圖從社會關系上探討城市空司結構改善的良方。同時，歐美國家出現了著眼于城市形體的改建、追求城市秩序與壯美的城市形體規劃結構模式，影響較大的有1853-1870年由豪斯曼（haussmann）主持的巴黎改建方案以及1889年維也納建筑師西特(Sitte)提出的城市空間視覺藝術準則。然而，由于歷史的局限性，他們的研究始終無法正確地反映城市空間結構演化的正確方向[7]。
　　4  “生態回歸”階段(1 9世紀后期—20世紀60年代)
　　19世紀后期，日益嚴重的城市問題喚醒了西方先哲們對于城市的生態關懷。先哲們從此開始了漫長的探索之路，以試圖實現他們“讓城市回到自然中去”(Mata)的偉大理想。這種生態思想的回歸與萌芽可追溯到18世紀中后期在美國掀起的城市公園運動，而后從生態角度研究城市空間結構的思想經歷了緩慢的發展過程。其間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模式包括以馬塔的帶形城市、霍華德田園城市以及沙里寧的“有機疏散”為代表的人本主義模式以及以波利索大斯基的吊城方案、索萊利的“仿生城市”。三井建設所構想的“子母型城市”等為代表的技術烏托邦模式。上述城市空間結構模式無論是從強烈的人本主義關懷還是從天馬行空的技術狂想出發，都或多或少地帶有“烏托邦”的色彩，但同時也都體現出先哲們期望通過構建合理的城市空間結構來創造宜人的城市環境的美好意愿。
　　4．1  城市公園運動
　　1858年美國景觀之父奧姆斯特德(F．L．OImsted)和沃克斯(Calvert Vaux)在曼哈頓的核心地區設計了長2英里，寬0．5英里的城市公園，繼而在全美掀起了城市公園運動(The City Park Movement)[8]。從1860年代開始，以奧姆斯特德為代表的一批景觀設計師在美國各城市從生態的高度實施將自然引入城市的設計。1881年，奧姆斯特德進行波士頓公園系統(Park System)設計，以河流，泥灘、荒草地所限定的自然空間為依據，在城市濱河地帶形成2000hm2的綠色空間，以線性空間連接城市公園，意在重構城市自然景觀系統。他在{公園與城市擴建}(Public Parks and Enlargement of Towns)一文中，認為城市要有足夠的呼吸空間，要不斷更新和為全體居民服務。并且歸納出城市綠地系統規劃的主要原則：以城市自然脈絡為依托，使城市公園實現有機地聯系[9]。  
　　奧姆斯特德的理論和實踐對美國和歐洲近現代城市規劃與建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90年華盛頓城市規劃、1903年西雅圖城市規劃都以城市的河谷、臺地，山脊為依托，形成城市的自然框架體系。
　　4．2  人本主義模式
　　4．2．1  馬塔的“帶形城市”
　　西班牙工程師蘇里亞·伊·馬塔認為城市從中心向外無限度的擴展使城市中心區離自然環境越來越遠，這種傳統的城市形態必然會引發城市擁擠、交通阻塞、環境衛生惡化等一系列城市問題。因此提出“帶形城市”理論(1882年)，認為在新的集約運輸方式的影響下，城市可以沿著交通軸線呈帶形無限制發展，并與原有城市建成區結為一個有機整體，位于這個城市中的居民，既可以享受城市型的設施又不脫離自然。“帶形城市”理論雖然能很好地解決城市環境惡化問題，保持城市環境和自然環境的和諧關系，但是卻忽略了城市功能的復雜性，割裂了城市內在的有機聯系，對地塊井井有條的、過密的劃分也難以適應城市發展的現實需求，因此帶有濃重的“烏托邦”色彩。然而，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該理論的提出仍然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而后，“帶形城市”在20世紀30年代的前蘇聯得到了新的發展，并逐漸演變出“連續功能分區”的思想。
　　4．2．2  霍華德的“田園城市”
　　1889年，霍華德在他的著作《明天——一條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指出，城市環境的惡化是由城市膨脹引起的，城市具有吸引人口聚集的“磁性”，城市無限度擴展和土地投機是引起城市災難的根源，只要控制住城市的“磁性”便可以控制城市的膨脹，而有意識地移植“磁性”便可以改變城市的結構和形態。基于這樣的分析，他提出了“田園城市”的設想，建議圍繞大城市建設分散、獨立、自足的田園城市，形成“城鄉磁體”，以達到喧鬧的城市生活與清凈的鄉村生活的有機融合[10]。
　　在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結構中所蘊含的生態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發展極限的概念，即任何有機體或組織的生長發展都有其天然限制。霍華德在該理論中主張任何城市達到一定規模后，就應該限制其成長，新增長的部分由鄰近的另一城市來容納。這種對城市規模的控制有利于建立宜人的城市尺度和創建自然優美的田園風光；二是城市群體有機組合，霍華德認為，城市的擴展，疏解大城市的機能以及提高田園城市公共生活的水平和質量應該以組成城市聯盟的形式來解決，在保持田園城市應有的規模和鄉村風光特色的同時，達到與大城市同等的公共生活質量[11]。
　　4．2．3  沙里寧的“有機疏散”
　　1943年，沙里寧在《城市：它的發展、衰敗和未來》一書中指出：城市結構要符合人類聚居的天性，便于人們過共同的社會生活，又不脫離自然，使人們居住在兼具城鄉優點的環境中[”，。建議用分散而有聯系的有機體來取代城市集中布局，用綠帶網絡分隔并連接城鎮、疏散工業，開辟綠地，以有序的分散取代無序的集中。并提出有機疏散的兩個基本原則，即把個人日常生活和工作(日常活動)的區域作集中布置；把不經常的 “偶然活動”的場所作分散的布置。沙里寧的有機疏散理論將城市從無序的集中轉向了有秩序的疏散，使城市空間結構具有了相當大的彈性和有序性，并且與自然更加協調、融合，對日后的城市規劃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4．3  技術烏托邦模式
　　早在20世紀初期，法國建筑師柯布西耶就提出了“架空城市”構想(1915年)和“光輝城市”模型(1930年)，他主張用對大城市實施“外科手術”式的干預，運用先進的工程技術來減少城市建筑用地，集中人口，將陽光、空間和綠地等“基本歡樂”引入城市，使城市同時擁有充滿陽光、空氣公園，林蔭路和公共廣場這樣的自由空間，按他自己的說法，就是一場將“鄉村推進城市的戰斗。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新技術革命的蓬勃發展，更多的學者將目光投同了現代高科技手段，希望以技術來解決城市問題，構想和探索未來城市的空間結構。
　　1964年庫克(P Cook)的插入式城市模式、赫隆(K．uerron)行走式城市模式、1970年波利索大斯基的吊城方案，以及索萊利(P．Soleri)借助生態學原理，以植物生態形象模擬城市的規劃結構，設想出“仿生城市”。日本三井建設所構想的"子母型城市”，設想都市與自然的融合，在這個城市中心是高度集中城市機能的中心都市塔，四周是花園住宅，由網絡連接，工作可以在充分接觸自然的家中進行[7]。
　　上述許多技術目前仍在探索之中，理論與實踐之間應用尚有較大距離，難免帶有烏托邦色彩，但其緊密依靠現代技術和高度關注人類生態環境的基本思想，無疑反映出未來城市空間結構發展的基本趨向。
　　5  “生態革命”階段(20世紀70年代以來)
　　20世紀50年代以來，不斷暴發的環境危機以及駭人聽聞的“八大公害事件”，向人類敲響了警鐘。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與自然的關系，雷切爾·卡森(RacheI Carson．1962)的《寂靜的春天》、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Meadows，1972)、美國的戈德史密斯(Goldsmith 1974)等人的《生命的藍圖》等系列著作，不斷敲打人類的靈魂，喚醒人類的生態良知。
　　這一時期的城市空間結構研究開始表現出多元化，生態化的特點，城市建設開始拋棄反自然、反生態的發展模式，城市先進的標準由技術，工業和現代建筑演變為“文化、綠野和傳統建筑”，提出“回到自然界”的口號。國內外學者圍繞生態導向的城市開發與設計、城鄉融合的區域城市以及生態城市的規劃與建設展開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也提出了生態基礎設施、開敞(開放)空間、綠色基礎設施。區域綠地系統、生態廊道、綠色通道、生境網絡、環境廊道、框架景觀等一系列嶄新概念。從而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城市空間結構研究的“生態革命”浪潮。
　　5．1 生態導向的城市開發與設計
　　1971年，麥克哈格(lan L．McHarg)在《設計結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一書中，從自然、歷史、人文的角度探討了環境問題，描述了自然過程如何引導土地開發，認為：”大城市地區內保留作為開放空間的土地應按土地的自然演進過程(naturaI—process[ands]來選擇，即該土地應是內在地適合于“綠”的用途的：這就是大城市地區內自然的位置。要是將這兩種系統結合在一起的話．就可以為全體居民提供滿意的開放空間。”[13]
　　誠如劉易斯·芒福德(Lawis Mumford)所言，麥克哈格既不把重點放在設計上面，也不放在自然本身上面．而是把重點放在介詞“結合”(with)上面，這包含著人類的合作和生物的伙伴關系的意思[6]。設計結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僅是在理論上的重大突破，而且還標志著生態學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規劃之中，從而拉開了城市生態空間建設的結構主義序幕。
　　1978年，西蒙茲又在《大地景觀》(Earthscape)中全面闡述了生態要素分析方法，環境保護、生活環境質量提高，乃至于生態美學([co-aesthetic]的內涵，從而把生態景觀研究推向了“研究人類居住空間與視覺總體的高度”[14]。1 984年，荷夫的《城市形態和自然過程》(City Form and Natural Process)重點論述了城市的自然演進過程與城市空間營造的關系問題，書中所表達的態度和觀點、解決問題的提議和分析的案例，對于設計觀念的轉變具有重要作用。1994年，美國學者霍納蔡夫斯基又首次提出了“生態優先”的思想，并從單純強調“保護”開始走向利用生態來引導區域的開發，逐漸演變為“生態導向下的區域發展”途徑。在這一思想推動下，美國在區域開發中開始推行“精明增長”計劃，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護農地、保護生態與社會人文環境、繁榮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長目標。精明增長作為一種旨在平衡發展與保護關系的區域發展模式，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積級的響應。
　　受國外“生態導向”思想的影響，我國的一些學者也提出了類似的一些概念，如俞孔堅等人提出通過“反規劃”途徑，建立城市生態網絡，從而形成高效地維護城市居民生態服務質量、維護土地生態過程安全的景觀格局[15-16]。
　　5．2  以生態基礎設施為代表的系列研究
　　人們對生態導向下的城市空間結構的研究熱情還表現在將自然生態系統作為城市復合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從而提出了生態基礎設施的概念。生態基礎設施(Lcological Infrastructure，EI)從本質上講是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所依賴的自然系統與生態網絡，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續地獲得自然服務(natures services)的基礎，這些生態服務包括提供新鮮空氣、食物。體育、游憩、安全庇護以及審美和教育等等。它包括城市綠地系統的概念，更廣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務的城市綠地系統。林業及農業系統、自然保護地系統，并進一步可以擴展到以自然為背景的文化遺產網絡’”。EI作為正式概念最早見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與生物圈計劃”(MAB)。在其1984年的報告中提出了生態城市規劃的五項原則：生態保護戰略：生態基礎設施：居民生活標準；文化歷史的保護：將自然引入城市。這里生態基礎設施主要指自然景觀和腹地對城市的持久支持能力。不久，有學者就用EI概念表示棲息地網絡的設計[18-19]。1990年，荷蘭農業。自然管理和漁業部的自然政策規劃也提出了全國尺度上的EI概念[20]。這些都是從生物和環境資源的保護與利用角度提出的。與之類似的概念還有開敞(開放)空間(Open Space)、綠色基礎設施(Green lnfrastructure，GI)、區域綠地系統等。其他一些概念，如生態廊道、綠色通道(Green Way)、生境網絡、環境廊道、生態網絡，以及框架景觀、生態結構等，與之也都有一定的聯系[21]。近年來，EI概念的含義在日益拓展。包括生態系統管理與生態學、景觀生態學、生態經濟學、生物保護學、生態工程學等諸多方面研究都對之進行了探討。
　　5．3  強調城鄉融合的區域城市研究
　　西方早期的城市規劃理論中，已經大量涉及城鄉關系的論斷。如美國著名城市學家芒福德就從保護人居系統中的自然環境出發提出城鄉關聯發展的重要性[6]，賴特的“區域統一體”(Regional Entitiss)和“廣畝城”都主張城鄉整體的、有機的“協調的發展模式[22]。英國生態學家蓋迪斯(P．Geddes)則首創了區域規劃綜合研究的方法，1915年發表了著作《進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強調將自然區域作為規劃的基本構架，他還預見性地提出了城市將擴散到更大范圍內而集聚、連綿形成新的城鎮群體形態：城市地區(City Region)、集合城市(Conurbation)，甚至世界城市(Word City)。
　　進入20世紀90年代，在城市化與郊區化的過程中，先前處于城市邊緣的鄉村被逐步吞
噬直至消失，城市無序擴張，嚴重破壞了城市邊緣的生態景觀并威脅到區域的生態安全。在這一背景下，廣大學者對于強調城鄉融合的區域城市的研究熱情進一步高漲。美國規劃師萊特(H．Wright)及斯泰因(C．Stein等提出了與自然生態空間相融合的區域城市(Regional City)模式；林奇(K，Lynch)則提出了類似的另一種模式：擴展大都市(Dispersed  Metropolis)。一些學者則從人類居住形式的演變過程入手，提出了21世紀城市空間結構的演化必然體現人類對自然資源最大限度集約使用的要求，并針對日益顯著的大都市帶現象，提出了世界連綿城市(Ecumunopolis)結構理論。代表人物有杜克西亞迪斯(C．A Doxiadis，1996)，費希曼(Fishman，1990)、阿部和俊(1996)、高橋伸夫(1997)等[24]。
　　5．4  生態城市規劃與建設
　　生態城市是技術與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創造力和生產力得到最大限度地發揮，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環境質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物質財富、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態良性循環的一種理想城市模式(O．Yanitsky，1981)。1984年“人與生物圈計劃”提出生態城市規劃五原則，并從整體上概括了生態城市規劃的主要內容，為后續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此外，理查德·雷吉斯特(劇chard Register)、羅斯蘭州．Roseland，1997)、莫坦特(I V intent)、馬克·懷特黑德(Mark Whitehead)等學者以及澳大利亞城市生態協會、歐盟和第一、二、三屆國際生態城市會議等組織分別對生態城市的概念、發展原則、建設計劃以及城市土地的持續利用、城市持續發展等進行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紛紛開展生態城市規劃與建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理查德·雷吉斯特領導的美國城市伯克利的生態城市建設。1987年雷吉斯特出版了《生態城市伯克利：為一個健康的未來建設城市》(Eco-city Ber-keley  Building cities for a Healthy Future)，論述伯克利生態城市建設的設想。并在1990年提出了“生態結構革命”(EcostructuraI Revolution)的十項計劃。1996年，雷吉斯特提出了更為完整的生態城市建設十原則。經過20多年的努力，伯克利走出一條比較成功生態城市建設道路，形成了典型的亦城亦鄉的空間結構。目前，已經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生態城市規劃與建設的熱潮。印度的班加洛爾(Bangalore)、巴西的柯里蒂巴 (Curitiba)和桑托斯(Santos)、澳大利亞的懷亞拉 (Whyalla)、新西蘭的韋特克勒(Waitakere)、美國的克利夫蘭和波特蘭·梅特波利坦(PortlandMetropolitan)、德國的厄蘭根(erlangen)都在從事生態城市的規劃實踐。
　　國內生態城市研究是在我國著名生態學家馬世駿先生的倡導大量開展起來的。馬世駿、王如松在1980年代明確提出城市是典型的社會—經濟一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和建設天人合一的中國生態城思想。1990年錢學森又提出了“山水城市”這一富有中國特色的生態城市概念，指出“人離開自然又要返回自然”，倡導用中國的園林藝術來改造中國現代工業城市的弊端，以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境界。吳良鏞也指出 “山水城市”中的“山水”泛指自然環境，“城市”泛指人工環境。山水城市提倡人工環境與自然環境協調發展，其最終目的在于建立以城市為代表的人工環境與以山水為代表的自然環境相融合的人類聚居環境[24]。此后，國內學者分別圍繞生態城市的空間結構、指標體系、功能組織、規劃方法等內容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一批成果。在上述理論研究的支撐之下，各地紛紛開展了生態城市的規劃實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規劃成果包括黃光宇提出的樂山綠心環型生態城市空間結構(1 998)，王富玉提出的三亞帶型生態城市空間結構(2002)，以及廣州市城市總體發展概念規劃中提出的保護”云山珠水”，構筑”山、城、田、海”的山水城市空間格局(2002)12引等。
　　6  結語 
　　 縱觀城市空間結構研究的歷史，生態思想仿佛一條忽明忽暗的主線，始終貫穿其全過程。其間，無論是農耕時期“天人合一”的建城思想還是工業革命后期略帶“烏托邦”色彩的人本主義城市結構模式，或是新時期理想生態城市模式，或“自發”或“自覺”，無不包含著“生態導向”的思想精髓，并成為塑造城市空間結構的一股不容忽視的精神力量。概括起來，這一思想精髓主要涵蓋了以下5個方面的思想內容：
　　(1)崇尚自然之趣與自然之美，將自然引入城市，讓城市回到自然。
　　(2)將自然生態系統作為城市復合生態系統的一部分。
　　(3) 強調人工環境與自然生態環境相協調，城市空間發展與自然演進過程相契合。
　　(4)以自然過程引導土地開發與城市布局，設計結合自然。
　　(5)強調自然生態對城市發展規模的約束，體現發展極限的思想。
然而，從目前的研究來看，“生態導向的城市空間結構研究”總體上還處于一種理念引導與模式探討的階段，研究方法上主要以定性為主，缺乏技術層面的支撐。因此，未來生態導向下的城市空間結構優化技術，以及生態空間與城市實體空間的整合技術(包括形態、結構與功能等各要素的整合)將成為城市空間結構研究領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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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葉玉瑤，中山大學博士研究生，廣州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張虹鷗：男，廣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員，所長。
　　周春山：男，中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許學強：男，中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