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dney R.White的生態城市學術思想分析

    關鍵詞：Rodney R.White，生態城市，學術思想   

    城市發展與氣候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從某種程度上而言，規劃建設生態城市可以在減少碳排放方面作出貢獻，從而延緩氣候危機的出現。而規劃建設生態城市，必須在土地使用等方面采取恰當的物質性措施，并使其與概念性及政策性措施融會貫通；也需要通過城市與其他系統及要素關系的生態化轉型、城市自身的生態化完善和城市生態化建設等予以推行；在以上這些方面，現任教于加拿大多倫多大學Rodney R.White（羅德尼·R.懷特，以下簡稱懷特）教授具有較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下文將主要以懷特教授的《Building the Ecological City》（Wood head Publishing Ltd，2002）為例，從其對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表現及根源；生態城市內涵及特征；規劃建設（實現）生態城市的途徑等方面的論述和闡釋入手，歸納分析其生態城市學術思想的相關內涵及特征。

    1  懷特對現代城市發展問題的生態學剖析

    懷特對城市發展問題的生態學剖析具有較獨特的角度，涉及了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表現及根源，是其生態城市學術思想的重要前提和基礎。

    1.1 城市發展問題剖析的角度

    懷特對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剖析，是從物質和概念（理念）兩方面進行的。其中，物質主要包含土地、空氣和水，概念包含新陳代謝、病理與健康（表1）。

    “新陳代謝”指城市物質流和廢物流在城市中的運行。“病理”指城市機能失常，而“健康”則是“病理”的“反面”。懷特認識到，將新陳代謝、病理與健康這三個概念運用于城市系統可能存在的“簡單類比”在某些學術圈中會受到詰疑。但他同時也認為，如果將城市簡單歸類為“建成環境”，并認為其是無生命的并不全面和準確；因此，他堅持，“事實上，人們可能可以證明，將城市看成是通過個人與社會行為組織起來的人類系統更有益且更精確，而不應將城市視為僅僅由磚、灰漿、水泥和鋼鐵組成的聚合體。”顯然，將新陳代謝、病理、健康概念結合土地、空氣和水等要素對城市生態環境進行剖析，是整合物質性措施與概念（政策）性措施的前提，具有一定的新意。

    1.2 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表現

    懷特對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表現從多方面進行了闡述，雖然不一定全面，但有些觀點還是給人有益的啟發。

    1.2.1 環境污染嚴重且具有普遍性

    盡管世界上貧窮國家和富裕國家的城市生態環境問題并不相同，有所謂的“褐色議程（brown agenda）”和“綠色議程（green agenda）”之分。但，懷特認為，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們已經使人類的居住地陷入災難的境地——從最富裕的到最貧窮的城市生態系統皆是如此。”他進一步指出，城市生產和生活高度聚集，從而產生出巨量的垃圾、被污染的空氣與被污染的水。以大氣污染為例，一些城市距優美的山巒并不遠，但因為城市空氣渾濁、能見度下降，人們在城市中無法看到山巒的輪廓線。盡管一些西方城市或許已使“黃色濃霧”絕跡，但無法杜絕由人類的汽車和發電廠排放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S0₂和NOx，這些有害氣體隨著人們的呼吸而被人類吸入體內。由于以上有害物質的循環轉化，城市的食物和飲用水也同樣受到了污染。世界銀行的研究給出的數據可以部分說明城市環境污染的嚴重性。“大多數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中的兒童，正呼吸著可能和每日兩包香煙一樣有害的空氣……據一項1990年的曼谷大氣鉛污染研究估計，有3-7萬兒童因高鉛水平而冒著損失約4個（或更多）智商點（IQ point）的風險（World Bank.2000：141）”。

    1.2.2 城市人類安全堪憂

    懷特主要是指出了城市人類在空間方面及生物學意義上的安全問題。他認為，由于世界城市化進程持續加速，人們在空間上越來越集中。這種集中所導致的可達性優勢在對商業和社會運行帶來諸多益處的同時，也給城市生活帶來多種內在風險。比如，人們更容易受到各種疾病威脅，特別是某些傳染病。由于城市空間規模變大，城市也極易受極端氣象事件和地震的負面影響，大大增加了災難放大的可能性。在生物學意義上，當城市社會在技術方面變得越來越成熟時，它也變得越來越不符合生物學的原理。城市市民對其食物和飲用水質量不再有信心，也不知道將城市廢棄物歸置何處。懷特也對城市人類安全堪憂的原因進行了初步的揭示，他將其部分歸咎于城市空間尺度巨大和高度的人工性所致的城市人類的“感知麻木”，他指出，“由于我們很少能看到城市四野，所以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城市周邊有山巒環繞。由于水體在城市排水管中穿流，我們因而也就不知道城市下部還有其他水體運行。”

    1.2.3 城市化的生態一經濟效益存在問題

    懷特對城市化（他將其稱為‘城市進化’）過程中的生態－經濟低效益現象進行了批評。他指出，城市進化既未考慮其能源效率，也未考慮城市在全球水文循環中的位置。城市生活的“現代化方式”有著深刻的缺陷。在能源和人類健康方面，它非常低效并且維持費用極高。當經濟資源緊缺時，作為人類生活支持系統的現代城市的缺陷就將變得愈加顯而易見。此外，城市對水資源的浪費僅僅次于農村。他警告，城市發展的生態一經濟效益某些不合理方式可能會使城市“毀滅”。他舉例道，“你可以像美國已經普遍做的那樣建造城市高速公路，但這種‘解決方法’存在的問題在于它毀滅了城市，使城市被縱橫交錯的高速公路和圍繞著辦公街區的停車場所取代。在多倫多，約40%的土地被用于汽車設施，與之相比，開放空間與公園僅占7%（City of Toronto，1998）。”

    1.2.4 貧富差距擴大，導致城市社會不穩定

    懷特認為，“古代城市的進化和發展所形成的人居環境是人類文明交匯的場所、民主的基礎。然而在現代城市中，富人階層和窮人階層之間的鴻溝逐漸擴大。經濟不斷增長，越來越多的資源被使用，然而貧窮人口也越來越多。”無疑，這是城市社會環境問題的表現，因而也是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組成部分。筆者聯想到牛國城市的現狀，已經有不少學者對城市中貧富分異加大的現象進行了分析，這些分異既涵蓋收入水平、職業差異、居住區位，也包括身份認同、社會意識、社會歸屬感等，甚至影響了某些階層后代的生存發展走向，是城市社會欠穩定的原因之一。

    1.2.5 城市轉型過程中產生新型環境問題

    懷特注意到了城市發展新形勢下或城市轉型過程中的“新興環境問題”。他指出，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因為近期抽取的地下水比過去200年少，一場更為隱蔽的“水威脅”正在倫敦形成。大量耗水的工業，如釀酒廠和食品加工廠，逐漸從倫敦市區搬到郊區或是遷移到了海外。而19-20世紀倫敦建造的建筑依據的是當時呈普遍現象的較低的地下水位。現在地下水位重新上升，倫敦許多建筑的地基因而受到了威脅。其一，上升的地下水威脅了建筑的地基并增加了它們遭受洪災的可能性。其二，地下水上升區的地面通常遭到幾十年來工業和商業活動的高度污染。因此，上升的地下水可能轉移污染物并將它們引入城市供水系統之中。許多坐落于沉積盆地的工業城市，如曼徹斯特和巴黎，都發現了同樣的問題。

    這種城市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新環境問題，對于中國城市具有較大的啟發意義，因為，中國許多城市也正在進行類似的產業轉移及城市轉型，以往中國城市政府和規劃師往往認為其只具有正面的、而不認為其會產生負面的生態環境效應。懷特所描述的倫敦案例，帶給中國城市某些警示。

    1.3 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根源

    對現代城市發展的生態環境問題的原因進行剖析，應該從物質、人的思維方式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等多方面進行，單方面及簡單的分析意義并不大。懷特正是從多角度對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進行了深入剖析，因而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和價值。

    1.3.1城市生態系統的高“質量”性

    城市生態系統的高質量性指的是其構成要素（物質、能量和人口等）的空間高度集中性與其表現形式的高強度性。有資料表明，城市在自然界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空間（城市用地面積占全球面積的0.3%），卻集中了大量的能源、物質和人口。大量的.能源、物質在城市中高度聚集，高速轉化。有人測定城市生態系統內能量轉化功率為每平方米每年（42-126）×10⁷J，是所有生態系統中最高的。懷特對城市生態系統的高質量性更多地是從能源的角度認識。他指出，城市目前的發展模式需要大量額外的人力（或是非人力的）能源，這些能源大部分由燃燒礦物燃料產生。這一模式還需要巨量的其它資源輸入（主要是土地、礦產資源和水），并相應產生具有潛在危險的、令人棘手的廢棄物質。目前，城市人類廢棄物的匯集地（sinks）并不能吸納所有的廢棄物，超額的廢棄物破壞了這些匯集地的機能。城市運行所需的巨量物質性需求及“匯”功能的喪失，是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之一，而其與城市生態系統的高質量性密切相關。

    1.3.2 人類與自然關系失衡，發展觀出現偏差

    人類與自然關系失衡首先表現在認為“人比環境更重要”，將人凌駕于自然之上。其次，也表現在資源與殘留物的關系失衡。對此，懷特認為，“有關人類系統資源使用和殘留物處置的最常見的問題是兩者之間嚴重缺乏平衡”，此外，人類的發展觀出現了偏差也是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之一，主要反映在對發展的盲目追求上，懷特精辟地指出：“在過去的50年里，我們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人類對于‘更多的（more）’病態追求已經導致土地、水和空氣受到了污染。人類正在改變大氣的構成，正在降低人類生存所依賴的生物多樣性水平。”“不計后果地擴大人類對資源的利用或盲目提高生產量，正是造成人類與自然生態系統及所有生命所仰仗的生物地質化學循環之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這是現代西方社會的演進方式，這種方式已經使人類逐漸變得越來越脫離自然界。”

    1.3.3 解決城市環境問題的簡單化思維

    其一是以就事論事的方式解決城市環境問題。以前，如果發達國家的城市中產生了自然環境問題，富人們就會往上風向、上游，或是城外遷移。人們習慣于通過建造更寬的公路解決交通擁擠，對產生污染的工業和垃圾也只是簡單地將它們搬走，人們已經將掩蓋或轉移問題看成是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式。其二，對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缺乏深層次審視，未從效率角度對作為一個完整系統的城市進行研究。懷特指出，城市研究的系統性不夠，對城市特定方面的研究較多，呈現出“斷續”的特點，而系統的、整體性的研究缺乏等都是解決城市環境問題的簡單化思維的表現。

    1.3.4 過分依賴技術

    懷特認為，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產生與人們對技術的過分依賴，以及使用技術時的輕率有關（尤其表現在現代城市處理城市廢棄物時）。懷特很認同比爾·范德堡（Bill Vanderburg）對依賴技術傾向的批評：“現在是認識到我們已經掉入了‘技術迷宮’的時候了。‘技術迷宮’這個比喻看來很恰當，因為我們總是認為自身已經成功地解決了問題，事實上僅僅是使問題在另一個地方以另一種形式重現了。其結果是生活水平下降以及所有生命系統的日漸衰敗（Bill Vanderburg，2000）。”懷特也對單純使用工程技術解決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現象進行了批評，認為，“試圖以拓寬道路和建設高速公路解決交通堵塞；開浚河流和鋪設大管徑的排水管解決洪水問題；鋪裝的人行道取代裸露的小徑——所有這些舉措都非常低級（不符合生態學原理）。”懷特認為，單純依靠技術不能解決城市生態環境問題。他指出，“一個大問題是，人類在提高能效（如汽車引擎）方面的技術成功所減少的排放量無法超過由人口持續增加和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排放量。”

    1.3.5 社會生活中的非理性因素（思維）

    城市居民的非理性思維及生活方式是現代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社會緣因；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對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是其具體的表現。懷特指出，“在家庭層面，人們普遍認為成功的象征是擁有小汽車，而罔顧小汽車已經造成街道擁塞、空氣污濁，還讓富有階層的駕車者罹患了‘道路狂暴綜合癥（road rage）’——一種由交通擁堵而引致的具有原始性和墮落性特征的暴力行為。”其原因是因為小汽車具有“鉆石效應”，可以相當程度上滿足人的炫富心理和虛榮心。此外，西方生活方式也是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社會根源之一。對此，懷特指出，“在印尼現代化地區的一些成功人士，他們的期望與美國伊利諾斯州的成功人士完全相同；而巴西和英國的成功人士的追求也是毫無二致：一座現代化的住宅，一輛小汽車和國際旅游，都是成功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可以說，正是西方生活方式的迅速擴散把我們帶到了今天這步境地。”

    1.3.6 城市土地使用及廢棄物處理方式不符合生態學法則

    懷特對城市土地使用中違反生態學法則的現象進行了批評。他指出，現代城市的土地使用模式促使人們浪費所有的資源，尤其是浪費土地。突出表現在拋棄城市中心的衰落區、占用城市外圍農田進行建設。這種土地使用模式導致城市蔓延，居住密度極低，公交幾乎無法運行，并且導致“現代城市建立起了一種依賴垃圾填埋和依賴汽車的城市文化。”這種單功能土地使用方式充其量也不過是對某些城市工業發展早期階段的污染問題過于簡單化的解決方法。它揮霍能源，產生的問題比所解決的問題還要多（Richardson，1992）。在處理廢棄物方面，城市也表現得不盡合理。城市先是在商品生產和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浪費原料，隨后，又花費大量金錢收集固體廢棄物并把它們運往越來越遠的地區填埋。城市并未學習和掌握如何利用自己制造的廢棄物。“只有人類會制造廢棄物；大自然的其余成員都是重復利用每樣物質的。”

    1.3.7 若干環境問題的集中和同時出現使城市人類困境加劇

    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與人類面臨的五大危機：人口劇增、糧食不足、資源枯竭、能源短缺、環境污染在城市地域的集中與匯聚，以及其負面效應的交叉疊加呈現密切相關。其具體表現為：水資源缺乏與全球氣候變暖疊加；人口增加與資源、糧食供應短缺疊加等。懷特認為，這種“匯聚或疊加”并非巧合，“正是恰好因為人類擁有了增加所有自然資源（尤其是能源和水）的生產量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人口迅速增長，突然地把我們帶到了這一時間節點。”

    1.3.8 城市規劃設計與管理的指導思想出現偏差

    作為城市運行的重要影響因素，城市規劃設計與城市管理（含政策）的偏差對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出現肯定難辭其咎。對此，懷特指出，“我們的錯誤可以回溯到發生于1950-1960年代的西方城市快速郊區化時期。那時汽油非常便宜，在規劃城市時不考慮節約能源：也不考慮汽車的能耗問題。設計師屬于現代主義者，都認為美國式汽車化的生活方式將成為所有能夠供應得起的國家的標準和規范。城市郊區低價的土地和廉價的石油導致了一種居住模式的產生——這種模式依賴小汽車解決諸如上下班、購物和娛樂等各種活動的出行需求。每天花費1小時或更多的時間上下班已經成為一種標準或規范。今天正在與之奮斗的許多城市環境問題實際上都是這種過時的、不經濟的城市生活方式的直接后果。”

    2  懷特的生態城市學術思想及分析

    懷特的生態城市學術思想比較豐富，下文將主要從生態城市的內涵特征、發展生態城市的必然性、規劃建設（實現）生態城市的途徑等方面展開分析。

    2.1 生態城市內涵及特征

    懷特對生態城市的定義為：“一種不耗竭人類所依賴的生態系統和不破壞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為人類居住者提供可接受的生活標準的城市”。在這里，可以發現懷特關于生態城市的定義具有一定的前提，即：“不耗竭人類所依賴的生態系統和不破壞生物地球化學循環”；此外，懷特所定義的生態城市在生活標準方面，并不是很高，而是“適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懷特已經認識到生態城市應該具有的一個重要特征——自律性。所謂生態城市的自律性，筆者以為應包括如下內涵：①生態城市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對區域和全人類負責任的基礎之上，絕非隨心所欲，百無禁忌；②生態城市的發展也必須在生態極限的范圍內進行，而不可超越；③為了長久地維持生態城市的特質不變，生態城市必須對自身進行嚴格的限制和管理，其中就包括限制城市的人口和規模，管理人的出行和享受，管理和規范人的生活方式等等內容；④生態城市既具有自組織、自調節、自抑制的機制，具有自我維持、自我完善的能力，人類在推行生態城市建設中，也應該有意識地強化這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