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洛克對中國近代建筑的影響

　　提要：作者認為, 巴洛克建筑在中國的傳播與變異過程, 分為四個發展階段, 并與中國傳統建筑合流, 生成了所謂“中華巴洛克”。在中國傳統建筑向近代轉型時, 巴洛克調和了若干沖突。
　　
　　關鍵詞: 巴洛克　中國近代建筑　中華巴洛克

　　一、巴洛克建筑在中國的傳播與變異

　　巴洛克建筑17 世紀初傳入中國, 20 世紀30 年代以后逐步蛻變消失。如果將這一期間分為四個階段, 則可以更明顯地看出每個階段不同特點。
　　
　　1．明末天主教堂: 西方巴洛克建筑滲入
　
　　巴洛克建筑傳入中國, 是從明末耶穌會士來華傳教開始的。

　　16世紀意大利興起的巴洛克建筑, 從建筑風格內部演變脈絡看, 是文藝復興盛期米開朗琪羅風格的流變。外部環境, 則是天主教會推波助瀾使然。作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重要工具的耶穌會, 在特倫托宗教會議(T rent Council, 1545～ 1563) 以后, 有計劃向國外滲透。其范圍不限于歐洲, 也深入到亞洲、美洲。明萬歷七年(1579) , 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羅明堅(M ichaele Ruggieri, 1543～ 1607) 首次被奉派到中國, 在廣東傳教。此后, 不斷有天主教耶穌會士隨西方商船來華。其中較有影響的如利瑪竇、龍華民、金尼閣、艾儒略、鄧玉函、湯若望等〔1〕。晚明天主教在中國傳播是相當盛的, 明代著名政治人物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 宮內太監龐天壽、若瑟, 都信奉了天主教。南明永歷帝及皇后, 也都入了教。明末清初, 中國已有13 個省設立了天主教堂。較有影響的如澳門大三巴教堂(1602)、上海嘉定天主教堂(1621)、武昌蛇山天主教堂(1638)、北京宣武門天主教堂(1650)〔2〕和府右街蠶池口天主教堂(1692)。但今除大三巴教堂尚有殘跡外,悉毀。從大三巴教堂殘壁看, 屬早期巴洛克風格(圖1)。耶穌會的教堂一般以羅馬維尼奧拉(G. B. V igno la, 1507～1573) 設計的一座巴洛克教堂為藍本, 17 世紀正值意大利巴洛克建筑鼎盛期, 由此可知明末天主教堂中, 應當有相當一部分呈巴洛克風格。

　　2． 長春園西洋樓: 中華巴洛克的濫觴

　　清初至清中葉, 天主教傳播受到清廷限制, 不及晚明廣泛。但清廷任用了一些西方傳教士作官, 在技術上使用。康熙《永年歷法》、《皇輿全覽圖》、《數理精要》、《歷象考成》。這些融貫中西的巨著, 都有傳教士參與編著繪制。也就是在這樣背景下, 1747～ 1760 年, 乾隆帝受西洋畫的啟發, 命意大利傳教士朗世寧(G. Cast iglione, 1688～ 1766)、法國傳教士王致誠(J. D. A t t itet, 1702～ 1768)、蔣有仁(P. M. Beno ist, 1715～ 1774) 設計監造了長春園西洋樓。

　　長春園西洋樓吸收了巴洛克為主的西方園林布局和建筑風格。同時, 又遵照中國皇帝的旨意和宮廷禮儀典章, 且施工用中國工匠、材料和工藝。這樣, 歐洲的巴洛克揉進了中國建筑的秩序, 細部處理和工藝特征中國化了。如“諧奇趣——水法臺——黃花陣”景區, 運用了巴洛克庭院的布局,理景中將建筑、園林、水景、雕塑交織融匯, 建筑群與外部空間被賦予動態感。但另一方面, 它全部建筑被冠以等級化的中式大屋頂、主體建筑“諧奇趣”被置于漢白玉高臺上(圖2)、以圍墻分割成若干個院落, 在序列終端用于收束的北山方亭, 這些仍然能感受到中國宮苑的秩序和趣味。“遠瀛觀—— 大水法—— 觀水法”景區的建筑最接近于巴洛克原貌, 布局也酷似巴洛克式廣場。但仔細品評, 不僅發現融匯到巴洛克形態中的重檐屋頂、寶頂、鼎爐、卷云紋飾, 發現中國的漢白玉雕刻、五色琉璃瓦增添了巴洛克的珠光寶氣,同時也發現不同于巴洛克的一種秩序。它有一個中心, 即“觀水法”臺上的寶座。景區所有建筑被圍繞它展開: 從背后用作庇護的半圓形石屏風, 到前景大水法、噴水塔, 以及作為遠景的遠瀛觀(圖3)。這一中心使巴洛克流動的空間凝固化了, 也失去了西方廣場市民性的品質。

　　長春園西洋樓并非孤例。幾乎同時, 揚州一些私家宅園也受到巴洛克的影響〔3〕。清中葉以長春園為代表的西洋樓, 是中國首次主動引入西方巴洛克建筑, 它與中國傳統建筑繁縟的細部紋飾合流,本國材料和施工工藝又使國人易摹仿。在以后一個多世紀中, 很多呈“中華巴洛克”風格的所謂洋式建筑, 都可以從長春園西洋樓中找到原型。

　　3．追逐洋風: 中華巴洛克盛行

　　從1840 年鴉片戰爭打開了通商口岸, 西方建筑隨之大量涌入中國。建筑類型也不再限于教堂, 拓寬到領事館、洋行、銀行、工部局、俱樂部、商場、醫院和學校等。這批建筑中, 有些是呈巴洛克風格的。如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堂(1853圖6)、匯豐銀行(1880)、青島總督府醫院(1903)、哈爾濱中東鐵路俱樂部(1903～ 1906)、天津華俄道勝銀行(約1900年前后)。但同時傳入的還有羅曼式、拜占廷式、哥特式、文藝復興式、古典主義式、折衷主義式、殖民地式等, 甚至和歐洲幾乎同步出現新藝術風格〔4〕。各種風格混雜之中, 巴洛克并不凸顯。

　　一個民族, 總是有選擇地從能欣賞的文化中, 援引自己的精神資源。下文將詳述, 巴洛克是當時國人易接受的一種文化。因此, 在同期中國業主興建的所謂“洋式”建筑中, 巴洛克及變體占了主流。重要實例如, 清陸軍部衙署(1908～1910 圖4)、北京農事試驗場的大門和暢觀樓(1906)、上海澄衷學堂(1916)、哈爾濱秋林商行(1904)、道外區紅十字醫院(1916)、漢口電燈公司(1905)、北京瑞蚨祥綢布莊(1900 圖5)、謙祥益、鮮魚口浴池等。從建筑類型看, 它涵蓋了包括辦公、商業、醫院、學校、園林建筑等主要類型。從傳播面看, 甚至播及擴散到村鎮。筆者在民居調查中偶然發現的安徽亳縣爬子巷3 號宅, 將中國仿木結構門坊與巴洛克裝飾裝配的合絲入扣。浙江奉化縣江口何村, 竟看到祭祖的何氏宗祠, 也受其濡染。

　　4．折衷巴洛克: 巴洛克的嬗變

　　約略1910 年前后, 上海、廣州、哈爾濱、武漢等大城市,相繼出現了折衷巴洛克。這類建筑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 外觀上屬于綜合多種風格的折衷主義, 但不同程度地揉入了巴洛克語匯, 故可稱之為折衷巴洛克; 第二, 以大型商業建筑、銀行居多, 采用了現代材料結構; 第三, 設計者從缺乏足夠文化修養的營造商和工匠, 轉到訓練有素的建筑師。

　　1908 年建造的上海華洋德律風公司大廈, 6 層, 由新瑞和洋行設計。它綜合了過渡時期各種要素: 凸凹起伏的壁柱、線腳、花紋, 使繁雜的巴洛克風格仍占主導, 但同時立面也啟用古典三段法。建筑采用鋼筋混凝土結構, 開上海之先。1917 年落成的先施公司大樓, 由德和洋行設計, 它將一集商場、酒樓、旅館、游樂為一體的新型商業建筑, 納入折衷巴洛克外殼。鏤空的“摩星塔”, 平面逐層變化(圖7)。這一手法出自波羅米尼(F. Bo rrom ini, 1599～ 1667) 羅馬Sta A qnese教堂, 在中國商業建筑中被競相摹仿, 如上海永安公司大廈(1918)、上海郵政總局大廈(1924)、上海新新公司大廈(1925)、武漢璇宮飯店與國貨商場(1929)。

　　縱觀中國折衷巴洛克的發展, 有一個大趨勢, 即非理性巴洛克成份逐漸減少, 古典主義理性成份上升。將1908 年的上海華洋德律風公司, 與1922 年哈爾濱吉黑郵務管理局大樓, 或1925 年上海新新公司比較, 后者巴洛克手法被限制在局部, 整體呈古典主義清晰、簡潔、整一的品格。折衷巴洛克嬗變, 預示了中國巴洛克風格的終結。

　　二、巴洛克在中國建筑近代轉型中的作用

　　巴洛克傳入中國, 正值中國建筑從傳統向近代過渡, 巴洛克參與了這一轉型全過程。相比之下, 與巴洛克同期傳入的羅馬式和哥特式, 除偶見于教堂, 對中國建筑幾乎沒發生影響。為什么中國建筑近代轉型時, 選擇、接納了巴洛克。

　　從外部環境看, 巴洛克建筑能在中國廣泛傳播, 當然得益于耶穌會傳教士頑強的文化滲透。乾隆帝對長春園西洋樓的欽定, 客觀上起了先入為主的示范作用。

　　決定性因素, 還是出自巴洛克固有屬性。首先, 巴洛克產生于西歐封建制度分崩離析, 天主教神權面臨生死攸關挑戰之時, 使這一風格潛涵了動蕩時代焦燥不安情緒。而這種情緒正合當地國內主流文化意識。兩次鴉片戰爭失敗, 引發了傳統文化價值體系的崩潰。失落之中, 國人急切地從西方文化中尋找填補支撐。于是我們看到, 洋務運動及其追隨者,把巴洛克建筑語匯, 作為一種改良的標志。如清陸軍部衙署主樓立面兩翼山墻(圖4)、北京農事試驗場暢觀樓和大門、東北迫擊炮廠大門等。一些舊式商人也紛紛改換門面, 以“洋式”的巴洛克門面招攬生意(圖5) , 一時間巴洛克式的洋式商店遍布城鎮; 第二, 中國建筑傳統與近代的沖突, 很大程度在結構、材料和技術等方面, 而巴洛克建筑恰恰在這些方面有相當彈性。它可用中國工匠熟悉的磚木、磚石結構, 如長春園西洋樓、清陸軍部衙署、北京瑞蚨祥、謙祥益綢布莊。也可運用現代鋼筋混凝土結構, 如上海華洋德風公司大廈、先施公司大樓、永安公司大廈。這樣, 巴洛克便緩釋了中國建筑近代轉型過程中這一矛盾; 第三, 巴洛克建筑形態有很大的包容性。事實上, 巴洛克從意大利傳入歐美其它國家, 已經出現很多變體。如德國、奧地利、法國和西班牙獨特的巴洛克, 巴洛克在中國產生變體, 并不應引起太多費解。如意大利學者孔蒂認為, 巴洛克“每一個獨立的作品都在這眾多的特色之間創立了自己的平衡, 每一個國家也以不同的方式發展了這些成份。深刻理解每個地區和民族的差異, 才是正確理解巴洛克藝術全貌的根本。”〔5〕第四, 巴洛克與中國傳統建筑之間存在某些觀念形態的暗合。巴洛克追求運動動勢,中國傳統建筑很早就會運用反曲屋檐、屋角起翹等方法, 使形象輕巧靈活。巴洛克一改西方古典主義以數學為基礎的構圖法, 求助于直覺、感官、想象, 而中國傳統建筑歷來重視感官效果, 重視由實入虛、即實即虛的意象。巴洛克喜歡曲線正合中國古典建筑美學趣味, 且中國工匠有處理飛檐翹角、卷殺、升起等一整套曲線化的經驗。巴洛克和中國傳統建筑一樣飾以濃重的裝飾。即便是西方雕刻手法使巴洛克出現的凸凹起伏立面, 也很容易被國人誤讀成梁架形象的變異。總之, 巴洛克建筑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國人變化的精神狀態, 其形態又與傳統建筑存在某些暗合而易接受。特別是,中國工匠能得心應手地將某些巴洛克語匯, 轉換成傳統建筑話語, 這也許正是為什么中華巴洛克表現出相當的創造性。

　　巴洛克調和了中國近代建筑轉型過程中若干矛盾沖突。它能在國內廣泛傳播和發展, 并非偶然。

　　三、中華巴洛克的特征

　　1． 揉入中國傳統建筑細部紋飾

　　巴洛克繁縟的雕飾, 與包括民居在內的中國傳統建筑豐富的細部紋飾, 有異曲同工之處, 這使得中國工匠能駕輕就熟地在巴洛克中揉入傳統建筑細部紋飾, 常見的有字匾、雀替、望柱、卷草、三福云、垂蓮、云紋、萬字紋、壽字紋等。典型實例如北京農事試驗場大門, 于巴洛克式門坊中揉入碎密的傳統建筑云紋、游龍等, 流傳甚廣。北京瑞蚨祥綢布莊是本世紀初中國新式店鋪的代表, 它于巴洛克門面中滲入了中式匾額、壺門、松鶴圖和蓮花、牡丹花飾(圖5)。筆者還見到將傳統漏窗嵌入巴洛克立面的作法, 顯示出相當的創造性。

　　2．多樣化的傳統材料與工藝

　　豐富的傳統材料與工藝, 是中華巴洛克另一特征。

　　琉璃瓦和漢白玉石雕, 是中國傳統建筑裝飾的精粹, 它們用于中國巴洛克建筑, 可以追溯到長春園西洋樓。琉璃和漢白玉雕飾, 增添了巴洛克豪華氣質。如武漢大學體育館, 不僅屋頂用綠色琉璃瓦。在巴洛克式山墻, 也局部飾以琉璃瓦披檐, 成為巴洛克式立面構圖重要手段。北京瑞蚨祥綢布莊,鮮魚口浴池等建筑繁縟的立面, 則鑲嵌以漢白玉石雕。灰泥裝飾及磚雕, 在一些中小型巴洛克建筑中極普遍。四川大邑縣劉氏莊園, 以彩色泥塑將巴洛克風格的門坊裝點的美侖美奐, 應為范例(圖8)。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清水磚作法。日本學者西澤泰彥在看到哈爾濱清水磚巴洛克建筑時認為: 西方磚結構的建筑物多半做砂漿抹面, 水泥拉毛或仿石處理外裝修, 這可能是因為歐美人不喜歡磚表面裸露在外的緣故, 然而, 在由中國工匠建設的傅家甸,“中華巴洛克”建筑的青磚外墻均不加裝修。這是因為中國人同歐美人對磚的感覺有不同之處。他認為:“中華巴洛克”是中國特有的寶貴建筑樣式。期望能夠對哈爾濱、沈陽有代表性的“中華巴洛克”建筑進行調查、實施保護。

　　3．對巴洛克語匯作中國意義的闡釋

　　以扁方柱將立面處理成凸凹起伏狀, 是意大利巴洛克建筑經典作法。但這一語匯被中華巴洛克誤讀成仿木結構形象, 并和中國傳統建筑門坊融和, 成為中國巴洛克最普遍的立面形態之一。典型實例如北京農事試驗場大門(1906)、云南陸軍講武堂(1909)、南京太平南路石坊(1913)、上海尚賢坊(1924) 和四川大邑劉氏莊園(1938) 等。中國門坊的形象, 是由上半部“樓”和下半部仿木結構的“構架”組成。傳統上“樓”常做成飛檐戧角, 隨著近代文化價值觀的變異,這種形態顯得不合時尚, 被巴洛克曲線和斷山花等取代。下半部則依然保留了“三間四柱”之類仿木屋架形態。因此, 立面雖有巴洛克凸凹起伏雕塑感, 但并不像意大利巴洛克對柱隨心所欲的運用。

　　在主要立面上端建鏤空的塔樓, 在中國巴洛克式商業建筑中很普遍(圖7)。這種鏤空塔樓源于意大利巴洛克教堂西立面的鐘塔, 原多成對出現。而在中國商業娛樂建筑中大都取單塔形式。這是因為, 立塔除了標新立異突出門面, 以便招攬生意, 主要還是作鎮風水〔7〕。這樣, 西方鐘塔的語義, 被改譯成中國的風水塔。

　　4． 用字匾, 楹聯等表意

　　中國傳統建筑本身一般不具表意功能, 這和善于用形態和雕刻傳達一定意義的西方古典建筑很不相同, 利用字匾、楹聯等通過題辭贈詩表意, 是中國傳統建筑特征。這一特點,也被中國巴洛克建筑吸收。事實上, 早在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建巴洛克式教堂時, 便因襲了傳統建筑這一作法。1853 年建成的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堂(圖6) , 巴洛克立面便揉入了匾額、楹聯, 此后, 在一些中國門坊變體的巴洛克立面中, 匾額、楹聯更普遍。

　　
　　
　　注釋

　　〔1〕利瑪竇(M atteo R icci, 1552～ 1610) , 意大利人, 于明萬歷七年(1582) 來華, 翌年與羅明堅同抵廣東肇慶傳教。龍華民(N icco loLongobardi, 1959～ 1654 ) , 意大利西西里人, 萬歷二十五年( 1597) 抵華。金尼閣(N ico las T rigault, 1577～ 1628) , 法國杜埃人,艾儒略(Julio Aoeni, 1582～ 1649) , 意大利利布雷西亞人, 均于萬歷三十八年(1610) 抵華。鄧玉函(J ean Terrenz, 1576～ 1630) , 巴登大公國人, 湯若望(Johann A dam SchallVon Bell, 1591～ 1666) ,德意志人, 萬歷四十八年(1620) 金尼閣偕鄧玉函, 湯若望等22 名耶穌會士抵華

　　〔2〕即中期南堂。明萬歷三十三年(1605) , 利瑪竇在此始建經堂。清順治七年(1605) , 清廷賜德傳教士湯若望金一千兩, 于舊址改建大堂, 名“無玷始胎圣母堂”。后屢經焚毀。現在南堂系光緒二十八年(1902) 重建, 巴洛克風格, 一般認為它一定程度上承襲了中期南堂風貌

　　〔3〕《揚州畫舫錄》可見到巴洛克對其時揚州園林影響的蹤跡。竇武《清初揚州園林中的歐洲影響》一文有詳論。見《建筑師》28 期,1987 年10 月, 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4〕見揚秉德主編《中國近代城市與建筑》, 第六章(常懷生編著) , 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1993

　　〔5〕見弗•孔蒂《巴羅克藝術鑒賞》, 李宗慧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2

　　〔6〕見侯幼彬、張復合、村松伸、西澤泰彥主編的《中國近代建筑總覽•哈爾濱篇》, 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1992。清水磚材料的中華巴洛克建筑不限于哈爾濱、沈陽, 極普遍

　　〔7〕李英年在《大世界游藝寶塔說明》談到, 上海大世界“寶塔之建造, 系用以鎮壓風水者”。見《中國建筑》第27 期, 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