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堅:詩意的棲居

　　《設計生態學》主編威廉·S·桑德斯對俞孔堅教授有過這樣一段評述：“在中國現代化進程助力之下，中國的景觀設計師和土地管理者似乎比他們的西方同行更少地看到現代化的弊端。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俞孔堅的作品在美國，相比在中國獲得了更多的榮譽和關注。” 

　　美國《時代》周刊稱俞孔堅為“自然的力量”，俞孔堅則將自己所從事的景觀設計職業稱為生存的藝術。

　　然而，亡逝的靈魂啊， 
 
　　你將被指向何處？ 
 
　　是希臘和羅馬的廢墟， 
 
　　還是養育你的家園？ 
 
　　——節選自俞孔堅《魂兮歸來》 
 
　　2013年春，北京，持續的霧霾天散去后的一個晴日。 
 
　　“你知道這場霧霾，給多少人埋下健康隱患？甚至有多少人可能因此死去嗎？” 
 
　　說話的人是俞孔堅，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研究院院長、北京土人景觀與建筑規劃設計研究院創始人、哈佛大學景觀設計學博士。這次采訪前，由世界10多位知名學者編撰出版的關于俞孔堅作品的評論集《設計生態學：俞孔堅的景觀設計》，剛剛被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ASLA）評為2012年十大最佳圖書。 
 
　　記者與俞孔堅的對話圍繞著他對環境問題的城市與景觀規劃設計思考展開。 
 
　　2003年SARS蔓延、2006年松花江污染事件發生、2007年太湖藍藻再度暴發……同今天的霧霾一樣，這些看似與俞孔堅的專業——景觀設計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在他眼里卻是相關的。 
 
　　“這些自然過程、災害以及人的行為，都是在土地這個界面上發生并相互作用的，而透過土地、城市、景觀和建筑的表象，本質是快速城市化和經濟繁榮下中國潛伏的巨大危機。”這段話收錄在俞孔堅所著《回到土地》的序言中，濃縮了他對中國城市與景觀的規劃設計與國土生態安全的深層次思考。 
 
　　“霧霾之后，一些更嚴重的問題甚至尚未到來。” 
 
　　一抔土 一路行 
 
　　俞孔堅今年剛好50歲，作為全村當年唯一考上大學的孩子，如今身兼學人與設計師兩種身份，游走于學界與大地，走在國際城市與景觀設計的前列。 
 
　　1963年出生于浙江金華的東俞村，俞孔堅對童年里的故鄉有著和諧而美好的回憶——小村四面環山，有溪自村間過，繞宅而入池；村前有林，蟲獸成群而嘻，鵲鳥之聲至夜不絕于耳。 
 
　　17歲時北上讀大學，俞孔堅從母親手中接過一包土，母親希望，家鄉的水土能夠保佑兒子，而俞孔堅將之視為自己最濃郁的鄉土情懷，保存至今。 
 
　　1980年，操著滿口“浙普”的俞孔堅第一次來到北京，他驚訝于寬闊的城市道路和大樓，發現這里與自己所在的小鄉村是如此迥異，這甚至讓他感到有些自卑和壓抑。 
 
　　多年以后，再度回憶起這個細節時，俞孔堅卻深刻地發現這是“小農意識”在作祟，“作為曾經的農業國家，當我們建設城市的時候，就在盡可能地讓它變得跟農村不一樣，其實我們是在逃避自然”。俞孔堅發現，要建設美麗新中國，就需要對“土”有全新的認識。 
 
　　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 
 
　　兒時記憶中的桃花源式場景令人神往， 但接下來的狀況則頗具現實意義—— 一場閃電戰般的現代化“襲擊”了他的村莊，樹木被砍光、河流硬化、魚兒死去，水也被管道帶向未知的彼方。 
 
　　這并非東俞一村之悲劇。 
 
　　1999年，兩院院士吳良鏞在《北京憲章》中描繪道：“我們的時代，是個‘大發展’和‘大破壞’的時代。”時輪悄轉，今天的中國現狀或多或少印證了這一預判。 
 
　　這亦是俞孔堅心頭揮之不去的陰霾。 
 
　　“如今走進北京、上海、廣州和成都，你看到了些什么？有些人說是千篇一律，抑或千城一面。那些以‘奪回古都風貌’、‘構筑新世紀景觀’為名的城市設計，最終造成了什么？是效率低下的城市干道、耗資巨大的景觀工程以及因不合理設計而造成的城市空間結構破壞。” 
 
　　俞孔堅特別提到了一個詞——“城市美化”，它最早出現于1903年，以城市中心地帶的幾何設計和唯美主義為特征，卻為發達國家留下了沉痛的教訓。“但它陰魂不散，以‘城市化妝’的面孔在今日中國上演。” 
 
　　自1995年在哈佛大學獲得設計學博士以來，俞孔堅在美國工作期間就一直關注著中國的建設。當時的中國，大規模的城市建設運動剛剛開始，這讓俞孔堅頗為心動，但其中暴露的問題又令他觸目驚心——多年奔走于中國各地的俞孔堅，已經看了太多因“化妝”而造成的“城市病”。一如富麗堂皇卻令游客曝曬于日光之下的非人性廣場，“當蜿蜒多情的河流被殘忍地裁彎取直，城市便不再動人”。 
 
　　在他看來，中國城市建設貪大求洋、庸俗堆砌的根源，在于封建意識、暴發戶意識和小農意識帶來的文化積垢。盡管從西方社會學成歸來，但俞孔堅認為真正好的設計，是能夠依附于中國鄉土靈魂之上的。 
 
　　“當所謂詩情畫意的仿古園林，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會以古羅馬廢墟的亡靈，便衍生出了中國當代城市景觀設計的怪胎。” 
 
　　在他看來，只有回到土地，回到平常，回到真實的人地關系中，倡導“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才能創造出新中國的新鄉土。 
 
　　“足下文化，就是關注平常人的事，關注他們的感情、他們的需要；野草之美，就是善待腳下的自然，鄉土的自然 。” 
 
　　俞孔堅關于廣東中山岐江公園的設計就是這樣一個對足下與野草善加利用的案例，他利用當地的一個上世紀50年代修建的舊造船廠，將其作為社會主義工業遺產加以保護和利用，用生態修復的手法，利用當地植被如荷花、茭白、菖蒲等營造濕地景觀，很好地保持了這里的親水性和生態性的自然效果，因而廣受贊譽。同時，該設計還榮獲了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2002年度榮譽設計獎。 
 
　　哭泣的母親河 
 
　　1998年，俞孔堅創辦了北京土人景觀與建筑規劃設計研究院，這個名字令很多人頗感意外。因為在過去的中國，“土”一直被用來形容那些未開竅或不懂世故的人，通常被用來指代新進城的鄉下人。在注冊這一設計機構時，相關機構甚至不讓俞孔堅注冊，勸他改名。 
 
　　盡管北京土人景觀與建筑規劃設計研究院是商業機構，但并不能把它的創始人俞孔堅單純想象為一名普通的、為追逐商業利益而行動的城市景觀設計師，與城市規劃設計相比，保護國土生態安全格局、再造秀美山川才是他真實而宏大的愿景。 
 
　　“除了霧霾，還有太多的問題，比如水的問題，我們每天喝的水有多少是被污染過的？”俞孔堅一聲喟嘆，“我們太過依賴工程技術，不給自然以空間，以至于單一的防洪目標和不明智的工程措施，如硬化或渠化河流系統，讓本來服務城市和大地生命健康的地表水系統變成了城市的負擔，人與自然的關系越來越緊張。” 
 
　　在俞孔堅的散文《哭泣的母親河》中，他以母親河的視角寫道：“南方的人呵北方的人，你們曾經向我排泄著污穢和濁流，而今卻拿我開刀整治，舉著‘泄洪’的利刃，開著‘清污’的鏟車……多想問你們——還記得嗎？我是你們的母親河啊！” 
 
　　改變這些，就需要關于土地和景觀的價值觀、審美觀、學科教育體系的改變和生態技術系統的建立。 
 
　　但這并非一日之功，其路之艱辛不難想象。 
 
　　1997年回國至今，俞孔堅不止一次地在會議、講座以及其他公共場合疾呼，國土生態安全是繼人口問題之后，當代中國面臨的最嚴峻挑戰。 
 
　　然而在過去，這一吶喊遇上全面建設城市經濟的主流口號，有些相形見絀。 
 
　　當時的人們堅信，堅硬的鋼鐵、水泥和巨大力量的機械能夠為人類在自然力面前壯膽，只要對“科學”善加利用，就可以與自然分庭抗禮。 
 
　　但俞孔堅始終沒有停止對這一思潮的批判，他不斷地提醒人們：“‘自大’才是危險的開始。人們用不全面的科學知識來掩蓋自己的無知，加之為追逐眼前利益而對已經積累的科學知識置若罔聞而表現出的麻木，如此無畏，因而離災難不遠了。” 
 
　　俞孔堅相信，即使是在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的今天，人類仍然能夠與自然和諧相處，這種人與大地“女神”的關系應該體現為一種新的土地倫理，并最終上升為法規，形成一種“天地—人—神”和諧的秀美山川。 
 
　　一個具有重要警示作用的例子是2004年的印度洋海嘯，這場災難來臨時，那些住在高級酒店與海濱別墅里、自恃受過一定科學知識教育的“文明人”構成了主要遇難者，而偏遠島嶼上孑遺的史前部落卻幸免于難。 
 
　　“片面的科學知識是人們自我陶醉的毒鴆之酒，只有全面而完整的知識才能令人們重新獲得自信，把握好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 
 
　　給總理的信 
 
　　2006年除夕夜，讀罷《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后被正式公布為2006年一號文件）之后，他回想到過去幾年在全國各地看到的以建設為名而導致的鄉村生態破壞和文化遺產消失，由此將帶來生態災難和鄉土文化遺產的大破壞。俞孔堅難以成眠。他立即寫信給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希望中央能夠注意到，由于地方官員的認識局限和執行不當，可能導致對鄉村生態和文化遺產不可逆地破壞，并建議盡快建立國土生態安全格局和鄉土文化遺產保護體系。 
 
　　令俞孔堅感動的是，很快溫總理對這封信作出批示，要求在當年的4月1日前結辦。 
 
　　而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亦首次單篇論述“生態文明”，并首次使用“生態安全格局”的概念，全國黨代會報告第一次提出“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建設美麗中國”，成為該報告中最大的亮點之一。 
 
　　或許不少人難以理解俞孔堅的行為：一位職業城市和景觀設計師，何必費神操心國土安全格局？但俞孔堅卻不這么看，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樣，城市與景觀設計與國土生態安全在他眼中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但如今我們看到的城市和景觀的規劃設計，有多少是恐怖的潛伏地？國土、城市和景觀規劃的根本任務就在于回避和應對這種恐怖。” 
 
　　“反規劃”即是俞孔堅手中最有力的理論武器。 
 
　　“反規劃”不是不規劃，也不是反對規劃，本質上是強調通過優先進行不建設區域的控制，來進行土地和城市空間規劃的方法論。其宗旨是從土地的健康和安全的名義、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義出發。它體現的是對自然的尊重，就像國畫中的留白。 
 
　　為此，俞孔堅曾撰寫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并個人出資把自己的著作《城市景觀之路——與市長們交流》寄送給了中國大約3000名市長和官員，該書直指城市規劃中一些政績工程的弊端。 
 
　　好在，與剛回國時所經歷的艱苦歲月不同，如今不少城市的決策者們在認真研讀了俞孔堅的書籍后，漸漸地從不理解，到開始關注這個在北京燕園東北角作研究，卻心系祖國整體生態格局和秀美山川的院長了。 
 
　　采訪前的幾日，俞孔堅剛剛從廣州歸來。在那里，俞孔堅為廣州市設計了一處生態城區——天河智慧城，并正在研究廣州市中心的萬畝城市果園，希望將來這里成為城市的“綠肺”，為新型城市建設服務。而全國范圍內也有200多個城市，在踐行著俞孔堅的生態城市理念。 
 
　　文章來源：《中國科學報》 (2013-03-22 第5版 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