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城市美化運動之于中國的教訓(上)

　　引言：關于“城市美化”

　　“城市美化運動” （City Beautiful Movement）的根源實際上可以追溯到歐洲16－19世紀的巴洛克城市設計，經典的例子包括拿破倫三世的巴黎重建和維也那的環城景觀帶。而城市美化運動作為一種城市規劃和設計思潮，則發源于美國。始于1893年美國芝加哥的世博會。而“城市美化”（City Beautiful）作為一個專用詞，出現于1903年，其發明家是專欄作家Mulford Robinson[1]。作為一名非專業人士（以后半路出家，學習景觀設計和城市規劃），他乘借1893年芝加哥世博會的巨大的城市形象沖擊，呼吁城市的美化與形象改進，并倡導以此來解決當時美國城市的物質與社會臟亂差的問題。后來，人們便將在他倡導下的所有城市改造活動稱為“城市美化運動”。
　　“城市美化運動”強調規則、幾何、古典和唯美主義，而尤其強調把這種城市的規整化和形象設計作為改善城市物質環境和提高社會秩序及道德水平的主要途徑。在本世紀初的前十年中，城市美化運動不同程地影響了幾乎所有美國和加拿大的主要城市。但它在美國實際上卻只風行了十六年的時間（從1893年的芝加哥博覽會到1909年的美國第一屆全國城市規劃會議）。盡管如此，這一階段在城市規劃和景觀設計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2,3,4,5]。其影響至今尤存。從積極的方面來講，它促進了城市設計專業和學科的發展，開始改善了城市形象，也促進了景觀和城市規劃設計師隊伍的形成。
　　從倡導者的愿望來說，城市美化應包括至少以下幾方面的內容[2]：
　　第一是"城市藝術"（Civic art）：即通過增加公共藝術品，包括建筑、燈光、壁畫、街道的裝飾來美化城市。
　　第二是"城市設計"（ Civic Design）：即將城市作為一個整體，為社會公共目標，而不是個體的利益進行統一的設計。城市設計強調紀念性和整體形象及商業和社會功能。因此，特別強調戶外公共空間的設計，把空間當作建筑實體來塑造。并試圖通過戶外空間的設計來烘托建筑及整體城市形象的堂皇和雄偉。
　　第三是城市改革 (Civic Reform): 社會改革與政治改革相結合。城市的腐敗極大地動搖了人們對城市的信賴。同樣令人擔憂的嚴重問題是城市的貧民窟。隨著城市工業化的發展，使貧民窟無論從人口還是從面積上都不斷擴大，工人擁擠在缺乏基本健康設施的區域，它們是各種犯罪、疾病和勞工動亂的發源地，這些都使城市變得不適宜居住。因此包括對城市腐敗的制止，解決城市貧民的就業和住房以維護社會的安定。
　　第四是"城市修茸"（Civic Improvement）：強調通過清潔、粉飾、修補來創造城市之美。盡管往往被人們所忽略，它卻是城市美化運動對城市改進最有貢獻的方面。包括步行道的修繕、鋪地的改進、廣場的修建等等，都極大地改善了城市面貌。
　　從理論上講，以上四個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服務于城市美化運動的十個目標：
　① 通過集中服務功能及其它相關的土地利用的設計，旨在形成一個有序的土地利用格局。
　② 形成方便高效的商業和市政核心區。
　③ 創建一個衛生的城市環境，尤其是在居住區。
　④ 通過景觀資源的利用，創造城鎮風貌和個性。
　⑤ 將建筑的群體作為比建筑單體更為重要的美學因素來對待。
　⑥ 在街道景觀中創造聚焦點來統一城市。
　⑦ 將區域交通組成一個清晰的等級系統。
　⑧ 將城市的開放空間作為城市的關鍵組成。
　⑨ 保護一些城市歷史成份。
　⑩ 創造一種統一的系統，來將現代城市形態，如工業設施和摩天大樓結合在現有城市之中。

　　城市美化運動的最終目的是在通過創造一種城市物質空間的形象和秩序，來創造或改進社會秩序，恢復城市中由于工業化而失去的視覺的美和生活的和諧^[1]。
　　然而，實際上“城市美化”往往被城市建設決策者的極權欲和權威欲，開發商的金錢欲及揮霍欲，以及規劃師的表現欲和成就欲所偷換，把機械的、形式美作為主要的目標進行城市中心地帶大型項目的改造和興建。并試圖以此來解決城市和社會問題，從而使“城市美化”迷失方向，使倡導者美好的愿望不能實現。美國城市美化運動最有影響力的規劃師和建筑師Daniel Burnham的一句名言就是"不做小的規劃，因為小規劃沒有激奮人們血液魔力……要做大規劃，……一旦實現，便永不消亡"^[2]（p540），在此口號之下，美國大陸上的各大城市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再建與改造過程。所幸的是這種思潮及時得到批評和抵制。在1909年的首屆全美城市規劃大會上，城市美化運動很快被科學的城市規劃思潮所替代，基本上宣判了“城市美化運動”在美國本土的死刑。
　　但是，“城市美化運動”的陰魂不散，它伴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統治勢力而來到了亞洲、非洲和大洋洲，成為白人種族優越地位的象征和種族隔離的工具。之后，在30年代，轉了一圈之后，它又回到了法西斯和納粹統治下的歐洲，成為獨裁者炫耀其權力的舞臺。
　　在近100年的歷程中，“城市美化運動”在各種不同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條件下都有所表現。Peter Hall一針見血地指出：它是金融資本主義的女仆，它又是帝國主義的發言人，它更是個人獨裁主義者的工具^[7] (p202)。這些表現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有兩大共特征：
　第一、專注于紀念性和表面文章，將建筑或城市空間作為權力的符號，與此同時其乎全然不考慮規劃所應達到的更廣泛的社會目標;
　第二、為展示而規劃，將建筑和城市空間作為表演的舞臺,設計的目的是令觀眾激動，讓參觀者驚嘆。只是在不同時代和國家里，觀眾有所不同罷了，他們或是向往貴族生活的中產，或是那些在尋機揮霍和尋求刺激的暴發戶，或是卑怯的殖民地臣民，也或是涌入城市的農民。
　可悲的是，除了少數旁觀者外(他們或沉默，或是在場外發出使"演出者"感到不悅的呼號)，似乎所有人都喜歡這樣的表演，而對為此瞬間和表面的表演所付出的代價，卻木然。
　在近乎百年之后，“城市美化運動”的幽靈又來到了中國，它帶著18世紀的歐洲廣場和20世紀初的美國的景觀大道，出現在大江南北大小小的城市。盡管它在新中國五十年的城市建設史上可以看作是一種進步，在改善城市形象等方面起了一些積極的作用，但其已經和正在造成的危害，使我們不能漠然置之。

　　1. 巴洛克城市——君主的權杖，美國城市美化運動的原型

　　1.1 背景

　　作為一種城市設計形式和美國城市美化運動的源頭，16世紀先后歐洲巴洛克城市的出現，主要源于以下的背景：
　　(1) 君主集權：政治上中央集權制和君主制取代教會統治；經濟上出現商業資本主義和君主商業；政治、經濟和軍事權力集于君主一身，并以國家的形式出現，形成前所未有的城市規劃和建設能力。同時，為保障統治者和新貴的窮奢極欲,要求有絕對服從的軍隊和臣民。新的社會秩序與同一成為城市規劃最高的功能需要。正如Mumford ( p347) 指出的：古代的死去的人像被當做活生生的真人加以模玩，而活著的真人卻變成了機器，沒有自己的思想，只服從于外來的命令[8]。
　　(2) 古希臘與羅馬的再發現：文藝復興之后帶來的思想解放，古典建筑理論的發現，古希臘和羅馬紀念性建筑的發掘和測量，導致了對古典雕塑和裝飾藝術的崇拜。理想化的文藝復興城市模式為城市建設帶來了生機，相對于中世紀的城市，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但此后，隨著新權貴的出現，以及他們對古代帝王的物質和享樂生活的發現和向往，使古典藝術成為附庸風雅的華麗外衣，并日趨雕琢和繁瑣。
　　(3) 分析和實證為特征的近現代科學得到發展并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幾何與規則的形式美成為人們生活空間規劃與設計的原則。
　　簡而言之，新貴族和君主的享樂和對社會秩序的絕對要求、對古典藝術的附庸風雅和對幾何圖案表現力的發現，使中世紀有機城市成為混亂、骯臟的象征，并成為改造的對象，巴洛克城市設計因此出現。作為一種新的城市景觀模式，巴洛克城市強調紀念性、標志性構筑物以及它們的空間位置作為城市結構和形象的主體，而不是通過建筑的序列來構成城市形象(文藝復興時代的理想城市)。歐洲主要首都的重建大都基于巴洛克城市模式的一些基本原理。無論在柏林、巴塞羅那、布達佩斯、圣比德堡，維也那，特別是巴黎，所謂的新城市，實際上都是在中世紀的城市節理上、雕刻出一些軸線和放射線，它們的盡端則是紀念性構筑物和廣場。

　　1.2 實例與特征

　　巴洛克城市的登場始于16世紀80年代，源于Pope Sixtus 五世和建筑師Domenico Fontana的城市改造工程，他們將羅馬的幾個主要教堂聯系在一起。在這一工程中Fontana并不是把城市作為一個實體的系統，而是將其作為一個"虛體"的網絡，疊加在原有城市之上。16世紀的舊羅馬是一個包含有許多神圣的紀念建筑的城市，包括圣比德廣場和其它教堂，而改造后的新羅馬則成為一個供人祭拜的設有專門禮拜路線的"神圣的城市"，整個城市是一座"雕刻"出來的紀念建筑。同時這一祭拜、參神的空間網絡也是旅游的路線，因而具有商業價值。
　　除羅馬以外，對這一城市景觀模式形成起著重要作用的另一源頭是法國的凡爾塞，其模式主宰以后整個歐洲城市設計達3個世紀。那是一個城市外的理想城市。景觀設計師雷諾隨國王路易十四從1667年開始設計修建這一宮園直到去逝（1700年）。在此之前，在法國已實施了將景觀大道切割整個城市的工程，但只有在凡爾賽，完整的皇家的理想城市模式才得以完美地實現。凡爾塞的規模與內容可謂前無古人，它被認為是混亂與野蠻的海洋中的快樂和文明的島嶼。雷諾在這一設計中將所有的視景全部集聚于皇帝的眼中，并系統地用各種方法，來創造巴洛克風格的體驗——一種無限的感覺，這些方法包括框景，倒影或障景等，通過透視線的組織，形成一個空間的網絡，使物體不能一覽無余(圖1)。

圖1 法國凡而賽：一個完整的巴洛克城市設計， 城市美化的原型

　　Haussman的巴黎重建(始于1853年)，以及維也那的環城大道（始于1857）可以被看作是羅馬的改造試驗和凡爾塞宮大規模的景觀建設這兩項工程實踐經驗的積累。對Haussman有深刻影響的是凡爾賽，是一個多中心的網絡，巴黎的重建同樣是將城市理解為一個"網絡"來組織空間的運動。在此之前城市的定義是由一定數量有組織的建筑物的群體；而在Haussman的城市模式中，用于交通的地方，新的街道和林蔭網絡統領著建筑。
　　Haussman的工程是在建設衛生城市與社會秩序的口號和名義下進行的，以作為一種防止疾病（霍亂）和社會的不安定（革命）的手段。直線打破了現有的、"充滿病疾的"中世紀有機城市的物質與社會機理的，拓寬和規整了的街道，集中體現了美、衛生和商業的價值觀。這種城市改造工程形成了介乎自然有機城市與規劃的城市之間的一種中間型城市，即重構城市(Restructured city)。巴黎城市美化由拿破侖三世集帝國之財力建設，建成后吸引大量的旅游者到巴黎，成為人們休閑、逸情的好去處，據說巴黎人每年從旅游者那里得到的收入遠遠超過拿破侖三世投資改造巴黎的花費。
　　維也那的城市環帶是巴黎重構的同時代產物。 是在折除中世紀城堡之后建設的一條景觀帶，盡管從尺度和恢宏的氣勢上仍可見巴洛克的強有力的影響，但其形態和空間結構卻與巴黎大相逕廷。在此環城帶上，集中分布大量公共建筑和私人豪宅，成為內城與新區的分割帶。巴洛克的規劃師們通過空間的組織，將觀賞者引向中心聚焦點，在這里，空間成為起主導地位的建筑物的一個場景和環境。在環城景觀帶的建設中，它反用了巴洛克的原理，即不是用空間來規定和統領建筑物，而是用互不相干甚至風格迥異的建筑物來顯現水平的空間，一個現代的空間場――一個同心環的構圖。這一規劃強調的是流暢的交通而不是視景，沒有建筑阻礙，也沒有明顯的終點。
　　歐洲巴洛克城市模式傳到美國，并在華盛頓的規劃中得以體現，其間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華盛頓基礎的形成，由歐洲建筑師 L’Enfant于1791年完成，第二階段主要是中心紀念性軸線的形成，是作為城市美化運動的第一個大型的工程，由美國的設計師參觀了歐洲之后，于1901年修改完成的[9]，并最終成為歐洲巴洛克城市與美國城市美化運動主導風格之間的一個橋梁。

　　2. 美國的城市美化運動――資本主義暴發戶的奴仆， 世界城市美化的模板

　　2.1 社會背景

　　以往的一些零星規劃思想最終在上19世紀末走到一起，而在美國形成被稱為城市美化運動的思潮，其原因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1)對統一與秩序的要求：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19世紀末的美國，內戰之后不久，極端個人主義和強盜盛行、土地霸占之風猖獗、急速的以及無序的城市化和大量的新移民，使城市變得臟亂，社會動蕩不安。同時，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中產階級出現，向往歐洲巴洛克的優雅城市生活；中產階級的城市品味―――主要包括視覺品味確立、對城市的骯臟與擁擠厭棄、對社會不安、特別是對犯罪和政治上的無政府狀態產生恐懼，和對控制和管理的需求。城市的組織被認為是一個用一系列相關行動緩解以上所有問題的一個途徑。要求衛生與美化的呼聲日益高漲，各城市都著力改善城市的健康和秩序，一些致力于城市衛生改善的公眾委員會最后都成為規劃的機構。芝加哥的博覽會實際上反映了美國全國范圍內的一種國家情緒――一種期望統一和秩序的呼吁。
　　(2)新興資產階級暴發戶的出現：他們富有并具有影響力，它們不但可以支持大規模的工程，同時能從中獲得長遠的利益。城市美化運動強調空間的有組織性和商業價值，正符合實業家的經濟目的，而企業家們的高雅的理想化的城市美也正是城市美化運動所倡導和追求的。于此同時，新興的貴族支持著藝術和公共文化設施的發展，并帶動了施工質量的提高，這些都為城市美化運動打下了基礎。
　　(3)歐洲的再發現：富裕起來的美國人大量去歐洲旅行，使他們得以領略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和巴洛克時代的紀念性城市空間。由Haussman規劃的新巴黎尤其具有吸引力。同時，許多有影響的美國設計師留學歐洲或在美國國內接受古典建筑與造型藝術的文化教育；早在1880年代，學院派的建筑就以高品味姿態在東部嶄露頭角，以波斯頓公共圖書館為代表，將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建筑風格引入。在19世紀80年代末期，羅馬的古典主義風格、文藝復興風格以及更為時代化的法國新建筑語言混合為一體，而形成了富麗堂皇的Beaux-Arts情調。美國的"文藝復興"由此得以自譽和表現。新的暴發戶被過譽為文藝復興時代的貴族商人，因此，也附庸風雅。歐洲藝術和建筑成為臨模和收集的對象。芝加哥世博會成了設計師為創造美國未來城市形象的一個試驗場和案例，東部學院派的歐式建筑被建筑師們帶到芝加哥。
　　(4)表現欲的發作，幾何圖案表現力的發現：19世紀末，正是芝加哥，也是全美國急于向世界展示其實力和自豪的時候。從南北戰爭（1861－1865）中恢復過來的美國，資源優勢和工業革命的成果使其迅速掘起，此時，已有足夠的財力向全世界昭示其實力和富有，以彌蓋其在文化上的貧乏和劣勢。因此對歐洲上層坤士文化和巴洛克建筑風格投以青睞。同時，美國人對早期浪漫主義情調的田園式景觀開始厭倦，而欲尋求新的視覺形式的剌激。一種表現式的、規整的和幾何的城市形式開始孕育而生，而在芝加哥世博會上趨于成熟，造成強烈的視覺沖擊，整個世界以之為楷模，從而風行于世。

　　2.2 實例

　　1893的芝加哥哥倫比亞世博會可以說是美國城市美化運動的直接導索和前奏。為慶祝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400周年，芝加哥需要舉辦這一國際盛會，作為一爭辦城市獲得國會批準，并將該市南部的一片沼澤開發作為世博會的場地，Daniel Burnham被指定為項目的負責人，這是自1851年倫敦世博會后的第十五屆備受歡迎的國際最大型的盛會。Burnham邀請全美著名的建筑師和景觀設計師參與工作，其中包括美國景觀設計之父Olmsted。 這是一個多學科、多專業的綜合隊伍。他們決定這次世博會放棄以往舞臺式臨時性做法，而是建設"永久性的建筑－一個夢幻之城"，并將其風格統一在古典主義的基調上。芝加哥巴洛克式的世博會的巨大成功，如同第一棵原子彈的試驗成功，引發了“城市美化”競爭之戰。白色的古典之城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一個樣板，為以后的城市美化定了基調。
　　第一個大規模地遵循城市美化運動原理進行規劃的真正的城市（相對于芝加哥的博覽會的展覽性場所）是首都華盛頓，即McMillan規劃。這一規劃是在L’Enfant的1791年規劃基礎上進行的，旨在清理城市公共用地日益被蠶食和破壞的形象。規劃由議員James McMillan領導，成員包括Burnham, Olmsted, Jr.,等。他們的工作主要包括造訪歐洲達5周、做模型、繪圖，特別是鳥瞰圖和透視圖。最后其結果，不僅僅是恢復L’Enfant的原規劃，而是重新對規劃作了解釋，代之以密度更大，更建筑化和幾何化的城市形態。新規劃尤其強調了紀念性軸線的幾何與形式化，使原來規劃中浪漫自然的情調消失貽盡。但畢竟D.C原規劃的模式與城市美化運動的途徑是一脈相承的(圖2)。

圖2 華盛頓中心的紀念性軸線：美國城市美化形式的集中體現

　　克里夫蘭（Cleveland）是另一個城市美化運動的產物，也由Burnham及其合作者在1903年設計的。但其原先是完全規則網格化的城市布局，對城市美化運動者來說是一個更大的挑戰（大多數美國城市都是如此）。規劃直接從芝加哥世博會中吸取靈感，只不過在博覽會的布局中，中心廣場是開敞的，而在克里夫蘭則是由樹木和草地構成的開放廣場，建筑沿四周布置，道路沿廣場環行。這是最早一例為城市更新而遷移大批窮人的規劃。
　　城市美化運動史上最為全面的規劃是始于1907年的芝加哥城市規劃，它是Burnham積累十年思考和經驗之所得，并成為城市規劃的經典。這一規劃有五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① 發展區域高速干道、鐵路和水上運輸，加強城市間的聯系；
　　② 發展與市中心相聯的濱湖文化中心；
　　③ 在兩岸建設市政中心；
　　④ 建設湖濱及沿河風景休閑區；
　　⑤ 建立公園道路，并與周圍林地形成完整的系統。

　　芝加哥規劃取得了四個方面的視覺效果：
　　① 通過加入對角斜街，打破原有嚴格的方格網結構；
　　② 引入一些透視焦點；
　　③ 給建筑引入一種新古典主義的統一的風格；
　　④ 把水作為一個統一城市的多樣化地區風格的元素。
　　他所規劃的芝加哥固然是美麗動人的，尤其是從空中鳥瞰，放射形的大道向外延伸，消逝在伊里諾斯草原中，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城市景觀。"在我們的眼前是一片高大的森林，掩映著湖岸上的草地和道路。與此相對比，燦爛的綠洲向北延伸。此景之后是自然的湖岸以及穿梭于柳樹間的火車。最后的背景則是壯觀的平臺所形成的墻體，其上藤蘿垂植，雕塑點綴，臺地之上是寧靜的草坪所環繞的可愛的住宅"[7]( p181)。這是一幅有前景、中景和背景的畫面。
　　芝加哥計劃是由財團和商社支持的。在某種意義上講，規劃的商業價值迎合了開發商的利益，也是其獲得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介紹其芝加哥規劃時，Burnham 以巴黎改造計劃的商業價值為例，說明其大改造的商業意義[7] (p180)：我們樂此不疲地奔向開羅、雅典、巴黎和維也那，只因為我們自己家鄉的生活不如那些旅游城市舒適迷人。人們從芝加哥掙來的錢卻流向那些美麗的城市。試想，如果這些資金在當地周轉，其對商業零售的促進將會有多么的大。試想如果我們的城鎮是如此的令人愉悅以致于使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都進入我們的城市居住，那將給我們的城市帶來多大的繁榮。因此，使我們城市美化起來，使之對我們自己有吸引力，而更重要的是對那些造訪者具有吸引力，是何等的重要和刻不容緩。
　　當時的美國，由于快速的城市增長和過于復雜的種族而造成城市混亂，從這樣的背景來說，Burnham的芝加哥規劃的出發點是非常宏偉的，它旨在通過創造一種社會秩序所必須的物質基礎――通衢大道、規整的城市廣場、貧民窟的拆遷和公園的興建等，來恢復城市中已失去的視覺和生活的和諧。但這一美麗的城市最終是為誰而設計的呢？第一，它是為那些具有消費能力和向往歐洲休閑時尚的中產階級而設計的；第二，它是為一個參觀者的視覺感受而設計的; 第三，它是為資本家的商業目的而設計的。其對大眾的居住、學校及衛生設施的幾乎完全忽視了。用城市規劃之三個目標，即經濟、美學、健康來衡量，Burnham 的城市美化設計，美學顯然具有至高無尚的地位，經濟性是大打折扣的，而健康則根本談不上。

　　2.3 教訓

　　城市美化運動的一個幼稚和簡單化的想法是通過城市設計可以輕易地解決城市的問題。其含混的社會目標和沌碎的美學途徑最終使城市設計的意義弱化。歸結起來，城市美化運動存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① "修補"一個規劃很糟的城市是非常困難的：美國十六年的城市更新和美化實踐證明，提出現有城市規劃整治方案要比實施這種方案容易得多，盡管在華盛頓、在芝加哥和克里佛蘭，城市美化的規劃得以較全面地實現，但往往實施美化計劃是不能全面的，而且即使實施了，其對已存在的社會格局會造成嚴重破壞。于其說對舊城市費盡心思進行改造，不如對新建的城市或開發區投入更多的盡力和關注。同時，美化運動只限于屬于政府或公共用地的市政中心和公共廣場及公園，而對城市的其他廣大地區，美化運動卻很少光顧，因此，城市的發展和更新是畸形的。人口分布格局的改變：從芝加哥、克里佛蘭及舊金山等幾個規劃來看，城市美化運動基本上是城市中心主義的，即基于單一的中心商業核心，而不充分考慮將商業分散到城市的其它地區。這實質上是一個"商人君主的貴族式城市"，這是在美國歷史上沒有過的城市，導致城市中心的過渡開發和交通擁擠。因此，城市美化運動的最大問題之一是它利用大片城市中心土地用于公共目的的開發，而這里正是大量人口集居的地方，尤其在美國的本世紀初，大量農業人口和移民集中在城市中心或工廠附近。在中心城區的美化過程中，熱衷于貧民窟的清除，并將其它同樣需要中心地帶的功能排斥掉，這就進一步加劇了人口向貧困區域集中。
　　② 只迎合休閑的中產階級的視覺和審美趣味：盡管城市美化運動的倡導者們沒有對戶外空間的形成和風格作特別的強調，但運動本身都往往頃向于新古典風格。這往往被認為是一種上流社會的風格，與美國倡導的人人平等的社會格格不入；缺乏文化根基，是基于視覺模仿的城市改造活動，是歐洲文化的移植。美國和歐洲在政治上的差異性，實際上是城市美化發展的一個障礙。
　　③ 昂貴的造價：投資巨大只為"化妝"：城市美化運動最終不能贏得大多數美國人的青睞，還因為其采用的高雅的古典風格造價昂貴，有違美國人的口味。早在1922年，當芝加哥計劃以30億美元的代價部分地付諸實施時，Lewis Mumford就提出尖銳的批評，將其視同極權主義的城市規劃[7]( p182)。
　　④ 過分強調視覺美化在解決社會問題中的作用:這可能是城市美化運動最大的謬誤。 其基本出發點是把城市的物質設計作為一切城市病的萬靈藥，在城市美化運動的模式中，規劃被視同"圖案"而非"未來的設想"[10]（p117）.它強調的是外觀，給人一種視覺的印象，而產生這種印象的最強有力的工具，便是以整型，對稱為特點的古典Beaux-Arts建筑。 忽視其它本質問題的解決：包括居住衛生、文化教育。 正如Newton(1971，p423)所指出的在當時廣大市民要求社會改革、要求政府擁有公共設施、國家擁有鐵路、要求婦女權利、反對政府腐敗、聲討社會不公等四面楚歌之中，Beaux-Arts的高雅，最多不過是一種化妝和粉飾而已[1]。
　　當然，公平地說，城市美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并不只考慮美觀，他們也考慮舒適和人的生活，但事實是“美"成了美化的目標。Burnham在規劃中也不僅僅考慮美觀，他也考慮交通和經濟問題――或至少是企業家和金融家關心的問題。但是，他強調建筑從根本上講是一種造形藝術，外觀先于其它一切。實際上，城市美化的倡導者Rohinson和實踐者Burnham都不應受到指責，他們只是對應如何統一組織城市空間提出設想，問題在于設計方法，程序，在于誰先誰后。如果一些基本的條件――如社會的、經濟的、物質的――優先得到對待，然后考慮用好的空間和形式來解決這些問題，那么，一切都是合乎邏輯和正確的。但如果先確定某種美的空間或物體的形態，并將其強加于城市功能之上的，而缺乏人的需要的原動力，則其美也是表面的，虛偽的，難以成為真正的"美"。
  對Rohinson和Burnham來說，由于城市美化運動與當時的兩種傾向絞纏在一起，從而帶來更大的不幸，其一是追求"新"奇，而這種傾向在Burnham看來便是無暇可挑的經典風格；其二，將美作為一種物質，一種來自天堂的靈丹妙藥、是 "丑"的克星。因而，用"美化"（Beautification）作為改進的途徑。因而強調化妝，如同裝飾圣誕樹一樣，裝飾城市。

　　3. 殖民地的城市美化——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權力象征和統治工具

　　3.1 背景

　　城市美化運動所追求的、以圖案化的形式美來實現社會秩序的理由，也同樣適用于美國和其他帝國在其國外的勢力領地。因此，其城市美模式也擴展到了菲律賓的馬尼拉、澳大利亞的堪培拉。以后也隨法國殖民主義者進入越南、摩洛哥。隨英國殖民主義者進入印度的新德里、尤其是在1910～1935年期間。當英國在印度的統治進入尾聲時，城市美化大行其道。這不是偶然的，殖民主義統治者為了在一個異域他方保持其統治地位，總試圖想建立其統治和權威的形象沖擊。所以，歸結起來，城市美化運動在殖民地的傳播，很大程度上源于以下幾個方面：
　　(1) 新興帝國力量在國際舞臺的擴張和展示：美國作為后起的帝國主義，在強化國內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同時，竭力在國際上樹立自己的形象，并建立新的國際秩序。
　　(2) 挽救逝去的權力與地位: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者正日暮西下，與殖民地國家人民的矛盾日益突出，其統治地位正面臨威脅。社會的秩序和穩定成為最大憂患，而美國的這棵星星的升空及其城市建設的成就，無疑使英法殖民主義者效法美國，視城市美化為"良方"，以此來維護其在亞、非各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上統治；
　　(3) 白人為中心的優越感和對殖民地人民的恐懼：無論是新帝國主義還是老牌殖民主義，在其本土以外的勢力領地上，都以一種優越民族和統治者的姿態出現，并欲在充滿敵意的異域他鄉建立一個安全、歡樂的"島嶼"，如同路易十四的凡爾賽。
　　(4) 殖民地的混亂背景：殖民地社會落后、動蕩，城市物質環境的臟亂差，使得追求同一和秩序成為普遍的要求。

　　3.2 實例與教訓

　　早在1904年，因芝加哥世博會的巨大成功而名聲大噪的Burnham就應當時的美國戰爭事務秘書長之邀，前往菲律賓主持馬尼拉的規劃。在其規劃中，他以同樣的節點加放射線與鐵路車站和其他廣場相聯。同時期，在為美國在菲律賓的殖民地夏宮Baguio所做的規劃中，Burnham幾乎完全不顧原有地形，將一對嚴格對稱、規整的政府和行政中心平面強加在起伏的山地上，以創造一個帝國的形象。
　　從1911到1913年間，英國在印度的統治者便請英國規劃設計師在地球的另一端建立首都――新德里，其規劃與相鄰城市的原有結構毫不相干，而完全以巴洛克的結點放射形式，構成強烈的集權與主宰者的形象。建筑師Edwin Lutyens和Herbert Baker作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建筑的倡導者， 鼓吹"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符號性和禮儀性" 的規劃理念，宣揚城市規劃和建設中的專制主義[7]（p186）。
　　新德里最終的規劃是三個聚焦：即行政中心、戰爭紀念碑和火車站，似乎所有主要道路都從這些焦點發散出去，其中行政中心和戰爭紀念碑各有7條放射線，火車站則不少于10條放射道路，而幾乎所有建筑都沿六角形的邊線布置。這一規劃與華盛頓的L’Enfant規劃有相似之處，只是遜色了許多。
　　在其它英國殖民地包括南非和東非，英帝國主義同樣規劃和建設了他們統治領地的首都如Salisbury(Harare),Lusaka, Nairobi, Kampala等，在所有這些規劃中，規劃師們幾乎只考慮白人，而非洲人則似乎是消失了，在非洲人和白人之間布置著印度人。如在Nairobi,歐洲人都占據城市的最好地段，即最高點，印度人則次之，非洲人則被置于任何其它剩余的地方。
　　所有這些殖民主義者在其殖民地的首都規劃都有一些共同的土地利用和居住格局，有一個位于中央的政府辦公中心和一個與之相毗鄰的商務辦公區。中央購物中心則與上邊兩個中心相毗鄰，所有這些都圍繞一個幾何道路布局來布置，主要道路交匯于交通環上。外圍則是低密度的白人居住區，或"花園城市"，其中隱約著大型低層豪宅。而非洲土著則往往被某種物質障礙，如火車道被遠遠地隔離在城市的另一側。
　　很有諷剌意義的是，被視為秩序與權威工具的城市美化，并沒能維持殖民主義者的統治，而且，實際上也沒能起到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往往在殖民主義者結束其統治后，當地政權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因此不得不動用推土機不斷清理向城市中心蔓延的貧民窟，以維持上層社會的安全。教訓同樣是深刻的。

　　4. 城市美化回到歐洲——法西斯與納粹的舞臺、獨裁者的炫耀

　　4.1 背景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大獨裁統治歐洲的時代，城市美化的陰魂在世界各地漫游了一圈之后，又回到歐洲，也同樣是為了搭一個舞臺，演一曲鬧劇。其主要背景包括：
　　(1) 追求國內和國際新秩序：1918年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蒙受巨大的恥辱。隨之，社會動蕩不安，民心渙散。國內政治斗爭十分復雜，社會面臨著舊王朝的復辟，共產主義運動及國家社會主義的選擇。納粹登上舞臺后，以雪一戰恥辱和振興民族為由，在內推行國家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對外，積極準備侵略擴張。意大利雖然是一戰的勝利者，卻是以巨大財產和生命為代價的，因次，在戰爭結束后，同樣經歷了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為墨索里尼法西斯的獨裁統治創造了機會。為尋求國內和國際的新秩序;城市美化"的強烈的視覺形式，再次被當做靈丹妙藥。
　　(2) 工業化和經濟的大發展：在30年代，無論是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還是納粹的德國，都經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經濟大發展。政治上的獨裁和經濟上的國家化，喚起了大規模的城市建設狂想。
　　(3) 城市環境的惡化，和城市的理想化。面對城市化的快速進程，法西斯同納粹的反應是相同的，他們關于城市的理想在許多方面也是一致的，只有鄉村的家庭生活才是真正健康的，因而推行小型、自足型的小城鎮政策。而大都市被當作共產主義和勞工動亂的漫延、及各種罪惡的滋生地，是藏污納垢的地方。墨索里尼曾于1928～1939年通過法律，控制人口遷移進城。納粹的城市政策也是如此，他們把城市作為一種心理上的，具有近似于宗教意義的場所，和作為一個具有魔力般功能的群眾禮儀性的集會場所，而具有生產功能的人口則移居鄉村。
　　(4) 宣揚優等民族和文化：希特勒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宣揚優等民族理論。而墨索里尼更是以重拾古羅馬的輝煌，再造羅馬帝國的秩序為幌子，鼓吹法西斯主義。城市美化便成為獨裁者得以借用和展示的工具。

　　4.2 實例與教訓

　　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首先在羅馬拉開城市美化的序幕。他把城市規劃作為建設紀念性城市、重現昔日羅馬榮耀的工具，把近兩個世紀以來的新建部分清除掉。在1929年羅馬召開的居住和城市規劃聯合會大會上，墨索里尼號召"在五年時間里，羅馬必須向全世界人展現其輝煌與風采――宏偉、規整、強大,如同Augustus時代的羅馬"[7]( p197)。墨索里尼同時下令在Marcellus 劇院和Capitoline Hill及萬神殿周圍創造大片的廣場，其它所有圍繞它們的、不屬于羅馬繁榮時代的建筑全部清除。所幸的是，傳統的有機和混亂、多方的牽制、加上官員們的腐敗，使規劃未能附諸實施，羅馬得以幸存。
　　在德國，決定首都柏林規劃的是希特勒和納粹建筑師Albert Speer。正是通過他們，歐洲早期的巴洛克風格和美國的城市美化模式得以再次出現。希特勒少年時渴望進維也那藝術學院學習未果，更后悔沒有學習建筑。但他對早期城市美化經典之一的維也那環城景觀帶了如指掌，并情有獨鐘。對巴黎Haussman的新城也有很詳細的了解。希特勒對城市紀念性的執著使他對其它都忽略不計，他審察規劃時，實際上只看紀念性的方面,"那條大道在什么地方？"。他要在城市的主軸線上，用石頭拼出"德國政治、軍事和經濟之實力"，在其輻射中心是日爾曼帝國的統治者，在其毗鄰則是作為其權力最高表達的大型穹形大樓，作為柏林市的核心建筑。"我唯一的愿望是能看到這些建筑建起來，在1950年，我們要舉行世界博覽會"。 他追求最大、最長，通過這樣，"我要讓每個德國人都恢復自我尊敬"[7];同時，他要表達一種"新的秩序"[3](p718)
　　而Speer對華盛頓和芝加哥世博會的規劃十分欣賞，如法炮制，也推崇Burnham的 "不做小的規劃"的宗旨。城市中心是一個完全幾何化的，具有紀念性的布局，如同為空中俯視而設計。如果按照希特勒及其建筑師的規劃，柏林的中世紀城市中心將完全被破壞，代之以一條南北儀禮大道，連接凱旋門和世界上最大的大會堂及行政中心。兩側建筑雄偉高大，建筑之間有寬闊的空間。
　　然而，宏偉的規劃要付諸實施則是要化昂貴的代價的，根據當時的估算，實現柏林的規劃需要60億馬克。東西軸線從1937年開始動工實施計劃，1939年部分完工，主體建筑在1941年動工，宏偉的柏林規劃實際上只落實了一條作為禮儀空間的東－西軸線，第三帝國便告失敗。而極富諷剌意義的是，德國戰敗后，蘇聯在東柏林繼續完成了工程，并將其命名為斯大林大道。
　　與美國的城市美化運動一樣，不管歐洲的獨裁者有何等的權力與經濟實力，其得到的教訓也是慘痛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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