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生態學理念的一些認識

　　生態問題現在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使我們大家深受鼓舞，但是障礙很多，這些障礙成為前進道路上的困難。之所以有許多障礙，是因為人們既受到方方面面各種利益的牽制，更有思想認識上的分歧。

　　我們在得到鼓舞、得到支持的同時，要看到分歧的實質，并且要接受錯誤認識的挑戰。

　　大家都知道最近的關于圓明園工程的爭論，實際上這是一系列討論發展成爭論的繼續。在這前面有在怒江這個國際河流如何建水電站的討論和爭議，三門峽工程利弊的估價和怎樣解決三門峽現存的問題， 我估計以后還會有瀾滄江開發、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旅游和開發這些新課題引起新的爭論。不是嗎？瀾滄江流經中、老、柬、越、緬五國，中國計劃在中國境內造8個梯級水電站，已經在1986～1993年造了126米高的漫灣水壩，以后還要造254米和300米高的水電站。泰國政府看到發電、通航、增加旱季水源這些正面效益；而科學家已經在學術刊物上強烈地質疑；他們列舉出沉積、水下滑坡和崩塌、森林砍伐、下游侵蝕、影響農業漁業和生物多樣性、在原本就是地震帶造大水庫可能引發大地震，特大洪水的安全抗御等等，至少7個方面的問題。有根有據。比如沉積，已經建成的漫灣水壩，自1996運行3年后，它的有效庫容損失已經達到原來預計15年后的損失水平。至于原始森林，河流只有一小段經過緬甸，而他們已經在那一段修起了運木材的道路和碼頭。

　　有些人過去公開宣揚“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論，現在領導人經常提出 “人與自然和諧”的觀念，有些人接過“以人為本”的口號，把它曲解，說“以人為本”就是指人和自然的利益不一致的時候，要服從人的需要。而人與自然是經常對立的，所以必須從人的利益出發，征服自然，“人定勝天”，有的生態學者把這個稱之為“人類中心主義”。在我看來，“人定勝天”只是在一定條件下為了鼓舞人的斗志的一種提法，不是真理。有人斷言易經提倡的“天人合一”和易經本身都是偽科學；中國古代沒有科學，只有想象；由于沒有實證，因此是偽科學。而真正的科學是從近代產業革命開始的西方文明；中國落后就是因為偽科學統治，學不進西方的真科學。他們批評得最多的就是中醫，說：“《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中的思維方式，而這個影響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們批評中醫理論抱著幾千年前的黃帝內經，一是宣揚神秘主義，二是美其名曰整體思維，其實是籠統思維。

　　那么這些爭論意味著什么呢？我最近收集和閱讀了幾十篇文章和書，又重新溫習了例如普里高津的耗散結構和墑理論等等。越想越覺得這場沒休沒止的爭論是一場無法逃避的思想斗爭。我們大家都應該關心，并且參與。首先是堅定我們自己的生態學立場。這些爭論，就以圓明園來說，有人堅決要弄干湖水，在湖底蓋膜，認為這一蓋，上下天地分開，上面可大做經濟收入文章，不亦樂乎！而懂得生態學的人認為，湖底蓋膜如同做大型金魚缸。一張膜隔斷的不僅僅是湖水和黃泥，那膜上面是孕育著眾多生命的，活鮮鮮的湖水生態系統；它的下面同樣是富含生物、微生物的活鮮鮮的湖泥、底土、地下水生態系統。上面和下面是密不可分的，隔開，斷了水脈，也就斷了生態系統的生機；而這里的水系也不是孤立的。正在圓明園爭論被報道的時候，遠在維也納的王如松看到網上的報道，為之拍案。他說這一山水系統在空間上聯結著西山、海淀與北京城市生態系統，在時間上連接著圓明園和周邊生態環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怎么能割斷？

　　記得我在十六七年前，就用被某些人稱為“籠統思維”的觀點與別人做了一場爭論。當時，某個大研究所有位研究人員搞泡沫塑料墊底在水面漂浮的“水上種稻”。一位領導給研究經費、一位著名的院士支持他們的觀點。他們說，中國有那許多水面，只要利用一半來搞“水上種稻”，那就有吃不完的稻米。主持人請我去參加中期考察，我當時就提了三個問題：（1）農民買泡沫塑料種稻劃算嗎？（2）泡沫塑料即使可以用2年，這個廢棄物的量很大，會不會擴散開來，對環境污染造成很大負擔？（3）更重要的是，我從生態系統的角度看來，不僅是在漂浮床上面種稻而已，而認為它是從稻、漂浮床、水體、底泥形成的一個水域生態系統整體。種稻必須施肥、治病蟲，水稻當季吸收利用的營養和化學物品，估計不會超過一半，其余都留在水域生態系統里，我們看到的水不僅僅是載體而已，是有大量大大小小水生動植物、微生物構成的系統整體，這施入水里的營養和化學品會對水域的發展帶來多少負面影響？當然，有人用漂浮物上種點花，點綴景觀，以及種一些其他有富集和排除污染能力的植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其實，那些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零部件不見機器、車間和工程系統全過程的人，有時可以稱他們是機械論、還原論。不過，他們沒有談到農業、園林景觀這些系統。我相信中國人從古至今的整體觀念很大一部分是在這些基礎上產生，而又反過來指導發展的。孟子描繪的農家就是五口之家、種幾畝田地、養幾頭豬牛羊、栽一點桑、養一點蠶。過去我們把它統稱為小農經濟。嫌它不成規模，生產力不能提高。我在這里提供一個例子：太湖流域的糧、畜（豬和湖羊）、桑、魚以及包括河泥在內的良性循環系統，浙江叫圩塘結構，廣東叫桑基魚塘。這類結構在五、六百年前就已經有詳細描述記錄，而且能在實踐上持續了千百年。最近幾年，德清雷甸鄉的楊墩在重新規劃整理土地的基礎上辦了個400畝的農場，把土地整成了20多塊長方形的一塊圩地間隔一個魚塘的結構，圩上種枇杷、葡萄、蔬菜、放養雞、辦了養豬場和有機肥料工廠；塘里養四大家魚，還養螺螄，每隔3年在冬天清塘，把塘泥就近搞上地。今年他們還造了幾幢小木屋，搞采枇杷游園。實現了生態保護、經濟收入雙贏，成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農業模式。

　　外國就不一樣，即使東南亞的農業也是單打一的。養牛戶就養牛，種稻戶就是種稻，人專業，地塊也分開。所以，我們參加國際會議，辦了四期國際培訓，接觸到的外國人都說要學習中國的綜合農業，特別是中國的生態農業。可惜的是我們有些人在做規劃時偏偏喜歡學西方人自己在否定的清一色玉米農業、棉花農業。

　　中國人的整體思維是值得稱道的，在世界上也稱得上率先的。我國領導人已經先后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生態建設、循環經濟、環境友好等指導思想（這些名詞對生態學者來說是很熟悉了）。可是要深刻理解和執行這些整體思維的決策，卻是不容易的。上海浦東楊高路有一塊地皮被開發商長期閑置，于是在那里出現了幾只夜鷺。有的記者看到了，就在報紙上開心地報道，說這證明上海的生態環境改善了。大連市區有條春柳河，名字很好聽，實際上是一條10米左右寬度的排水明溝，水泥平底。今年夏天天氣干旱，春柳河水只有腳髁那么淺，因為污水濃集，臭氣熏人，可是水里面有食物，而且估計是動物性的殘渣。這就吸引了幾只海鷗站在水里啄食。大連晚報記者就在報紙上說這又證明大連的生態環境改善了。 又比如，浙江大學從兩三百公里外的武義縣山區按“原樣”“搬遷”了一座老民房到現代化的校園里來，說這是生態園。這都是把一個零件當作整體的誤會。我很質疑現在動不動把街旁樹種得多一點就叫“生態大道”、從山區搬來一些現成的大樹裝點一下廣場，就是“生態公園”的做法。同樣，目前我參加過很多生態農業的活動和工作，泛生態化在實際上也走向非生態化。杭州近郊有個自稱亞太第一的“生態農場”，就因為領導出了經濟問題，運轉不靈，把原來的結構破壞了，現在已經一蹶不振。生態問題是緊密聯系著可持續發展的，而它能算可持續發展嗎？可見得，和可持續發展緊密聯系著的生態學和生態建設也是戰略、思想、理念和過程。一個工廠、一個農村，可以說它是沿著可持續發展道路前進，按照生態學理念建設。他們是生態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單元、細胞。他們是可貴的，但他們也在發展變化。

　　現代自然科學和技術學科最善于把系統拆成零件，越拆越細，從系統到子系統、部件、零件，一直到分子、原子、亞原子到夸克。而在系統級別上的整體研究工作進展很少。然而，一個系統的性能和能力比零件性能和能力的總和要大不知多少倍。有人把這種研究方法叫“還原論”。英國《自然》雜志，經常重復這樣有挑戰性提問：“你是否認為現在的科學教育是被還原論專了政？” 

　　我看是有這個問題。

　　先是教育領域，學科愈分愈細，再加上現在大學和教育科研領導實際上都在鼓勵單干，很難出大成果、有大突破。學校是這樣，學校培養的人到社會上工作，影響到社會乃至政府部門的細分工，大分家。十一年前，中央決定由七個部委領導組織連續兩期全國生態農業縣，它既是項目，也是運動。成績和影響是很大的，群眾動起來了，群眾的生態覺悟提高了，群眾在干。但是后來主要是農業部在抓，甚至索性叫下屬的中介公司來抓，結果越來越是沒頭蒼蠅。林業部反正有專款搞他的生態林業；環保局自己搞生態縣、生態市；水利部也有自己的基地和項目。試問，哪一個部門能夠單獨做好這個包攬天、地、水、土、木，工農兵學商的龐大的生態系統工程？我本來以為發改委最適合擔當此重任。但是，這也要進行政府部門很大的體制和職能改革。僅僅依靠原來的做法，過了幾年，進步是有的，目標呢？能達到嗎？

　　其實，整體和零件、部分和全體、大尺度和小尺度、微觀和宏觀，無論在思維方式和實踐上都是同等重要的，而且是相輔相成的。還原論在歷史上，對人類進步是有很大貢獻的。它也成為西方思維方式的支柱。我們不贊成的是用還原論的思維方式來觀察一切，特別是用它來指導許多復雜系統問題的決策和運行。那樣做是要出亂子的。

　　為了社會、經濟、工業、農業、城市、農村、水域這些復雜系統的更好的順利運行，迎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可持續發展，改革是硬道理。我們期待著行政管理、教育、科研、工農業和社會經濟的各個層面更深入的改革。 

　　在一定意義上，思想觀念的改革要領先，當然思想的改革除了我提到的思想方法、世界觀以外，更要包括某些領導干部的急功近利的政績觀，和封建的權力觀，從而帶動各個層面的改革，這就是我想表達的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