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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dney R.White的生態城市學術思想分析

admin 2010-06-29 來源:景觀中國網
摘 要:從城市發展問題的剖析角度、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表現、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生態城市內涵及特征、發展生態城市的緊迫性、必要性、可能性及內緣性,以及規劃建設生態城市的途徑等方面對Rodney R.White的生態城市學術思想進行了歸納和分析。
 摘 要:從城市發展問題的剖析角度、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表現、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生態城市內涵及特征、發展生態城市的緊迫性、必要性、可能性及內緣性,以及規劃建設生態城市的途徑等方面對Rodney R.White的生態城市學術思想進行了歸納和分析。

    關鍵詞:Rodney R.White,生態城市,學術思想   

    城市發展與氣候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從某種程度上而言,規劃建設生態城市可以在減少碳排放方面作出貢獻,從而延緩氣候危機的出現。而規劃建設生態城市,必須在土地使用等方面采取恰當的物質性措施,并使其與概念性及政策性措施融會貫通;也需要通過城市與其他系統及要素關系的生態化轉型、城市自身的生態化完善和城市生態化建設等予以推行;在以上這些方面,現任教于加拿大多倫多大學Rodney R.White(羅德尼·R.懷特,以下簡稱懷特)教授具有較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下文將主要以懷特教授的《Building the Ecological City》(Wood head Publishing Ltd,2002)為例,從其對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表現及根源;生態城市內涵及特征;規劃建設(實現)生態城市的途徑等方面的論述和闡釋入手,歸納分析其生態城市學術思想的相關內涵及特征。

    1  懷特對現代城市發展問題的生態學剖析

    懷特對城市發展問題的生態學剖析具有較獨特的角度,涉及了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表現及根源,是其生態城市學術思想的重要前提和基礎。

    1.1 城市發展問題剖析的角度

    懷特對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剖析,是從物質和概念(理念)兩方面進行的。其中,物質主要包含土地、空氣和水,概念包含新陳代謝、病理與健康(表1)。

    “新陳代謝”指城市物質流和廢物流在城市中的運行。“病理”指城市機能失常,而“健康”則是“病理”的“反面”。懷特認識到,將新陳代謝、病理與健康這三個概念運用于城市系統可能存在的“簡單類比”在某些學術圈中會受到詰疑。但他同時也認為,如果將城市簡單歸類為“建成環境”,并認為其是無生命的并不全面和準確;因此,他堅持,“事實上,人們可能可以證明,將城市看成是通過個人與社會行為組織起來的人類系統更有益且更精確,而不應將城市視為僅僅由磚、灰漿、水泥和鋼鐵組成的聚合體。”顯然,將新陳代謝、病理、健康概念結合土地、空氣和水等要素對城市生態環境進行剖析,是整合物質性措施與概念(政策)性措施的前提,具有一定的新意。

    1.2 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表現

    懷特對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表現從多方面進行了闡述,雖然不一定全面,但有些觀點還是給人有益的啟發。

    1.2.1 環境污染嚴重且具有普遍性

    盡管世界上貧窮國家和富裕國家的城市生態環境問題并不相同,有所謂的“褐色議程(brown agenda)”和“綠色議程(green agenda)”之分。但,懷特認為,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們已經使人類的居住地陷入災難的境地——從最富裕的到最貧窮的城市生態系統皆是如此。”他進一步指出,城市生產和生活高度聚集,從而產生出巨量的垃圾、被污染的空氣與被污染的水。以大氣污染為例,一些城市距優美的山巒并不遠,但因為城市空氣渾濁、能見度下降,人們在城市中無法看到山巒的輪廓線。盡管一些西方城市或許已使“黃色濃霧”絕跡,但無法杜絕由人類的汽車和發電廠排放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S02和NOx,這些有害氣體隨著人們的呼吸而被人類吸入體內。由于以上有害物質的循環轉化,城市的食物和飲用水也同樣受到了污染。世界銀行的研究給出的數據可以部分說明城市環境污染的嚴重性。“大多數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中的兒童,正呼吸著可能和每日兩包香煙一樣有害的空氣……據一項1990年的曼谷大氣鉛污染研究估計,有3-7萬兒童因高鉛水平而冒著損失約4個(或更多)智商點(IQ point)的風險(World Bank.2000:141)”。

    1.2.2 城市人類安全堪憂

    懷特主要是指出了城市人類在空間方面及生物學意義上的安全問題。他認為,由于世界城市化進程持續加速,人們在空間上越來越集中。這種集中所導致的可達性優勢在對商業和社會運行帶來諸多益處的同時,也給城市生活帶來多種內在風險。比如,人們更容易受到各種疾病威脅,特別是某些傳染病。由于城市空間規模變大,城市也極易受極端氣象事件和地震的負面影響,大大增加了災難放大的可能性。在生物學意義上,當城市社會在技術方面變得越來越成熟時,它也變得越來越不符合生物學的原理。城市市民對其食物和飲用水質量不再有信心,也不知道將城市廢棄物歸置何處。懷特也對城市人類安全堪憂的原因進行了初步的揭示,他將其部分歸咎于城市空間尺度巨大和高度的人工性所致的城市人類的“感知麻木”,他指出,“由于我們很少能看到城市四野,所以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城市周邊有山巒環繞。由于水體在城市排水管中穿流,我們因而也就不知道城市下部還有其他水體運行。”

    1.2.3 城市化的生態一經濟效益存在問題

    懷特對城市化(他將其稱為‘城市進化’)過程中的生態-經濟低效益現象進行了批評。他指出,城市進化既未考慮其能源效率,也未考慮城市在全球水文循環中的位置。城市生活的“現代化方式”有著深刻的缺陷。在能源和人類健康方面,它非常低效并且維持費用極高。當經濟資源緊缺時,作為人類生活支持系統的現代城市的缺陷就將變得愈加顯而易見。此外,城市對水資源的浪費僅僅次于農村。他警告,城市發展的生態一經濟效益某些不合理方式可能會使城市“毀滅”。他舉例道,“你可以像美國已經普遍做的那樣建造城市高速公路,但這種‘解決方法’存在的問題在于它毀滅了城市,使城市被縱橫交錯的高速公路和圍繞著辦公街區的停車場所取代。在多倫多,約40%的土地被用于汽車設施,與之相比,開放空間與公園僅占7%(City of Toronto,1998)。”

    1.2.4 貧富差距擴大,導致城市社會不穩定

    懷特認為,“古代城市的進化和發展所形成的人居環境是人類文明交匯的場所、民主的基礎。然而在現代城市中,富人階層和窮人階層之間的鴻溝逐漸擴大。經濟不斷增長,越來越多的資源被使用,然而貧窮人口也越來越多。”無疑,這是城市社會環境問題的表現,因而也是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組成部分。筆者聯想到牛國城市的現狀,已經有不少學者對城市中貧富分異加大的現象進行了分析,這些分異既涵蓋收入水平、職業差異、居住區位,也包括身份認同、社會意識、社會歸屬感等,甚至影響了某些階層后代的生存發展走向,是城市社會欠穩定的原因之一。

    1.2.5 城市轉型過程中產生新型環境問題

    懷特注意到了城市發展新形勢下或城市轉型過程中的“新興環境問題”。他指出,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因為近期抽取的地下水比過去200年少,一場更為隱蔽的“水威脅”正在倫敦形成。大量耗水的工業,如釀酒廠和食品加工廠,逐漸從倫敦市區搬到郊區或是遷移到了海外。而19-20世紀倫敦建造的建筑依據的是當時呈普遍現象的較低的地下水位。現在地下水位重新上升,倫敦許多建筑的地基因而受到了威脅。其一,上升的地下水威脅了建筑的地基并增加了它們遭受洪災的可能性。其二,地下水上升區的地面通常遭到幾十年來工業和商業活動的高度污染。因此,上升的地下水可能轉移污染物并將它們引入城市供水系統之中。許多坐落于沉積盆地的工業城市,如曼徹斯特和巴黎,都發現了同樣的問題。

    這種城市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新環境問題,對于中國城市具有較大的啟發意義,因為,中國許多城市也正在進行類似的產業轉移及城市轉型,以往中國城市政府和規劃師往往認為其只具有正面的、而不認為其會產生負面的生態環境效應。懷特所描述的倫敦案例,帶給中國城市某些警示。

    1.3 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根源

    對現代城市發展的生態環境問題的原因進行剖析,應該從物質、人的思維方式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等多方面進行,單方面及簡單的分析意義并不大。懷特正是從多角度對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進行了深入剖析,因而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和價值。

    1.3.1城市生態系統的高“質量”性

    城市生態系統的高質量性指的是其構成要素(物質、能量和人口等)的空間高度集中性與其表現形式的高強度性。有資料表明,城市在自然界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空間(城市用地面積占全球面積的0.3%),卻集中了大量的能源、物質和人口。大量的.能源、物質在城市中高度聚集,高速轉化。有人測定城市生態系統內能量轉化功率為每平方米每年(42-126)×107J,是所有生態系統中最高的。懷特對城市生態系統的高質量性更多地是從能源的角度認識。他指出,城市目前的發展模式需要大量額外的人力(或是非人力的)能源,這些能源大部分由燃燒礦物燃料產生。這一模式還需要巨量的其它資源輸入(主要是土地、礦產資源和水),并相應產生具有潛在危險的、令人棘手的廢棄物質。目前,城市人類廢棄物的匯集地(sinks)并不能吸納所有的廢棄物,超額的廢棄物破壞了這些匯集地的機能。城市運行所需的巨量物質性需求及“匯”功能的喪失,是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之一,而其與城市生態系統的高質量性密切相關。

    1.3.2 人類與自然關系失衡,發展觀出現偏差

    人類與自然關系失衡首先表現在認為“人比環境更重要”,將人凌駕于自然之上。其次,也表現在資源與殘留物的關系失衡。對此,懷特認為,“有關人類系統資源使用和殘留物處置的最常見的問題是兩者之間嚴重缺乏平衡”,此外,人類的發展觀出現了偏差也是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之一,主要反映在對發展的盲目追求上,懷特精辟地指出:“在過去的50年里,我們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人類對于‘更多的(more)’病態追求已經導致土地、水和空氣受到了污染。人類正在改變大氣的構成,正在降低人類生存所依賴的生物多樣性水平。”“不計后果地擴大人類對資源的利用或盲目提高生產量,正是造成人類與自然生態系統及所有生命所仰仗的生物地質化學循環之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這是現代西方社會的演進方式,這種方式已經使人類逐漸變得越來越脫離自然界。”

    1.3.3 解決城市環境問題的簡單化思維

    其一是以就事論事的方式解決城市環境問題。以前,如果發達國家的城市中產生了自然環境問題,富人們就會往上風向、上游,或是城外遷移。人們習慣于通過建造更寬的公路解決交通擁擠,對產生污染的工業和垃圾也只是簡單地將它們搬走,人們已經將掩蓋或轉移問題看成是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式。其二,對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缺乏深層次審視,未從效率角度對作為一個完整系統的城市進行研究。懷特指出,城市研究的系統性不夠,對城市特定方面的研究較多,呈現出“斷續”的特點,而系統的、整體性的研究缺乏等都是解決城市環境問題的簡單化思維的表現。

    1.3.4 過分依賴技術

    懷特認為,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產生與人們對技術的過分依賴,以及使用技術時的輕率有關(尤其表現在現代城市處理城市廢棄物時)。懷特很認同比爾·范德堡(Bill Vanderburg)對依賴技術傾向的批評:“現在是認識到我們已經掉入了‘技術迷宮’的時候了。‘技術迷宮’這個比喻看來很恰當,因為我們總是認為自身已經成功地解決了問題,事實上僅僅是使問題在另一個地方以另一種形式重現了。其結果是生活水平下降以及所有生命系統的日漸衰敗(Bill Vanderburg,2000)。”懷特也對單純使用工程技術解決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現象進行了批評,認為,“試圖以拓寬道路和建設高速公路解決交通堵塞;開浚河流和鋪設大管徑的排水管解決洪水問題;鋪裝的人行道取代裸露的小徑——所有這些舉措都非常低級(不符合生態學原理)。”懷特認為,單純依靠技術不能解決城市生態環境問題。他指出,“一個大問題是,人類在提高能效(如汽車引擎)方面的技術成功所減少的排放量無法超過由人口持續增加和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排放量。”

    1.3.5 社會生活中的非理性因素(思維)

    城市居民的非理性思維及生活方式是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社會緣因;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對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是其具體的表現。懷特指出,“在家庭層面,人們普遍認為成功的象征是擁有小汽車,而罔顧小汽車已經造成街道擁塞、空氣污濁,還讓富有階層的駕車者罹患了‘道路狂暴綜合癥(road rage)’——一種由交通擁堵而引致的具有原始性和墮落性特征的暴力行為。”其原因是因為小汽車具有“鉆石效應”,可以相當程度上滿足人的炫富心理和虛榮心。此外,西方生活方式也是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社會根源之一。對此,懷特指出,“在印尼現代化地區的一些成功人士,他們的期望與美國伊利諾斯州的成功人士完全相同;而巴西和英國的成功人士的追求也是毫無二致:一座現代化的住宅,一輛小汽車和國際旅游,都是成功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可以說,正是西方生活方式的迅速擴散把我們帶到了今天這步境地。”

    1.3.6 城市土地使用及廢棄物處理方式不符合生態學法則

    懷特對城市土地使用中違反生態學法則的現象進行了批評。他指出,現代城市的土地使用模式促使人們浪費所有的資源,尤其是浪費土地。突出表現在拋棄城市中心的衰落區、占用城市外圍農田進行建設。這種土地使用模式導致城市蔓延,居住密度極低,公交幾乎無法運行,并且導致“現代城市建立起了一種依賴垃圾填埋和依賴汽車的城市文化。”這種單功能土地使用方式充其量也不過是對某些城市工業發展早期階段的污染問題過于簡單化的解決方法。它揮霍能源,產生的問題比所解決的問題還要多(Richardson,1992)。在處理廢棄物方面,城市也表現得不盡合理。城市先是在商品生產和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浪費原料,隨后,又花費大量金錢收集固體廢棄物并把它們運往越來越遠的地區填埋。城市并未學習和掌握如何利用自己制造的廢棄物。“只有人類會制造廢棄物;大自然的其余成員都是重復利用每樣物質的。”

    1.3.7 若干環境問題的集中和同時出現使城市人類困境加劇

    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與人類面臨的五大危機:人口劇增、糧食不足、資源枯竭、能源短缺、環境污染在城市地域的集中與匯聚,以及其負面效應的交叉疊加呈現密切相關。其具體表現為:水資源缺乏與全球氣候變暖疊加;人口增加與資源、糧食供應短缺疊加等。懷特認為,這種“匯聚或疊加”并非巧合,“正是恰好因為人類擁有了增加所有自然資源(尤其是能源和水)的生產量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人口迅速增長,突然地把我們帶到了這一時間節點。”

    1.3.8 城市規劃設計與管理的指導思想出現偏差

    作為城市運行的重要影響因素,城市規劃設計與城市管理(含政策)的偏差對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出現肯定難辭其咎。對此,懷特指出,“我們的錯誤可以回溯到發生于1950-1960年代的西方城市快速郊區化時期。那時汽油非常便宜,在規劃城市時不考慮節約能源:也不考慮汽車的能耗問題。設計師屬于現代主義者,都認為美國式汽車化的生活方式將成為所有能夠供應得起的國家的標準和規范。城市郊區低價的土地和廉價的石油導致了一種居住模式的產生——這種模式依賴小汽車解決諸如上下班、購物和娛樂等各種活動的出行需求。每天花費1小時或更多的時間上下班已經成為一種標準或規范。今天正在與之奮斗的許多城市環境問題實際上都是這種過時的、不經濟的城市生活方式的直接后果。”

    2  懷特的生態城市學術思想及分析

    懷特的生態城市學術思想比較豐富,下文將主要從生態城市的內涵特征、發展生態城市的必然性、規劃建設(實現)生態城市的途徑等方面展開分析。

    2.1 生態城市內涵及特征

    懷特對生態城市的定義為:“一種不耗竭人類所依賴的生態系統和不破壞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為人類居住者提供可接受的生活標準的城市”。在這里,可以發現懷特關于生態城市的定義具有一定的前提,即:“不耗竭人類所依賴的生態系統和不破壞生物地球化學循環”;此外,懷特所定義的生態城市在生活標準方面,并不是很高,而是“適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懷特已經認識到生態城市應該具有的一個重要特征——自律性。所謂生態城市的自律性,筆者以為應包括如下內涵:①生態城市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對區域和全人類負責任的基礎之上,絕非隨心所欲,百無禁忌;②生態城市的發展也必須在生態極限的范圍內進行,而不可超越;③為了長久地維持生態城市的特質不變,生態城市必須對自身進行嚴格的限制和管理,其中就包括限制城市的人口和規模,管理人的出行和享受,管理和規范人的生活方式等等內容;④生態城市既具有自組織、自調節、自抑制的機制,具有自我維持、自我完善的能力,人類在推行生態城市建設中,也應該有意識地強化這種能力。

    關于生態城市的特征,懷特至少提出了如下幾個,其表述具有較明顯的個性:①生態城市是人類所能建造的最持久的(可持續的)居住地類型;②“生態城市”遠不止是一種象征,生態城市是一個重要的人類發展目標;③生態城市是對環境問題具有靈敏反應的城市,是生態友好、具有競爭優勢的城市。生態城市能夠為商務和居住提供高效的能源環境、有效地利用資源。生態城市“隨著全球環境競爭的強化,其優勢將與日俱增”;④生態城市具有合理的緊湊型并具有多樣性,“我們必須在城市核心和郊區恢復較高的建設密度。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可以通過就近提供居住、就業和服務的混合土地利用模式達到。多樣性——在這一情況中指土地利用和經濟社會功能的多樣性一是健康生態系統的一個本質的特征。”

    2.2 發展生態城市的緊迫性、必要性、可能性及內緣性

    懷特的生態城市學術思想中,對生態城市的規劃建設的緊迫性、必要性、可能性及內緣性多有涉及,主要內容可概括如下:

    2.2.1 緊迫性:生態城市是長久延續人類健康生存的必須

    基于人類種群的自身利益,環境質量對于延續人類自身是必需的。環境質量既不是一件奢侈品,也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個“必需品”。由于城市人口的高度聚集,沒有任何地域比城市環境更需要環境質量。在現代社會之前,城市死亡率一直超過鄉村,處在城市生態環境惡化趨勢下的城市,已經對人類健康產生了嚴重威脅。發展生態城市,可以提升城市生態環境質量,對人類的健康水平的提升和人類種群的維持具有積極的作用。

    2.2.2 必要性:生態城市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提高城市安全性的重要舉措之一

    城市生活的性質已經成為生物圈中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因素。城市生活既對氣候變化的演進起著重要作用,氣候變化也對城市生活質量發揮著重要影響。氣候變化最終對人類社會及地球上的其他生物產生何種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程度,取決于人類在他們活動的整個范疇中,特別是在那些與能源利用、食品和原料生產相關的活動中如何作為。懷特認為,由于富裕國家的城市人口已經達到了80%,并且貧窮國家的城市人口比率持續增加,城市也越來越容易遭受氣候變化的襲擊,因此城市的運行方式影響著氣候變化的發展態勢。生態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與自然和諧相處,減少對自然環境包括對氣候的沖擊,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生態城市(尤其是低碳型生態城市)是人類應對對人類性命攸關的氣候變化、提高城市安全性的重要舉措之一。

    2.2.3 可能性:城市集居區向生態城市轉化具有一定的潛力

    總體而言,懷特對實現生態城市的可能性還是比較認同的。他指出,通過人均占有較小的空間、謹慎地使用資源、仔細地處理殘留物這些舉措,城市具有使人類的居住地與生物圈之間形成一種和諧狀態的可能性。城市具有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巨大的示范性潛力。構成城市顯著特點的人口和活動的集聚為高效率地使用資源和“匯”提供了機會。城市已經存在的技術也為取得生態經濟效益方面的巨大進步提供了工具。可以發現,懷特所認同的實現生態城市的可能性因素主要包括:城市的合理的緊湊性、謹慎地使用資源和處理廢棄物,以及合理地利用技術等方面。雖然不盡全面,也給人們一定的啟發。

    2.2.4 內緣性:發展生態城市是城市發展的內在需求

    懷特對城市向生態化發展的內在原因的認識主要包括“能力”與“動機”兩個方面。他認為,在能源高強度使用與氣候變化的背景下,城市既是各種環境問題的主要始肇者,也是其負面后果的主要潛在受害人。這就為城市提供了兩方面的動力:其一是順應城市及城市人類正在承受的環境變化;其二是盡快地減少城市與自然系統關系的進一步失衡。城市既具有迅速減少其溫室氣體排放的能力,又具有這方面的動機。城市具有能力是因為城市在其范圍內管理著交通運輸和土地使用等事宜,城市能夠推行一系列的適應性政策。城市具有動機是因為城市迫切需要同時解決許許多多的有密切關系的環境問題,如空氣質量、交通擁堵、水的傳輸以及電力傳輸等,可以認為,懷特對生態城市發展內緣性的觀點,一定程度上佐證了生態城市的普遍性。

    2.3 規劃建設(實現)生態城市的途徑

    懷特的生態城市學術思想中所包含的實現生態城市途徑的內容,具有較豐富的內涵,涉及的范圍較廣。筆者將之概括為三大方面。其中,每個大的方面又各包含若干要點。

    2.3.1 城市與其他系統及要素關系的生態化轉型

    (1)向自然學習,使城市規劃和管理向生態化轉型

    懷特認同Odum,H.T的觀點,即,人類必須重新向自然生態系統學習如何運作,這樣才能把人類社會改造成自然生態系統模擬體,并重新利用人類的廢棄物(Odum,1971、1983)。也贊同McHarg與Owen的觀點,即,人類要學習與自然共存(McHarg,1969;Owen,1991)。懷特并將這些思想引入其城市規劃和管理的思想中。他指出,要審慎地分析人類在城市地區中的所有活動,觀察它們如何影響生物地質化學循環;尤其要在氣候變化的復雜問題的大背景下,觀察城市活動對一系列循環過程的影響。這應該有助于使人們認識到,人類活動所產生的所有影響是相互聯系的。懷特認為,我們需要一種城市設計與管理的生態學處理方案。為了使城市與人類仰賴的自然世界相協調,規劃師、政治家和市民應該確立“城市是生態系統”的概念,城市的運行應該與自然界相協調。城市應該摒棄可以將城市的殘留物輸出到其它地區的觀念。取而代之的是,應該理解物質過程的內在循環,應整合城市的殘留物,并將之作為人類對生物圈中其它生命應擔負的責任。所有這些,都是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模式生態化轉型的重要內容。

    (2)將城市新陳代謝與人類新陳代謝、將人類健康與城市規劃結合起來

    新陳代謝的定義是“在生物體內發生的化學反應的總和”(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189)。在城市類比中,它指的是進入城市的物質流(主要是水、食物和燃料)通過生產和消費進行的轉化,以及廢棄物(廢水、固體廢棄物和空氣污染物)的排放。懷特認為,許多城市環境中循環的物質與人體內循環的物質是相似的。諸如“健康城市”、“綠色城市”和“環境健康”等詞匯正是試圖表征這種內源性物質循環與外源性物質循環之間的相互影響。古代哲學家致力于將人體微觀世界的運轉與地球的宏觀世界運轉相比較(Gould,1999)。而在現代,“除了思考環境空氣質量、飲用水標準或是居住密度等特定標準以外,我們已經將人體健康和城市規劃彼此割裂。直到最近人們才認識到,通過將所有這些標準之間的相互影響理解為一個內生作用的系統,可以找出某些改善城市生活質量的關鍵因素。最重要的是,人們必須建立一種與生態系統的健康運轉所要求的物質平衡更為協調一致的觀點,對城市這樣一,種最復雜的人類生態系統更應如此。”

    (3)城鄉共生

    城市系統與周邊鄉村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功能與生態關聯。然而,以往人們錯誤地認為獲取農村資源是理所當然的,很少考慮農村人民的權利,或是沒有真正考慮農村資源的長期可用性。為了處置城市廢棄物,建設低密度住宅區和建造高速公路,就草率地決定農村必須為城市劃撥土地。以致農村地區的大氣環境現在已被威脅健康的臭氧所污染。懷特特別對某些城市利益集團對鄉村的漠視提出了批評。他指出,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這個電子通訊價格低廉的時代,農村與城市利益集團間的對話從未變得像如今這么薄弱,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富裕國家中城市人口占壓倒性的多數,并且城市人正變得對農村生活越來越無知。

    2.3.2 城市自身的生態化完善

    (1)增強城市的“自給性”

    懷特堅信,通過改變城市依靠遠方區域支持的現實,通過將需求和供應一同帶回城市,使城市更加自給自足,城市就可以“走得更遠”,更加具有可持續性。他特別指出:“我們必須保證城市不將其問題轉移給農村也能正常運行,我們必須使城市重新成為一個對生物圈起可持續作用的角色。”關于如何提高城市的“自給性”,懷特也舉了一些生態工程的例子,如用建筑垃圾建造新建筑的基礎,用“生態處理機器”進行污水處理,利用生物質能以及在住宅與商業建筑中安裝光伏陣列發電裝置等等。

    (2)發揮城市市民在規劃建設生態城市中的作用

    城市市民是城市的主體,城市向生態城市的轉型,必須發揮城市市民的作用。在這方面,懷特的看法引人深思。他指出:“生態城市如果一定要建設,將主要由人們在地方層面上操作;而不是單純仰仗規劃師或政府。”當然,懷特并不是完全否定城市市民以外的階層的作用。他也同時指出,為了使生態城市成為可能,需要來自所有層面政府的引導,需要通過國際協定和國家立法來確立新的激勵機制。

    (3)借鑒田園城市生態學思想內涵

    懷特對霍華德田園城市的生態內涵具有一定的認識。他指出,需要一種城市確實可以吸收它自身的殘留物的思考路徑。并且認為,最近的同類觀點誕生于100年前、由規劃了田園城市的霍華德提出。實際上,霍華德將田園城市看成“是以一種有益的模式吸收城市殘留物,城市與周邊農田呈現出共生關系的城市”(Howard,1898)。懷特認為,霍華德將一個生態合理的城市穩固地建立在土地使用規劃與自給自足的財政規劃的基礎上。,一個健康的、生態合理的城市需要鄰近的綠色空間,最好是由農場組成,以吸收城市的殘留物。懷特批評道,“現實情況正相反,現有的城市發展模式創造了一種高度破壞性的城市與農村地區的互動關系。幾乎每個西方城市都拋棄衰敗的城市中心區的土地,而同時,卻毀滅著城市周邊的綠色空間。將這種過程形容為癌癥毫不為過。”

    2.3.3 城市生態化的若干可為舉措

    (1)適當高密度

    1987年,美國城市生態學家理查德·瑞杰斯特(Richard Register)在其《生態城市伯克利:為一個健康的未來建設城市》一書中,提出了其所期望的理想的生態城市應具有的特征就包括:在已發展地區,鼓勵高層建筑及高密度的土地使用形態,以避免對都市外圍之環境敏感地區造成開發的壓力;生態城市的空間發展模式是緊湊的,是三度空間發展,而非平面的擴張模式(圖1-2)。

    與理查德·瑞杰斯特一樣,懷特也認為生態城市的空間特征之一是適當的高密度。他指出:“高密度對地球上的大多數人而言是唯一的生存方式,尤其是在目前世界人口數量如此龐大的背景下。”“城市的高密度并不一定注定導致令人沮喪及不經濟的狀況出現。”問題的核心是學習如何在高密度背景下“生態”和“詩意”地棲居及聰明地生存。這里,懷特對城市高密度屬性的“天然性”的闡述,實際上是對城市某方面基本屬性的肯定和強調,也闡明了生態城市的規劃建設背景的某些特征。

    (2)原有城市建成區的生態化轉型

    生態城市從其區位而言,基本上有兩種類型,其一為新址新建,其二為對原有城市建成區的生態化改造。懷特認為,大多數的城市生態化過程將基于現有的人居環境之上,而非基于農田上的新鎮。因而,通過更新現狀建筑、工廠與交通系統,可改善城市人居環境,使城市向生態化演進。只要有可能,新建筑應該建造在已經城市化的土地、也就是所謂的棕地上。已經被證實為“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的現有技術,在促使原有建成區的生態化轉變方面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3)發揮政治家、規劃師、工商界等的合力

    按照生態現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EM)理論的觀點,工商界及企業在生態環境危機的現實下具有改善環境的內在動力。懷特也指出,如果在政治上下了決心,我們確實擁有恢復城市生態平衡的技術手段。而形成這種政治決心則應該由城市政治家和城市規劃師等共同負責。然而,他們只有受到社會其它成員的支持才能完成這個任務,這些成員包括城市中的工商界,特別是環境行業(它們堅持通過更具進步性的方法獲利);“綠色社團”,包括學者、環境活動家和綠色政治家以及普通市民等。這表明多種合力的有機結合,是實現生態城市不可缺少的基礎條件。

    (4)對城市生態系統進行整體調控

    懷特對掌握城市生態系統的運行動態及趨勢特別重視,他引用西方古語“你不能管理那些你不能衡量的”來說明整體掌控城市系統運行狀況的重要性。他指出,經常性地利用一些城市運行指標是建設生態城市過程中的必須,這些指標既反映了城市在典型性的經濟活動范圍內的表現,同時也體現了城市生態系統健康的狀況。應在所有空間尺度上搜集這些指標——從國家到城市再到私人住宅。最關鍵的是那些影響主要生態系統流的指標,如人均水使用量、人均碳排放,以及戶均固體廢棄物產生量等。此外,懷特也將追蹤所有進入城市系統的輸入物(流),檢驗這些輸入物(流)支持人類活動的效率,并追蹤所有廢棄物的“化學歸趨”(chemical fate,即形態轉化)作為調控城市生態系統的重要內容。他指出,這些輸入物與廢棄物的數量的集合決定了市民生態足跡的大小,了解輸入流與廢棄物流是將生態足跡規模減少至地球能夠承受水平的協同努力的第一步。

    (5)減少通過量

    通過量(throughput)是戴利和寇布(Daly and Cobb)1989年提出的概念,以解釋用于維持人類經濟的原料的數量。懷特認為,這一概念與沃爾曼的“新陳代謝強度”(metabolic intensity)、瓦克內格爾和里斯的“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概念都有相似之處。這一概念明晰表征用以實現人類各種活動,例如攝食、洗滌、工作與娛樂所消耗的各種資源的數量。

    減少通過量要在個人、家庭、建筑業、住宅等方面綜合進行。懷特認為,建筑業是減少通過量的重要因素。發達國家將建筑材料再利用作為減少垃圾數量的重要一環。英國的“垃圾稅”對建筑材料的再利用有較大的促進作用;而在美國,被拆除的住宅建筑垃圾的70%(體積)被重新利用(表2)。由表2可見,美國被拆除的居住建筑垃圾中有73%被重新利用。無疑,這對減少城市對自然環境的沖擊具有重要的意義。

    (6)以綜合手段解決城市大氣問題

    懷特解決城市大氣污染問題的指導思想是采取綜合手段。包括:土地使用的調整;在城市各個系統推行能源節約;采用可再生能源;處理交通運輸過程中的污染;征稅、需求管理等。同時,將減少大氣污染與全球變暖對城市的影響和城市在減少SO2方面的策略予以緊密的結合(表3-4)。可以認為,前者具有“預案研究”的性質,而后者則是以綜合手段解決城市大氣污染問題的具體體現。

    3  結語

    生態城市的學術思想隨著全球和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加劇,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懷特的生態城市學術思想具有自身的特征,其對城市發展問題的剖析角度,對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表現的辨析,對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根源的分析,對生態城市內涵及特征的表述,對發展生態城市的急迫性、必要性、可能性及內緣性的論述,以及所提出的規劃建設(實現)生態城市的途徑的各項觀點,均具有一定的新穎性,體現出獨特的洞察力,對我國的生態城市研究及規劃建設實踐,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當然,在借鑒和參考的同時,予以審慎的思考和鑒別也是需要的。

    參考文獻:

    [1]Rodney R.White.生態城市的規劃與建設[M].沈清基,吳斐瓊,譯周濟大學出版社,2009.

    [2]張文忠.西方城市居住區位決策與再選擇模型的評述[J].地理科學進展,2004(1).

    [3]黃怡.大都市核心區的社會空間隔離——以上海市靜安區南京西路街道為例[J].城市規劃學刊,2006(3).

    [4]何強,井文涌等.環境學導論(第3版)[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5]理查德·瑞杰斯特.生態城市伯克利:為一個健康的未來建設城市[M].沈清基,沈貽,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

    [6]蔣俊明,陳悅.生態現代化理論視野下的企業發展[J].中國市場,20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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