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臺灣當前工業遺產保存的初期觀察：一點批判性反思

一、 前言

　　首先，本文針對工業遺產(industry heritage, industry’s heritage, industrial heritage)的特殊性提出研究的問題。由于1990年代以后，一種市民社會在臺灣逐漸浮現，它的社會活力是東亞新興工業體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中最令人注意的特色，那么，在當前全球經濟穿透的時勢下，動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如何關系著工業遺產的政策形成與執行，就是本文分析工業遺產保存的發問角度。于是，本文稱為批判性反思的理論假說也正是：工業遺產的保存政策與執行是充滿沖突的過程，涉及全球化下的國家與社會間的動態關系。然后，面對當前工業遺產保存在臺灣的處境，就經濟全球化所加速的國營企業私有化趨勢、市民社會浮現而表現出對工業遺產保存的高度期望等脈絡，本文審視國家的保存政策，也就是文化政策的形成與執行所面臨的挑戰，它們的過程與結局將塑造未來臺灣城市的空間形式。最后，作者提出理論反思，試與世界其它地方工業遺產保存經驗所再現的，過去的，以及在當前全球化下正在改變的國家與社會關系，進行比較與對話。這是工業遺產保存得以執行的關鍵。

　　2004年7月，在蘇州舉行的第2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中，瑞典荷蘭郡的瓦堡電臺(Varberg Radio Station, County of Holland, Sweden)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在南瑞典格林米屯(Grimeton)的瓦堡電臺建造于1922-1924年，異常卓越地良好保存了早期的跨大西洋無線電通信系統。基地由發射臺設備組成，包括了六個127米高的鋼架電塔的天線系統。雖然已不再經常使用，但是設備卻仍然維修良好，保持在操作狀態。
　　瓦堡電臺這個個案凸顯了當前世界的遺產保存工作的前沿(cutting edge)，工業遺產(industrial heritage)，或者更廣意義地說，產業遺產， 是日益重要的保存對象。過去，遺產保存的對象，沒有明言地，大多是20世紀以前的文物。 在21世紀的信息化社會，終于，工業遺產，成為必須正面肯定的價值，也豐富了保存的論述(discourse of conservation)。
　　對亞洲言，韓國的李惠恩指出，這為產業遺產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工業化的進程里，許多傳統的生產方式正在退出舞臺。她舉出了鹽田、梯田、陶瓷作坊、古道驛站等亞洲產業文化遺產的例子做為值得努力的保存對象。 誠哉斯言，亞洲的農業與手工業確實值得搶救、保存、活化。
　　然而，即使就工業遺址，亞洲的特色，特別是做為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工業遺產做為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歷史腳注， 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尤其，面對當前網絡社會與資本主義全球化所迫使的經濟再結構的挑戰，我們沒有回避與怯懦的權利。
　　面對廿一世紀全球信息化（信息化）的沖擊，工業考古學(industrial archeology)，或者說，產業考古學，伴隨者工業遺址的保存重要性的提升，在1970-80年后，再度成為顯學。工業遺址的保存，尤其是制造業部分，由于牽涉相關經濟與財務金融的利益眾多、時間更接近而歷史詮釋的爭議性更明顯、數量龐大、作業空間占地龐大且往往深處都市中心區、若有些廠房還在運行則牽涉勞工就業的問題、機器折舊、壽命與建筑物相較有其技術維護的特殊性需要克服，如勞工安全問題等等，使得原來就十分棘手的文化遺產的保存與再利用工作，更增添了復雜性。

二、臺灣當前工業遺產保存的特殊形勢：老煙囪下的新花園？

　　以下四點原因結構了臺灣當前工業遺產保存的特殊形勢，迫使政府的保存政策必須面對挑戰：

　　1. 全球信息化過程深化工業化的普遍趨勢

　　面對全球信息化資本主義的競爭力挑戰，原有的工業結構面臨升級的壓力，這是早已納入全球經濟競爭中的臺灣經濟難以避免的出路。于是，原有的制造業工廠獲利率下降，必須面臨技術升級的產業轉型壓力。于是，工業遺產的保存成為歷史的新任務。

　　2. 殖民現代性的歷史與國營企業私營化趨勢：國家角色轉化的臺灣特殊性

　　臺灣特殊的殖民歷史，日本殖民時期留下為1945年國府所接收，成為今日龐大的國營企業。在資本主義的亞太地區，臺灣擁有最大的國有企業部門，直到1970年代晚期，約占國內總產值的四分之一。在1990年代后，由于前述全球經濟競爭的壓力，這些國營企業面臨民營化（其實是私營化，privatization）政策的過程，引起勞資關系的緊張，這趨勢在2000年民進黨執政后尤其加速進行。這些國營企業的私營化使得原有的龐大土地、廠房、房舍面臨公司的產權移轉的過程，工業遺產的保存驟然成為亟待解決的政策難題。

　　3. 制造業外移大陸的越界分工趨勢

　　1980年代，華南地區外銷導向的工業化過程中，臺灣的制造業，創立子公司，建立外包廠商，與得到地方與區域政府的支持，充分發揮了文化親近性，建立起越界的生產網絡。 到了1990年代，電子業也經由越界的生產網絡，在北加州灣區—硅谷（硅谷）、臺北—新竹、珠三角，或是，北加州灣區—硅谷（硅谷）、臺北—新竹、長三角之間，建立起全球都會網絡(global metropolitan networks)間的連結，都會節點的網絡(networks of metropolitan nodes)與成功的企業網絡，更加速了臺灣經濟的轉型動力。 制造業越界分工，經由越界的生產網絡(cross-border production networks)，改變了過去既有的空間模式(spatial patterns)，這也就是所謂的都會區域(metropolitan regions)的浮現， 于是，臺灣的工業遺產的保存遂成為大勢所趨之下必要的文化政策。

　　4. 市民社會浮現，保存團體與文史團體對工業遺產的關心

　　經歷了三十年的經濟發展，臺灣的市民社會在1990年代逐漸浮現，古跡保存運動與雨后春筍般的地方文史團體、小區營造團體、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崛起。不同于傳統社會的民間組織，他們以不同的形式表達出對工業遺產的關心，涵蓋的范圍很廣，像鐵道文化資產、發電廠、啤酒廠、制煙廠、釀酒廠、糖廠、林場、鹽田等等，不一而足。保存，成為留住集體記憶，修復在過去三十年快速經濟發展過程中受創傷的大地，造就地景特色，追求可居的城市(livable cities)的必要手段。這些團體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表現為草根社會對周圍生活環境的關心，給予政府的文化政策與保存政策相當程度的壓力。

三、政策的回應與執行

　　前述的結構與動力，迫使政府在保存政策上有所響應。

　　1. 由早期行政院的文化資產委員會到文建會中部辦正式成立國營事業文化資產清查小組，后進一步更名為產業文化資產調查小組
　　1998年，反應民間保存團體的要求，當時國民黨執政的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在行政院成立了文化資產委員會，由副院長任主席，對當時開始推動私營化的臺灣省煙酒公賣局、臺灣電力公司等的國有資產中有文化資產潛力的廠房與房舍進行清查。到了民進黨執政后一年，這個委員會竟被撤銷。然而，2002年在文建會，由當時的副主任委員吳密察負責，由原省政府文化處的班底，后來的中部辦公室，成立了國營事業文化資產清查小組。除了邀請相關學者專家之外，政府各相關部會，如經濟部、國有財產局、國家檔案局等，都派員參加。先草擬清查辦法、然后要求各國營事業列冊清查，將有文化價值的資產一一陳報。后來，因為現實的要求，并不能僅限于國營事業，遂進一步更名為產業文化資產調查小組。

　　2. 清查：狹義與廣義的清查

　　由于民進黨執政后臺灣經濟一直表現不理想，政府財政收入不足，在2002年，行政院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要求各國營單位、學校，清理閑置土地與房舍，限期一年內標售。這個措施對有指定成為文化資產潛力的建物產生了重大沖擊，被稱為是“日式住宅拆除計劃”。尤其因為歷史的原因，在市中心長期擁有大量日式房舍的臺灣銀行、臺灣大學等單位，清查、處理與標售土地房舍的壓力沉重，也造成不少有指定成為文化資產潛力的房舍被拍賣，拆毀，或是庭院里的老樹被砍伐，引起了關心古跡與老樹保護的市民團體的抗議，經媒體報導，造成臺銀、尤其是大學、地方政府古跡主管單位的困擾與壓力。 也因此，在前述文建會國營事業文化資產清查小組（也就是后來更名的產業文化資產調查小組）的清點工作中，在2004年9月，又擴大清查單位，列入了臺灣銀行、臺灣大學、臺灣師范大學等，尤其后二者，其實已經不算是狹義的國營事業或是工業遺產了。但是，由于造成破壞的形勢緊急，做為主席的新上任文建會副主委吳錦發，也接受將其一并列入清查。至此，這個小組的作業要點與名稱都作了修正，廣義地稱為“產業文化資產”。總而言之，第一階段要求各機關、機構、學校成立清查小組，各機關、機構、學校的名單增加了臺灣電力公司、臺灣銀行、臺灣大學、臺灣師范大學、農委會林務局等合計11個單位。
　　文建會對產業文化資產的清查作業中，也委托了在臺南的古都基金會辦理退輔會在臺南縣的火藥工廠，“龍崎工廠產業文化資產清查計劃”，以及，“塑料工廠產業文化資產清查計劃”。在這個基礎上，文建會在2004年出版了產業文化資產推動工作所亟需的清查作業的工具手冊，就基本觀念介紹、清查、建檔、開拓、工具等部分提供了初步可供依循的工作規范。 

　　3. 保存與再利用工作的推動

　　上述的清查工作，在原則上與方向上是正確的。但是，實際執行的過程中，早在1998年起，各單位擔心所擁有的有指定為文化資產潛力的，有一定歷史意義的廠房、房舍，一旦被指定，將造成業務上的負擔與行政執行上的困擾，因此，各單位的清查與申報多虛應故事，或是能拖就拖，執行緩慢。像臺灣電力公司、臺灣省煙酒公賣局等，都曾經表現得不夠積極，有些行為甚至可以說是隱下瞞上。究其因，對工業遺產的重要性缺乏認識，以及，一旦被指定，行政工作上幾乎成為不可承受的負擔，所以一般國營單位避之唯恐不及。除非，有些遺產，因為其名聲，被地方的文史團體發現，經地方媒體報導，沒有辦法不提出與被指定，例如高雄縣的客家莊—美濃鎮—竹仔門電廠的保存。
　　所以，在文化資產清查階段就遇到了行政阻力，更遑論日后的保存與再利用過程了。它在在需要經費、專業技術支持，以完成保存的規劃、修復設計、發包施工、再利用的經營管理等等，繁重、卻需小心謹慎的漫長工作。
　　有意思的是，在文建會推動產業文化資產工作中，竟然得到軍方的支持，于是，在國防部的下，辦了七場演講，邀請國防部所屬單位（營產、工程、裝備）、檔案、史政作業等軍、士、官及聘雇人員參加，效果頗佳。 也因此，金門的兩間已經停用的戰地發電廠，長江發電廠與太武發電廠被文建會中部辦公室發現，正展開清查、保存與再利用的委托研究。 對金門與馬祖這樣的地方，戰爭的歷史與戰地文化資產的保存，不但關系著地方特色的塑造，它們的再利用更關系著未來地方發展上的出路。它們已經是金門歷史與臺電歷史的一部份了，其中，太武電廠的再利用，有條件獲致既強化了地方認同，又以生態旅游結合文化旅游，帶動地方發展的效果。
　　進一步，就再利用的經營管理部分，更是工業遺產保存工作執行時，特別值得注意的特殊性所在。這些工業遺產再利用時，如何在歷史詮釋時能保持其歷史意義，再利用時的公共可及性與空間的公共化程度、再利用過程的小區參與管道，都是重要的評估指標。尤其，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或者說，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是當前各級政府文化政策的重點，它們被預期將有助于臺灣經濟轉型與技術升級，因此，往往成為工業遺產保存與再利用時的主要規劃目標。至少，這些工業遺產基地提供了可貴的空間。但是，到目前為止，各計劃的執行都還僅止于初期階段，還不容易預期可能的成果，真是“輕舟未過萬重山”， 也就不在此一一列舉其活動與推動的計劃。這個計劃中的華山藝文特區（也就是臺北酒廠）、松山煙廠、臺中酒廠、嘉義酒廠等等，可謂是政策執行的重點，值得做進一步的個案研究。

　　4. 保存論述的深化與會議交流的作用

　　前述的保存工作需要借取國外的經驗，這方面的活動可以舉其大要，略加說明其社會作用。首先，像享有盛名的德國魯爾區(Ruhrgebiet)工業遺址保存與再利用的經驗，就一再在保存或是地方發展有關的會議上受到引介。 卡爾‧甘瑟(Karl Ganser)與彼得‧蘭茲(Peter Latz)就分別介紹國際建筑展埃姆瑟公園(IBA Emscher Park)的不同個案，包括了杜易斯堡(Duisburg)的景觀公園。在不同場合，有學生提出尖銳的質問，如工業遺產保存后勞工的去處何在？等問題。 在社會福利制度健全的西歐，制造業勞工失業與再就業，確實是經濟再結構過程中與工業遺產保護與再利用必須同時面對的棘手課題。至于對發展中國家，如臺灣，更是不能孤立對待工業遺址的保存，不然，勞工就是經濟再結構下企業關廠的受害者了。當然，也有魯爾區的建筑師提醒臺灣同行與地方積極份子：先進行社會動員，才能確保未來推動的保存與再利用成果。在卡爾‧甘瑟了解了臺灣工業遺產保存現況與問題之后，甚至表示，他愿意與臺灣地方上的保存工作者一同北上至總統府前抗議，對國家機器與政策形構施加壓力。這可以說是看到了臺灣市民社會力量的專業者所提出的建議。
　　其次，美國與日本的相關經驗，也在民間古跡團體的引介下，被地方的文史團體與保存工作者認識到。譬如說，樂山文教基金會與歷史資源經營管理學會支持的建國啤酒廠工會（見后述個案）與臺北市產業總工會，一連三年，舉辦一系列工業遺址保存與再利用的研討會，將美國、日本、英國、法國的經驗介紹給工會，甚至，還組團赴日本考察，發揮了知識交流的作用。除了邀請臺灣本地的專家學者外，像美國學者查理‧李卜士(Charles Liebs)、日本學者西村幸夫(Yukio Nishimura)、中國大陸上海同濟大學的學者阮儀三等，都發揮了肯定工業遺產與建國啤酒廠做為活化遺產的意義，提醒建國啤酒廠做為活的工業文化資產的世界性價值，值得交流經驗。 我們可以說，國外學者經常會提供技術建議，這是臺灣的工業遺產保存政策的形成與執行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專業資源之一。
　　此外，文建會與法國文化部之間良好的關系使得第四屆馬樂侯(Malraux)法國文化管理研討會的主題就是工業遺址的保存與再利用。 法國對工業遺址的理論轉變、經營管理制度、法令規章、重要個案，都由資深的專業都市計劃師、建筑師、文化傳播部建筑暨資產局的專家，像安瑪麗‧古贊(Ann-Marie Cousin)、柏納‧雷漢(Bernard Reichen)、保羅‧史密斯(Paul Smith)等加以介紹。他們將法國的一些重要個案，如：巴黎賽那河畔的領航船、巴黎北郊圣都安(Saint Ouen)市府所收購的瓦雷歐(Valeo)汽車廠如何轉化為“蜉蝣工廠”策劃人克里斯托弗‧帕斯克(Christophe Pasquet)的“人工”協會、加龍河出海口的小村烏賊(Uzeste)、史特拉斯堡的牛奶廠等等，透過影像將其介紹。成功個案的炫目光彩讓臺北的專業者、古跡保存愛好者、文史工作者開了眼界，也更懂得應該爭取獲致的目標。總而言之，保存論述的深化與會議交流的作用勢將造成前述工業遺產的保存工作執行時，來自社會與專業的更大壓力。

　　5. 個案分析 

　　有代表性，有意義的個案甚多，本文的篇幅無法容納，他們值得專文一一仔細分析。它們是在前述清查工作展開之前，就因古跡保存團體、文史工作者、媒體、建筑專業工作者等的關心而開始推動保存的先行個案。我們為了分析方便，可以作一點暫時的分類。
　　(1). 被指定為文化資產的工業遺產是否仍被使用中？簡單地說，是“活”的嗎？還是已經騰空的遺產？
除了金門與馬祖等戰地有計劃推動戰爭或是和平博物晚之外，被指定為文化資產的工業遺產是否仍被使用中，或是說，是“活”的還是已經騰空的遺產，可說是關鍵指標。最重要的兩個活的案例，就是臺北市的建國啤酒廠與前文已提過的高雄縣美濃鎮的竹仔門電廠。其它的工業遺產，大多已經騰空，僅保持建物而已。舉例而言，臺灣第一座水力發電廠，座落在目前臺北縣新店市南北勢溪交會處雙溪口畔的龜山發電所，雖然建于1905年，卻在1943年撤廢，將機組移往臺東大南（今東興），1950年時原龜山機組老化在臺東拆除廢棄。至于龜山發電所遺留的建筑物與附近土地，在1968年，臺電又將其售予私人，因此今天只能完成文獻整理與出版的工作。
　　前者，是殖民時期所建的臺灣第一座啤酒場。建于1919年，原名高砂麥酒株式會社，1945年光復后改名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啤酒公司，1947年改稱與改組為第二酒廠，1975年再改稱為建國啤酒廠。由于公賣局打算關廠，工會發起反關廠抗爭，得到古跡保存團體相助，邀得民意代表、專家學者支持，經媒體報導，在2000年被臺北市政府指定為市定古跡。建國啤酒廠的歷史意義不在于其建筑物，而在于其生產線的保存，這是殖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臺灣啤酒產業工人的誕生，是看不見的生產關系的建構與再現。他面臨的下一步挑戰在于如何參考近年國外的地方產業發展與都市再發展經驗，如何發揮既有的質量口碑（屬德國啤酒中的皮爾森(Pilsener)啤酒，釀造過程中除麥芽、啤酒花外，有20%左右的蓬萊米原料，酒味甘美），做為產業保存與都市休閑相結合的文化產品，并進一步帶動廠區周圍衰頹老市區都市發展的二春。
　　后者，高雄縣美濃鎮的竹仔門電廠，主體工程于1909年完工發電，屬第一代川流式發電廠，也是殖民時期南臺灣所興建的最早發電廠。竹仔門電廠引荖濃溪水，由四條水壓鋼管連結廠內四部法蘭西式水輪機，總容量1950匹馬力。廠房為日本殖民時期仿巴洛克式建筑。它的歷史價值在于不同于日本或其它各地，機組早已報廢，成為靜態博物晚的展示品，竹仔門電廠的機組目前仍然保持運轉中。目前，經過文建會小組委員與臺電間的折沖之后，已同意臺電公司在一段距離之外新建電廠，但要求臺電公司維持一定專業技術人員，考慮勞工安全，保持機組輪流運轉，確保工業遺產的活化狀態。 

　　(2). 是公營企業？還是私有遺產？
　　前者數量眾多，如基隆市的北部火力發電廠，臺北市的松山煙廠、臺北酒場、臺糖臺北倉庫、臺北縣臺陽礦業公司平溪招待所、臺南市的青果同業組合香蕉倉庫、臺南市的安順鹽廠、臺南市的臺糖試驗所、花蓮市的花蓮港山林事業所等等，不必一一列舉。后者，如臺北市的士林紙廠。
　　兩者間的最大差異在于再利用時空間公共化的難易。基隆北火，已經納入海洋生態博物館進行整體規劃、設計與再利用，關鍵僅在于負責的專業建筑師與海生館館方的落實執行過程了。臺北市的松山煙廠，目前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負責，目前的挑戰是如何細致地處理已經決定在旁興建的巨蛋體育場關系，無論是植栽保護、巨大的體育館與既有的松煙廠房，在建物間的體量關系、日后使用時的動線關系，以及更重要的，文化創意產業引進的方法等等。這些問題在專業技術層次上都是不很容易完成的工作，但是最關鍵的弱點還在于，市長急于興建巨蛋體育場不可的強大欲望已為委托民間興建與經營的財團所洞悉，市府失去了制度上討價還價的協議空間，要獲得一個優秀的設計與規劃產品，確保市民的公共空間質量，就難上加難了。
　　而臺北酒廠，在1997年，由一群敏感的藝術家發動的社會運動，得到民意代表的支持，將這塊原本要做為立法院新址的酒廠廠房，在當時詭譎的政治氛圍中巧妙地轉化為華山藝文特區。1999年由負責管理的文建會中部辦公室（原省政府文化處）委托經營。 這地方不但面積寬廣，而且位于臺北市中央政府所在行政區的重要地段，頗有一點1970年代世界有名的丹麥根本哈根市中心的違建小區，克里斯堤雅納(Christiana)的味道。這個歐洲式的都市違建其實是無政府主義者發動的公社，自由城市，因提供了假日休閑空間，豐富了都市文化，得到了大多數哥本哈根市民的支持而保存了下來。但是，華山藝文特區雖被藝術家們使用，經營管理終非藝術家們所長，時間一長，也十分吃力，因此政府機關亟欲收回。在2003年，文建會主委陳郁秀手段很婉轉地將此區重新界定為“華山創意文化園區”，委由橘園公司經營管理，允許藝術家們使用其中一部份空間，藝術家們雖然不滿，但昔日支持抗爭的形勢不再，也顯得無可奈何。但是，到了2004年，新上任的文建會主委陳其南卻宣布，打算將指定為歷史建筑物的部分，臺北酒廠四連棟及米酒作業廠，上面加蓋28層高樓，做為文建會辦公室與未來文化產業的使用空間，包括了多菜單演中心、行政與資源中心、國際藝術村等，稱為“新臺灣藝文之星”。“新臺灣藝文之星”計劃引起了藝術家團體的抗議，團結起已經松散的關系，凝聚起“創意華山促進聯盟”的組織，以及，電子網絡上的不斷質疑。目前，這種對抗還在進行。
　　問題的關鍵首先在于28層高樓的“新臺灣藝文之星”計劃破壞了已經被指定的歷史建物所要求的空間與歷史脈絡，在過程與實質內容上實在是個難以自我辯護的粗糙提案，表現出國家的技術官僚能力實在不足，還不如引起爭議的香港的西九龍提案遠甚。 

　　其次，“新文藝之星”計劃的內在最大弱點是創意產業的政策形成與執行，這是高難度的政策，可是，現在卻還僅是空洞的政見，不知如何以法令與制度形成文化產業的政策？又如何推動執行過程？文化產業的形成與執行成功的關鍵絕對不在于硬件建設，建筑設計僅僅是筑巢引鳳的工具之一罷了。
　　最后，要安頓藝術家們期望的創作空間需求并不困難，也很容易與城市的市民對有啟發性的文化活動與公共空間需求相互結合，這是規劃、設計、經營管理方面可以做到的事，也不需要占有太大的空間，如何建立與藝術家們之間的開放與平等溝通方式可能才是政府官員態度的關鍵吧。或許，臺北酒場雖是公有土地，主其事者太在意于這一塊位于市中心的土地可觀的交換價值的潛力才是真正的沖突根源，藝術家們不察這個他們所不熟悉的房地產業者與土地資本的價值，藝術家們懷壁其罪。
　　值得深思的是文建會的“新文藝之星”計劃與“創意華山促進聯盟”間的沖突竟然暴露出全球資本主義穿透之下文化創意產業的的根本性質。藝術家團體對華山藝文特區的使用再現的是對都市空間的使用價值，這與全球化下將文化產業化，文化經濟化，也就是將文化變為商品的交換價值，正好站在理論對跖之地(theoretical antipodes)，這是對立相反的價值。過去，能深刻感動我們的文化與藝術，正好都不是為了交換價值才得以生產的產品，這是文化的自主性與特殊性所在。當然，在面對全球信息化穿透的資本主義經濟中，也沒有什么文化與藝術不再是商品了。創意產業也不在于追求這種深刻的文化感動價值，這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傳統藝術特征。可是，這正是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形成者所需要面對的難處，也不是不可能調和的矛盾。但是，若政策形成者不察，自己成為商品的推手并不是問題，而是如此這般不警覺商品對文化的傷害，文化產業的政策與執行就很難造就有感動力的文化商品，也就很難長久經營文化商品的壟斷租金(monopoly rent)。
　　終于，行政院文建會終于委托了外國專家，以美國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蓋瑞‧哈克(Gary Hack)為代表的美國賓州大學設計實務基金會賓大實踐團隊（Penn Praxis），協助推動，值得進一步觀察其發展。 因此，臺北酒場的保存與華山藝文特區的轉化，做為國家與社會的動態關系觀察上，有特殊的意義。
　　至于臺糖臺北倉庫，被指定的三棟市定古跡，則是得到小區組織的大力支持的產物。艋舺（萬華）的大理街小區（主要是糖部里與綠堤里），是經由社會運動而發展出來的、頑強有活力的小區組織，在臺北地區已經享有都市動員的盛名，與臺北市政府之間也高明地保持友好，卻有其自主性的關系。臺糖臺北倉庫位于小區公園里，在產權上仍屬于臺糖，但市府已應允收購，做為小區會館或類似的公共空間。市府與臺糖間的互動程度，將決定這個古跡再利用的真正成效。但是，大理街小區居民的市民意識與動員組織能力，使這個工業遺產的保存與再利用過程，深深地扣合著小區的脈動與需要。
　　另一方面，臺北市的士林紙廠的命運全然不同。士林紙廠為私有企業，而且從頭到尾并未完成古跡，或是工業文化資產相關之指定程序。士林紙業公司的士林紙廠，前身為臺灣造紙株式會社，建于1918年，是全臺灣最早的機械造紙廠。1980年代，新光紡織、士林電機、士林紙廠，還并稱為股票市場的士林三寶，產業的表現出色。但是，由于土地炒作的利潤高于制造業本業，終于，在1998年，士林紙廠宣布關廠。資方關廠手段粗暴，退休金與資遣費也給得拖泥帶水，除了部分員工曾經提告法院之外，并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抗爭行動。等到1999年，士紙提出都市計劃變更案，進行臺北市都委會審議時，臺北市產業總工會與士紙工會提出了工業遺產的抗爭策略，以文化之名，介入了與資方土地開發之戰。勞方要求士紙建構士紙博物館、找回第一臺抄紙機、優先聘用舊員工就業等主張。到了2001年4月，都委會決議將老煙囪與董事長室的保存需列入整體開發計劃。士紙則答應提供紙業勞工的文化歷史空間，并回饋廠區西北側土地做為公園。但是，2001年11月10日，當都市計劃申請變更為商業區的案子已經送內政部之時，士紙卻將80年的老煙囪拆除了！
　　在2002年，士紙送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過程中，由于業主表示，受上海新天地計劃啟發，有意重金聘請設計新天地的美國波士頓建筑師伍德班(Benjamin Wood)，規劃士紙廠房。在伍德班的構想圖里，將士紙轉化為引領士林夜市升級的旗艦，在設計策略上，保存清水紅磚立面，將原先不太受注意的加工間、鐵工間、鍋爐間、警衛室都一起保存，聲稱將80年歲月的士紙重新打造為臺北的“永續傳奇”。 于是，前段商場采低層，仿士林夜市既有動線，以令人熟悉的購物方式將夜市消費者引入士紙所推出的新商場空間之中。由于該計劃對保存與再利用的構想十分出色，沒有像臺灣一般建商推案，一味追求容積率，都委會的項目小組與委員會都很快地通過了該變更案，雖然，因建蔽率提高過多，要求臺北市政府再審查。可以想象，審查案回到市府之后，拆除煙囪的行為使委員十分不滿，對工會言，更是傷口上撒鹽，而市府勞工局也介入推動勞工歷史的口述歷史研究，以及，想將士紙捐地的公園轉化為勞動文化公園。結果，在勞工公園的設計與集體記憶，以及進一步的空間詮釋上，引發了勞資雙方，甚至是各自邀請的設計師之間（勞方邀請實踐大學設計系邱詠婷老師的學生參與），勞工局與發展局之間，委員之間的不同觀點的沖突。 目前，建筑師的委托服務已被資方終止，據說，資方還在觀望市場，當然，也有說法是正在考慮是否撤案，不再尋都市計劃變更，退回轉往房地產的死角，把這塊土地上的建物完全拆除，改走對當前臺北的城市發展最沒有貢獻的一般性住宅房地產開發。若真如此，士紙案留下的就僅僅是空間語言表征層次(representation of space)的成果了，工會的口述歷史與設計過程中確實已經產生了精彩互動，許多勞工的集體記憶與勞資關系，表現在廠房的空間中，聞者動容。 而象征的空間(spaces of representation)的進一步表現，那是實踐大學設計系學生在勞工參與的過程中所完成的公園設計，空間表征與表征空間的辯證互動，有機會提供了抵抗性的空間。以及另一方面，伍德班提供的是，一個未能完成的購物商場設計，這也是一個未能完成的全球化策略。于是，真實的空間(real space)最可能發生的就是，一個最沒有想象力與前瞻性的不幸結局：一堆普通又多余的臺灣式“販厝”或是公寓，壅塞在不適合做為住宅區的，已經過度擁擠的士林夜市旁。這是一個令人失望的現實。

四、歷史挑戰與理論反思

　　最后，讓我們面對當前全球信息化帶來歷史巨變的新脈絡之下，在理論層次進一步做一點抽象思考。當前工業遺產的保存正是流動空間轉化地方空間的過程中競爭意義的空間。1970年代，在高科技領域中的技術突破被當時的壟斷資本充分運用，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再結構過程中提高勞工與資本生產力的主要力量。資本主義的技術—經濟再結構在金融領域進一步作用，擴張為1990年代的新經濟，其特征表現為信息化、網絡化、與全球化。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放棄了福利國家模型，工作的彈性化伴隨產生了不穩定的生產關系。一方面，組織日益網絡化，而另一方面，勞動卻日益個體化。交互式電子多媒體則將觀眾區分為能互動的、創新的主動參與者，以及，被動接受信息的受眾。于是，深刻的不確定感也驅迫社會動員，建構自身所依恃的歷史感。全球經濟遂動搖了以固定領域為基礎的國家與所有組織的既有形式。這也就是說，流動空間的巨大力量正在轉化地方空間。 而古跡保存表現為網絡社會中全球流動的空間與歷史固著地方的空間之間的一種拉扯力量，正是競爭意義的空間（contested space）。這造成了古跡保存論述的改變。
　　我們可以這樣說，廿世紀的古跡保存論述（the discourse of historic conservation/ historic preservation）是建構在對現代性(modernity)與工業技術理性質疑的歷史與社會脈絡中。就這個意義言，1970年代初的意大利波隆尼亞(Bologna)的反發展政策與都市保存(urban conservation)計劃可以說是保存的轉折點與歷史典范，也是反省發展主義的先驅。至于其計劃執行過程中的挫折與小區晉紳化(gentrification) 趨勢卻也說明了它所揭橥的整合性保存(integrated conservation)暴露了當時意大利的經濟、政治結構與先行的制度改革間的歷史落差。 至于日本妻籠宿的町并保存，則可以說是在工業化、都市化與西化的強勢支配下，結合保存與小區營造的難得先行者，其成果未必見得能在其它地方，如馬籠，勉強復制。而當前的世界新形勢，流動的力量卻更變本加厲，信息技術其支配性的社會—技術范型的籠罩性壓力，穿透了權力，修改了經驗，也重新塑造了社會的行為與象征的溝通。信息主義的精神仍然是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文化，而其速度卻已加速到以光電回路，以及時（real time）方式全球流動。 網絡社會中的古跡保存也被迫得以技術的升級與理論的深化相回應，躲開鄉愁式保存的陷阱，以及，重新界定其受到挑戰的意義。也因此，面對全球化，也就要求我們質問，文化在新的歷史脈絡下如何建構，文化再現又再現了什么？古跡保存的關鍵在于再現歷史，而這又是誰的歷史？什么樣的歷史？ 
　　就前述的政策形成與執行，以及不同的先行個案在保存與再利用過程中的片段的暫時性成果與挫折，以及沖突過程來看，作者提出下列分析性的、亟待面對的歷史挑戰與理論上的反思，以為結論。

　　1. 在全球經濟穿透的過程里，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上，國家的工業遺產的政策未受重視，社會的失望將可能傷害國家的正當性認同；而社會團體在動員過程中采取的保存策略，需反思工業遺產與勞工文化是否必然對立？如何能成功地爭取權益，競爭意義的空間才是問題的關鍵。

　　原來的文化資產保存，在臺灣，就一直沒有受到國家政策的重視，即使是民進黨執政后依然如此，并沒有獲得立即而積極的改善。此時，工業遺產的保存，在臺灣，由于全球信息化的結構性時勢所迫，政策又匆匆上馬，其窘迫可期。這是國家對文化政策的忽略。然而，面對浮現的市民社會壓力，國家的表現若一再令社會失望，由于工業遺產保存與再利用的推動者經常是社會動員的積極份子，它們表現為跨階級的都市運動的一種類型，關心地方文化與地方生活空間質量的提升。這是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中的正當化認同(legitimizing identity)的一部分， 這也是社會對前一階段發展性國家領導權(hegemony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的反省。若文化政策未能分派足夠的資源，未獲得真正的重視，最后，將可能傷害國家的正當性(legitimacy of the state)。
　　此外，由于工業遺產保存關系著經濟與社會再結構，制造業勞工的失業始終不是國家政策與資源分派的重點，因此，不夠健全的法令制度使得勞工失業或許不是各別企業最關心的問題，但是，這卻更關系著國家正當性的建構。至于對勞工的抗爭策略部分， 誠然，臺灣的資本與政府的技術官僚、部分專業委員與文史工作者，確實意識形態保守而不自知。但是，工會若能認識到都市抗爭與文化認同領域抗爭的特殊性，抗爭采取的策略將會有所不同。這樣，勞工文化公園的實現與勞工集體記憶的保存，在臺北實現，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若與1970年代西歐都市運動中反都市更新運動的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對話，關鍵在于能否形成特定社會中跨階級力量的支持，確保弱勢勞工階級的權益，以及，在這基礎上競爭勞工對歷史意義的詮釋。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兩個個案，馬羅勒斯(Marolles)與北杜德提爾(Dudertir Nord)的不同教訓提醒我們：前者，因團結面擴大，不但社會一般其它階級都支持古老的勞工階級住宅區的保存，最后連皇室都表態發言支持文化的保存，結果成為成功的都市運動案例；而后者，因孤立而失敗，勞工無法爭取到保存其小區的機會。弱勢小區必須充分知曉他們的價值觀、應有的權益、以及社會政治的形勢，然后，在策略上與更廣大的都市保存的價值觀相連結，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城市中反而才得以確保其抗爭過程中原有勞工團體主體的權益，競爭意義的空間。

　　2. 認識全球化過程中國家的自我轉化過程：經濟衰退、國家政策形成與執行能力弱化過程中文化保存工作的失落

　　就國家的角色分析，全球信息化時勢下臺灣社會工業遺產的保存與再利用政策的形成與執行，剛好面臨經濟衰退，國家權力的重構，可以見到的是國家能力的弱化現象。一方面，文建會雖然在國家的相關部會中一直是預算資源較少的部門，但是對工業遺產保存言，至少還能組織委員會以因應，試著推動建物保存與資料收集的工作。然而，文化資產最高主管單位，內政部民政司的表現卻是相當被動的，它把大部分的責任都推諉至地方政府的地方自治事務了。讓人還懷疑它是否真正對文化資產保存具有必須的熱情，這是全世界文化資產保存的政府部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也是其文化特殊性。或許，內政部只是在靜靜地等待孕育多年的新的行政院組織法通過后，就可以將這個麻煩的業務移交給新的文化部吧。 
　　另一方面，國家能力的弱化其實也是全球經濟穿透下國家轉化自身的一部分，譬如說，國營企業全面私有化的趨勢說明的不只是表面的競爭力提升的問題，而是，臺灣，在全球化過程中國家(state)特性上的轉變。國家，一方面，在發展性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歷史地釋放了其能量之后，新執政的民進黨，充分運用選舉過程的象征操弄，以強調地方文化的認同為手段，重新建構對社會統治的正當性，以求新的國族國家之重建(the rebuilding of the new nation state)。然而另一方面，國家的轉化過程中，權力結構重構卻表現出政策形成的過程與執行手段粗糙。這是執政者經驗不足？能力不足？決策者流露的權力傲慢？一旦執政之后，當政治決策與文化政策沖突，結果仍是政治優先，或許，有權力的決策者對古跡保存的文化價值其實并沒有真正相信過？亦或是，在國家制度中暫時享有權力位置的決策者，因為政治的不可確定性過高，對公共資源存有過于急切的掠奪性格？如行政院限期一年內標售國有土地房舍、文建會提出與藝術家團體發生沖突的“新臺灣藝文之星”計劃等等。這部分的進一步討論已經超過本文的負擔，必須以進一步的研究來支持與分析國家的特性。 只是，矛盾的結果卻是，對工業遺產的保存，國家力有未逮，最后，這是文化保存工作的失落，其實，傷害的是前述國族國家重構過程中國家正當性的營造。

　　3. 臺灣工業保存政策與執行的可能局限：保存彌足珍貴的地方，經歷充滿沖突的執行過程，可能產生零星突破的成果

工業遺產的保存與再利用，就少數個案言，仍有可以突破的社會條件，這是可能零星突破的成果，像美濃竹仔門電廠的保存、臺北大理街小區轉化臺糖臺北倉庫為小區型公共空間或文化會館，或許還可以很謹慎地加上臺北建國啤酒廠、基隆市的北部火力發電廠等。當然，最好能多方成功，因為工業遺產的保存關系著未來臺灣城市的公共空間質量提升。
　　保存，說明了一個地方的制度與社會對特定空間與文化的重視，被保存的工業遺產，就是社會認為這里是彌足珍貴的地方。但是，這寶地卻是經歷充滿沖突的執行過程的結果。工業遺產的保存多在都市中心地區，有些工業在全球經濟競爭中被認為失去了競爭力，老煙囪下的新花園被認為將提供都市“活化”的泉源，是都市改造與“再生”的契機。這個保存過程不是自然的過程，值得仔細地再分析，重構保存論述的措辭。

　　4.工業遺產保存是全球信息化資本主義的轉化過程中的歷史地景。面對臺灣亟待修復的城市，工業遺產保存是社會排除的后花園？還是社會接納下的文化花朵？或者說，工業遺產保存能成就為老煙囪下的新花園？還是失落的花園？還有待考驗。

　　首先，臺灣的工業遺產保存還是要先面對全球信息化資本主義穿透之后對工業勞工失業的歷史意義，我們必須審視它可能對既有的工業勞工造成的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后果，不然，工業保存就是社會排除的后花園。譬如說，前述的建啤與士紙個案，關廠雖然不是因為保存，反而是保存被做為勞工抗爭，爭取生存、競爭意義的手段，這是臺灣的經驗研究告訴我們的臺灣特殊性所在。但是，全球信息化資本主義推動經濟、社會與都市空間的轉化脈絡卻是一致的。這就是建國啤酒廠工會的關廠抗爭根源，也是日后的保存執行過程，轉化為啤酒文化園區時要面對的最重要議題。這種結構性問題必須被看到，對勞工的傷害才會被避免，專業者可以在日后的執行過程中協助折沖利益，才不會有違工會支持保存的美意，催生符合社會接納(social inclusion)的文化花朵。
　　其次，工業遺產的保存與再利用就真是老煙囪下的新花園了嗎？這些地方，社會投以關切之心，所以國家投入了資源，這里的生活質量將改善。然而，對所有的資本主義城市均然，在房地產市場的作用下，晉紳化（貴族化、高級化、gentrification） 趨勢難以避免，可是這經常與原先的小區動員期望保衛自身居住的歷史的鄰里在實質空間質量與既有的社會結構，背道而馳。這是三十余年前意大利左翼政黨在波隆尼亞建立都市保存里程碑過程中留下的教訓，讓后續的城市與地方政府懂得必須摸索趨吉避兇之道。 對國家的公共政策而言，晉紳化的結局需要在政策與資源投入前更細致地思考才有可能避免。1990年代的紐約，勞工階級或是貧窮的少數民族聚居的歷史的鄰里，如蘇活區(SoHo)，卻因中上階級的移入而在房地產市場中被置換(displacement)，獲得了與1960年代的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同樣的后果。只是，這次的鄰里置換機制是市場，而不是聯邦的推土機，不是粗暴的國家政策。房地產市場是隱形的空間戰爭，社會底層的小區居民很難對抗全球化下市場邏輯所造就的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后果，也是資本主義再結構過程與后福特主義模型所支持的新版都市保存，其實是全球信息化資本主義的轉化過程中的歷史地景。歷史的鄰里成為觀光與旅游的目的地，增加了市中心地區的消費，這是全球都會區域里的社會片斷化(social fragmentation)與空間隔離(spatial segregation)的場景之一。

　　總之，臺灣的工業遺產保存若因國家投入資源而獲致了空間質量的改善，但是，市場邏輯所造就的權力關系，會使得工廠的既有勞工團體（如建國啤酒廠工會）或是周邊小區（如臺糖廠房周邊的大理街小區）原來預期的文化成果走了調。這些地方是符合社會接下的文化花朵，成就為老煙囪下的新花園，還是，是失落的花園，還有待考驗，更值得提醒與預警。

　　5. 臺灣的城市是待修復的城市，工業保存有機會做為老煙囪下的新花園，這花園可以是建構異質地方的機會，異質地方建構的機會不再了嗎？這是更重要的考驗。

　　最后，對經歷長期經濟快速發展過程飽受破壞的大地，久經忽視的都市服務的提供言，臺灣的城市有活力，卻混亂與質量粗糙，確實是亟待修復的城市，才有機會成為可居的城市(livable cities)與永續（可持續）的城市(sustainable cities)。這個為資本的創造性破壞的過程一次緊接一次的滾動所翻攪的過程，我們自身都已經被貫穿與改變了的歷史過程，其實是我們的城市的特殊性所在。保存，則似乎是必要的社會政治過程與空間的手段，假以時日，城市的特色才得以彰顯。而保存本身就是歷史。就以金門與馬祖兩戰地為例吧，軍事設施的保存、地方的意義詮釋、以及地方的再發展，都有極大的潛力。以戰后世界的政治史而言，這里曾經是與兩德的東西柏林、兩韓間的板門店并列的戰地，正是戰爭過去，和平已現，即，戰地本身的死亡，才造就了保存的機會，換取了新生。這正是以過去的集體記憶，通過當前的保存與修復，使得生命在明天復活。只是，這復活只能植基在記取教訓與對歷史的反身性能力的建構上。
　　假如這一波的工業遺產保存機會錯失了，它的損失是難以估量的。這絕不僅是磚頭、木頭與過時鋼鐵的灰飛湮滅，伴隨的無形文化資產遺忘與歷史檔案流失，是更嚴重的結局。缺少了這些資料，以后的研究將難以回答某些疑問，歷史將不可能再提供讓我們了解自身的管道。那么，保存，做為異質地方建構(heterotopias)的機會將失去。這也就是說，在社會與建筑之間，在主體與客體的對象之間，假如失去了鏡像關系，臺灣社會將永遠難以看到自身，難以對發展過程的必然的、歷史性破壞產生反思的能力，一個缺乏反身性(reflexivity)能力的社會，也就永遠是與主體性無緣的社會。 

作者單位：夏鑄九　臺灣大學建筑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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