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的理性與權威之謬誤

　　“規劃趕不上變化；規劃規劃墻上掛掛。”這無論是自嘲還是評語，都生動地描繪了規劃之蒼白和對其價值的懷疑。不滿于上述處境，所以又提出“規劃是龍頭”，以強調其權威與尊嚴。這兩點關于規劃的評論實際上都放映了人們關于規劃師和規劃的一個謬誤：規劃師是能卜未來定時事的，規劃師的規劃是正確無誤的，決策者必須服從。這實際上來源于人們關于規劃的理性與權威的謬誤。這些謬誤包括：

　　1.秩序和統一

　　秩序和統一是規劃師追求的目標，每一寸土地都必須經過規劃，歸屬與某種用途，達到某種效益，力圖在總體上達到最大的效益和最的感嘆。而一個完全秩序和統一的規劃一旦實現，其結果又將如何呢？我曾住在一個被稱為規劃樣板而又完全安規劃建設的美國新城南加州的爾灣(Irvine)兩年，充分體驗到了所謂“規劃”可能達到的極至。那就是開車十分鐘，而且必須開車，你能買到一瓶湯料，再開車十分鐘可以去理發店。整齊的街道、廣場和精致的管理，使你感到你站在論何一個地方都經濟的狀態。 一旦有不符合規劃的行為發生(實際上經常在發生)，便有了規劃無用或規劃不受尊重是多余的，若不是在一個經過嚴格設計的地方，你會感到坐立不安，而不知所措。在嚴格的理性支配下的秩序和統一，生活將失去情趣和自由。
　　所以，期望實現嚴格秩序和統一的規劃實際上是一個謬誤。

　　2.追求最大效益

　　規劃師往往在追求最大和最優，基于成本效益分析，把所有自然資源(資產)和人造資產都折算成貨幣單位，相信只要有合理的價格體系，最優的規劃方案就可以制定出來。這里規劃師就必須面對一個蘋果和橘子(Apple and Orange)的經典問題。理性的規劃師總是力圖在蘋果和橘子之間建立某種換算公式，以便求得一個總體的最優解。但是，無論多目標規劃的公式有多么復雜，蘋果還是蘋果，橘子還是橘子，只有決策者才有機會在兩者之間作選擇，或給予不同的優先權，而這也只是暫時的。誰又能肯定導致某一種雜草滅絕的水庫大壩對人類的貢獻可能還不如這種雜草呢？今天的雜草也許正是明天的治癌良藥。
　　效益最大這一理性的謬誤在于：它用貨幣價值來衡量環境資產和土地的成本或效益。而一個合理的資產計價必須依賴于完全的信息背景，但這種背景往往是不存在的。它假設自然資產是可以用人為資產來取代的。這樣一來，所謂的最大效益就被誤以為可以通過維護最大的人為資產和自然資產之和來實現，而不是通過對資源與環境的持續利用來取得。它把效益作為人類代際之間以及人與其它物種之間環境資產分配的唯一決定指標。但實際上，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只能反映當代人的此時此地的偏好，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更不是其它物種的偏好。
　　所以，以經濟最優化和經濟效益指標為指導的理性規劃實際上是一種謬誤。

　　3.自然決定論與生態最適

　　生態最適化模型相信人類的知識可以為人類尋求一條明確無誤的、最佳的行動路線，認為這正是規劃所要遵循的。完全的信息和系統的科學研究是取得這一目標充分必要的條件。這一規劃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們的懷疑(Litton and Kieiger 1972;Alexander 1986;Faludi 1987)。人類的知識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確定性。有人甚至認為知識尚不能完全告訴我們應該做什么(Davidoff 1965)。這種觀點得到Simon的認知學研究的支持(1957)。他認為人們在解決復雜問題時存在著許多局限性。沒有一個決策過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則。人類并不需要完全的信息和同時考慮所有可能方案后再作決策。人類并不追求最優，而是追求滿意的(Satisficing)，并且基本上是可行的途徑。
　　盡管經濟最優化和生態最適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實際上兩者所導致的結果是不能兼容的(Pearce 1973)，經濟上的最優化途徑并不是生態上的最適途徑，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相矛盾的。所以，生態最適的理性規劃即不可能，也難以實施。

　　4。規劃師的理念是權威

　　規劃師總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抱怨，感嘆自己美好的、甚至是完美的構想被不諳科學、理性殘缺的決策者或者是大眾所掏碎。但一旦規劃師的理念真的成為城市和社會發展的模式和權威時，結果又將是如何呢？Ebenezer Howard的“花園城市”(Howard 1946)可以說是本世紀初規劃師們的最完美的構想了，旨在通過發展衛星鎮擺脫大城市的約束，利用農田和綠地阻隔城市的蔓延，使人與自然重新親和。 這一模式在英國成為新鎮法(the New Town Act)的核心，在很大成度上也是歐州和北美新社區發展的基本模式，其權威性不容置疑。其結果不但沒有改變城市這一藏污納垢、恐怖暴力的場所，而且，大規模的郊區化使大自然被分割的支離破碎，人與自然本質上更加分離，大城市的擴展也并沒有停止。
　　“頃宅城”(Broadacre City)是建筑師和城市設計師Frank Lloyd Wright的理想城市，被稱為是城市科學規劃的一個模式(Pregill and Volkman 1993)，這里汽車代替了步行，獨家住宅整齊分布，商業網點精心設計，其結果是類似上文提到的Irvine式城市的泛濫，只可觀摩不可生活。
　　現代主義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建筑與規劃大師le Corbusier的”輻射城”(La Ville Radieuse)所帶來的后果更使我們看到規劃的理性與權威的謬誤，在這個模式里，建筑和城市被當作機器，鋼筋玻璃摩天樓矗立在公園綠地之中，為高速而設計的交通系統連接城市機器的每一部分，摩天樓圍繞交通集散中心，這便是現代城市的形象，其中生活的現代人又體驗到什么?它使城市最具魅力的街道生活不復存在(Hough 1990)，人在一個巨大的機器面前失去了場所(Out of Place)。快速的交通系統成為自然人和社會人同生活和文化設施之間的障礙而不是通道，不但沒有把人與自然之間的距離縮短，卻把城市變得遙遠而陌生，使人與人之間變得疏遠。
　　所以，規劃的權威與失去權威的規劃一樣危險。追求無上權威而穿上“新衣服”的皇帝，實際上在犯最與權威無緣的錯誤。
　　理性規劃所依賴的完全的信息和準確無誤的知識等條件都是難以實現的，這就決定了規劃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結果；規劃是在創造性地適應自然與社會過程，而不是在實現自己的理念；規劃師是一個多面的辯護士，而不應是權威和決策者，他為君主辯護，也為乞丐辯護，為人類辯護，也為其他生命辯護。規劃既不應追求、也不可能達到最大和最適，而是在追求一種博弈論中設想的平衡點(von Newmann and Morgenstern 1947. Luce and Raiffa 1957)，以使各方利益能達到某種安全水平，在空間上即為某種安全格局(Security Patterns)，包括生態安全格局，視覺安全格局，農業安全格局，等等(Yu 1995，1996，199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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