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教育、環境運動與國家戰略

　　一、從環境抗爭到環境運動

　　改革開放30余年，中國經濟經歷了持續的高增長，被譽為“中國奇跡”，其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我們也為GDP的增長支付了昂貴的社會成本和生態成本：社會成本在于勞動力過度廉價，以至于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在創造窮人；生態成本則在于世界工廠的“黑色”外部效應，環境污染愈演愈烈，農村和城市皆深受其害。據統計，中國的廢水排放量由2001年的1947.8萬噸增至2006年的2588.8萬噸，同期煙塵排放量也由1069.8萬噸增加到1088.8萬噸①；2009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總排放量的20%左右，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此外，截至2005年下半年，全國660多個城市中有400多個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問題，其中110個城市缺水情況嚴重；有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如果這些數字還過于抽象的話，那么，下面這則消息或許更能觸動我們的神經：空氣污染、水污染及大范圍使用食物添加劑和殺蟲劑所導致的癌癥已經成為中國的頭號殺手。

　　與此同步，中國的環境糾紛、環境抗爭也在與日俱增。1995年因環境問題引發的群眾來信58678封，2006年則升至616122封，11年間增加10倍之多。據不完全統計，環境投訴的數量，每年的增加速率大約為30%。因環境污染而引起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也越來越多見。

　　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絕大多數的環境沖突、環境抗爭都不是以“環保”為取向的：在城市，盛行的是“鄰避政治”(NIMBY Politics)，NIMBY即“不要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的縮寫，也就是說，那些可能造成環境公害、影響居民生活質量和身體健康的公共設施（如機場、垃圾處理廠、變電站）不要建在我家附近，否則我就要出來抗爭；在農村則是“補償政治”，其核心議題是污染補償而非環境保護，只要污染方提供合適的物質補償或就業崗位，農民的抗爭就會偃旗息鼓，也就是說，農民對污染通常有較高的容忍度，農民不能容忍的是無視他們生存需要的經濟霸權。無論是“鄰避政治”還是“補償政治”，斗爭的核心都不是生態環境本身，而是一種維權行動，維護自身的直接利益不受損害。

　　“鄰避政治”即使取得勝利，也僅僅意味著具有污染的設施從此地遷往彼處，譬如，廈門反PX運動的結果就是，存在安全隱患的PX項目遷往相對弱勢的漳州，因為那里沒有組織起來的中產階級。可見，“鄰避政治”有一個很大的缺陷，它往往有利于精英階層和中產階級，窮人和貧困地區往往會成為“鄰避政治”的犧牲品。君不見，大城市的垃圾處理廠、變電站往往會更加靠近窮人社區。

　　“補償政治”如果獲得成功，也不過意味著受污染村民與污染企業之間形成休戚與共、共存共榮的關系，出現所謂“被劫持的村莊”。譬如，陜西某村委會門前的春聯是“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全靠化肥廠”，對于企業可能面臨的關、停、并、轉，村民顯得比工廠還要焦慮不安，村委會主任甚至打算組織聯名上訪來保護這家“造福一方”的企業②。

　　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兩種類型的環境抗爭，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境下（即實現預期目標的前提下），也很難令生態環境有所改善。

　　2009年的“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則是一個可喜的轉變，從最初的區域環境維權逐步演變為全國范圍內對垃圾處理方案的討論，不再糾纏于選址的問題，而是質疑垃圾焚燒發電的合理性。業主們聲稱：“廣州的環保問題被人為分割成幾個小區域內的問題！……番禺被孤立甚至被對立了！番禺30萬人抵制垃圾電廠的聲音顯得如此蒼白而自私！……所以我們不是反對在番禺建垃圾電廠，而是反對在廣州任何地方建電廠，反對已經建成的李坑電廠，反對以后要建的花都、蘿崗電廠！”如此一來，這場運動就由社區維權轉向了政策倡議③，由“鄰避政治”轉向了環保運動。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番禺的反垃圾焚燒運動要比廈門的反PX運動更加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后者對于社會運動的意義大于環境保護，因為它創造了“集體散步”這樣一種理性的、溫和的社會運動樣式；而前者對于環境保護的意義大于社會運動，因為它超越了自私的地方狹隘主義(local parochialism)，轉向了更加具有公共利益取向的環境運動。

　　二、環保，不只是運動

　　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在中國政府倡導生態文明的發展方式轉型中，中國的環境運動必將會越來越壯大，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組織和個人加入到這項偉大的事業中來。但是，我們也必須意識到，環境保護不應該總是以新聞事件的方式進入我們的視野，更應當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進入我們的頭腦，融入我們的行動，成為我們思考世界的一種角度、改造世界的一種方式。這就意味著，環境保護不能僅僅以社會運動為主要的載體，不能僅僅依靠環保人士和維權者的奔走呼告，而必須落實到每一個普通人的身上，成為每一個市民和村民的日常生活實踐。

　　在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環保NGO特別引人注目，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環境運動較少受到政府部門的限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與環保部門形成了一個政策倡議網絡，因此發展較為迅猛，對民眾和政府均能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當前的環境運動也表現出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通過個案（譬如怒江反水壩運動、番禺反垃圾焚燒運動、廈門反PX運動）來影響政府的政策和行為，以事后“救濟”為主；而今后需要大力發展的一個方向是環保教育，需要政府、學校、NGO、媒體、企業和社區共同來提高人們的環保素養（包括環保意識和知識），這可能更為根本。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在外資企業工作的朋友告訴我，他們的外籍同事在母國養成了注重環保的生活習慣，對自己的生活垃圾做很細、很嚴格的分類，通常會將各種垃圾分裝在六、七個貼有不同標簽的垃圾袋里面。但是，這些老外很失望地發現，他們精心分類的垃圾卻被中國的環衛工人“一視同仁”了。

　　據報道，在日本，每戶家庭的墻上都貼有兩張時刻表，一張是電車時刻表，另一張就是垃圾回收時間表。每周七天，回收垃圾的種類每天各不相同。生活垃圾先分為可燃、不可燃、大型垃圾、其他類垃圾和電子類垃圾等類型。大類下再分小類，如可燃垃圾就再分類為廚房垃圾、紙張類、木材類等等。而紙張類又分為可回收與不可回收。

　　這些事例都啟示我們，“環保”不能停留在理念，不能僅僅作為一種“政治正確性”而存在；在當今世界，不是每個人都贊成民主，但幾乎所有的人都贊成環保。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環保，而是如何做才能更加環保。光是讓環保的理念成為一種價值觀還不夠，必須讓環保的方式、方法成為一種常識、一種習慣、一種生活態度。

　　也就是說，環境保護肇始于社會運動，卻必須超越社會運動，進入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成為一種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邁向生態文明。要實現這一轉變，環保教育是一個關鍵環節。如果說環境運動是向外用力，力圖影響政府和企業的行為，改造外部世界；那么，環保教育就是向內用力，試圖改變人們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模式，改造內在世界。

　　三、環保教育：改變你我，改變世界

　　“環保教育”或許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匯，但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卻非常罕見。中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當中，有多少人讀過《寂靜的春天》？一節干電池可以讓多少土壤永久失去利用價值？白色垃圾到底有什么危害？很多時候，我們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樣富有知識。

　　其實在很大程度上，環保教育是環境運動的先聲。1962年，蕾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一書在美國問世，當即產生了轟動效應，她關于殺蟲劑危害人類環境的論斷，讓化工產業的巨頭和科學家們為之抓狂，并引發了激烈的論戰。最終是這個柔弱的女子獲得了勝利，環境保護逐漸成為社會的共識，環保運動風生水起。正如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所言：“《寂靜的春天》猶如曠野中的一聲吶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辯的論點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如果沒有這本書，環境運動也許會被延誤很長時間，或者現在還沒有開始。”這就是啟蒙的重要性，教育的重要性。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一節一號電池爛在地里，能讓一平方米的土壤失去利用價值，而這些滲出的重金屬物質還會污染地下水，并隨著水分的循環，進一步污染河流、湖泊和海洋，進入魚類和農作物體內，“添加”到我們的食物鏈，最終危害我們的健康。那么，你還會隨意地丟棄一節電池，并認為它與我們的生活無關嗎？

　　環境正在成為我們時代的“現世報”。可持續發展的命題比以前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加緊迫，環境污染不只是會危害我們的子孫后代，它已經在直接地侵襲著我們的生命。大江南北出現的近百個“癌癥村”，在明白無誤地警示我們：大自然的報復有多么迅猛和可怕！工業文明所締造的這個無法被大自然“吸收”的物質系統正在成為一只桀驁不馴的巨獸，日益掙脫人類的控制，并反噬這個昔日的主人。

　　改變，迫在眉睫！中國的環境保護走了太久的彎路，以至于在“先污染，后治理”的這條歧路上積重難返。而今，我們需要好好地反思，重新制定我們的行動綱領，從頭做起，從最基本的工作做起，這就是“補課”，為環保教育補課。

　　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環保教育體系：

　　其一，除了制定專門的《環境教育法》以外，還紛紛成立國家機構。如美國聯邦政府教育署下設環境教育司，環境保護署下設環境教育處、國家環境教育咨詢委員會、聯邦環境教育工作委員會，并成立了非營利性的國家環境教育與培訓基金會。英、法、澳等國也有類似的機構。這些機構通過培訓教師、開發教材、提供環境教育情報資料等方式推動環境教育的發展。

　　其二，有完備的師資體系。許多大學都設置了環境教育的課程和學位。如美國的威斯康星大學、密執安大學等都開設了為期四年的環境教育專業課程，培養環境教育的專職教師，并頒發環境教育教師資格證書。美國威斯康星州法令要求對中小學教師進行充分的自然資源保護方面的教育。

　　其三，環境教育滲透到校內外的各種活動之中。環境教育的兩個突出特點是廣泛性和跨學科性，這就決定了各國開展環境教育的主要方式是將環境教育滲透到校內外的各種活動之中。日本把樹立科學的自然觀作為理科教育的總目標，其環境教育常常滲透到各科教學特別是理科教學中。德國開設垃圾課，教授垃圾分類堆放的方法。

　　在上海，據我所知，已經有“根與芽”、“熱愛家園”等NGO在從事青少年的環保教育，復旦大學也利用通識教育的平臺開設了“環境與人類”、“環境與人群健康”、“全球化時代的環境問題”、“可持續發展”、“人類生態學”等一系列選修課程。但這與西方國家體系化的環保教育相比，尚有一段極長的距離。在相對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差距自然更大。

　　回到垃圾分類的例子，如果我們能夠通過環保教育，讓人們更好地掌握垃圾分類的原則、形成分類處理的習慣，在垃圾處理的“上游”環節（社區和辦公場所）正本清源，就可以大大減輕“下游”（垃圾處理廠）的壓力。日本在這方面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成功的典范：上世紀90年代，日本曾經因垃圾焚燒發電導致空氣與土壤中的二惡英含量嚴重超標，后來，日本人改變思路，將垃圾處理的重點由終端——怎樣消滅垃圾轉移至起點——怎樣減少制造垃圾。自2000年起，日本先后頒布實施了《家電回收法》、《食品回收法》等與垃圾減量相關的法律，以個人與家庭為單位，從源頭上減少垃圾，實行垃圾分類。2008年，東京的垃圾年產量相比20年前減少了一半，而這也導致東京的25座垃圾焚燒廠中有10座因無垃圾可燒被迫關閉。同時，由于實行了嚴密的分類措施，現有的垃圾焚燒廠所燃燒的垃圾已經完全剔除了塑料等化學制品，大大降低了焚燒所造成的有毒氣體排放量。

　　除了政府、民間組織、學校和社區，企業與媒體也應當被納入環保教育的網絡。企業要更多地擔負起社會責任，不僅需要在節能減排方面下功夫，還須透過員工培訓的環節推廣環保理念和環保技術。媒體則可以在環保方面發揮信息傳播與意見領袖的作用，不僅要關注那些涉及環境的“大事件”，也要注重宣傳那些看似細枝末節的環保小貼士、小技巧、小發明。

　　另外，以往我們的環保宣傳主要從“公益”精神入手，而實際上，一個更好的切入點應該是“健康”。從來沒有哪個時代的人們像我們今天這樣狂熱地追求“健康”，我們的電視上充斥著各類醫療健康類節目，遺憾的是，卻很少與環保這個主題相結合。殊不知，我們當下的“健康問題”與“環境問題”幾乎是一對孿生兄弟。環保教育應該與普通人最關心的話題接軌，而不是高高在上地自說自話。

　　我堅信，環境保護只有從社會運動轉變為一種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讓普通民眾取代專業環保人士成為故事的主角，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我還堅信，這樣一個轉變，最終取決于教育。

　　四、環保教育、環境運動與國家戰略：生態文明的三駕馬車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已經悄然過去，曾經為“千禧年”而激動不已的人們似乎并沒有看到一個不一樣的地球，人類的生存環境還在一如既往地惡化著，《2012》做了一個大膽又現實的猜想，哥本哈根會議做了一個有益而無力的嘗試。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中國也試圖在環境保護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表率。2007年，“生態文明”這個概念被寫入了中共十七大報告，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新理念——“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環境保護被提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長期以來，被廢氣熏黑、污水泡脹的GDP被要求向綠色GDP靠攏。譬如，江西南昌通過推行“差異化考核”來調整發展的指揮棒，淡化一刀切的GDP指標，加大生態指標的權重。在有著南昌“綠肺”之稱的灣里區，不僅取消了工業增加值的考核，在招商引資方面也不再做增長要求；新增了森林覆蓋率、水源水質、生態旅游指標的考核，“生態成績”所占比重接近三分之一；變“開廠子”、“賣房子”為“生產負氧離子”，叫停了林區內所有的房地產項目，污染企業也陸續關閉、搬遷。為了讓生態保護不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南昌市的“綠色財政”迅速跟進，從2009年開始，每年拿出3000萬元，通過轉移支付補償給灣里。有了“綠色支撐體系”的強力推進，南昌各地發展的“個性”越來越突出，而整座城市的發展也越來越和諧。南昌的空氣優良率達到有檢測紀錄以來的最高水平，低碳經濟在工業中的比重已占到30%④。

　　如果說“生態文明”寫入十七大報告彰顯了國家戰略的重要性，那么，南昌的案例則顯示了制度安排與政府行為的重要性，后者是對前者的操作化與具體化。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由政府來主導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戰略、制度和政策層面的調整尤其重要。

　　面對環境污染這個世界級難題，單純依靠政府、市場、社區、學校、企業或媒體的任何一個力量，都難免力有不逮。要建設生態文明，實現科學發展，需要三駕馬車的合力，這就是環保教育、環境運動和國家戰略。環境運動是前鋒，其作用在于匯聚民意，影響政策，促進改革；國家戰略是主力，其作用在于創新制度，調整政策，規范行為；環保教育是后援，其作用在于推廣觀念，改變人心，培養人才。

　　進而言之，生產污染的治理關鍵在于政府監管，因為公共權力與市場激勵機制的結合可以比較有效地解決污染的外部性問題；生活垃圾的處理關鍵在于環保教育，因為分散的家庭和辦公室難于監管，更宜通過個人的自律來解決；政策導向的轉變關鍵在于環境運動，因為公民社會永遠是推動改革的清新力量；而國家戰略則扮演了一個統領全局的角色，它既立足于民意，又著眼于未來，將國家、社會和市場的力量整合在一起。

　　我相信，有了這三駕馬車齊頭并進、合力向前，中國的環境治理與生態文明建設必定可以披荊斬棘，開辟一條兼顧經濟發展與生態平衡的新路！ 

　　附注：

　　①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07）》，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年版。
　　② 熊易寒：《市場“脫嵌”與環境沖突》，《讀書》2007年第9期；張浩文：《被劫持的村莊》，《天涯》2007年第3期。
　　③ 馬青：《反對垃圾焚燒：從社區維權到政策倡導》，《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7期。
　　④ 《央視〈新聞聯播〉頭條聚焦南昌經濟發展》，www.ncjmw.gov.cn/readnews.asp?newsid=2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