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一腳走進圣殿 一腳踏入市井

　　王澍是一個復雜的矛盾體：他到達了最神圣的世界建筑圣殿，又扎根于最平民的俗世生活；他不輟地進行各種先鋒性的創作和教學嘗試，又極力倡導回歸自然狀態的傳統生活；他一直被視為非主流的異類，卻得到了主流社會最高規格的認同。5月25日，北京人民大會堂，當普利茲克建筑獎暨凱悅基金會主席湯姆士·普利茲克將獎牌授予這位登頂世界建筑最高峰的中國建筑師時，現場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湯姆士·普利茲克（左）向王澍（右）表示祝賀

　　王澍是一個復雜的矛盾體：他到達了最神圣的世界建筑圣殿，又扎根于最平民的俗世生活；他不輟地進行各種先鋒性的創作和教學嘗試，又極力倡導回歸自然狀態的傳統生活；他一直被視為非主流的異類，卻得到了主流社會最高規格的認同。 
 
　　5月25日，北京人民大會堂，當普利茲克建筑獎暨凱悅基金會主席湯姆士·普利茲克將獎牌授予這位登頂世界建筑最高峰的中國建筑師時，現場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去年11月，普利茲克獎評委會成員到中國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密訪，我們第一次有幸看到王澍先生的作品，所有評委都感到很震撼。那次密訪結束后，我們非常有信心地說：2012年普利茲克獎是屬于王澍的！”在頒獎典禮前舉行的記者會上，普利茲克建筑獎評委會主席帕倫博勛爵毫不吝嗇對王澍作品的贊賞。于是，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從未出版過一本作品集、從未在國外作過設計、從未被媒體特別關注過的王澍，突然接到了評委會通知他獲得普利茲克獎的電話。 
 
　　獲獎是一個思考的契機 
 
　　王澍用“激動”和“驚喜”來形容自己獲獎后的心情。作為中國第一位獲得普利茲克獎的建筑師，最令他激動和欣喜的不是大獎帶給他個人的巨大聲名，而是中國公眾和媒體對建筑的空前關注。 
 
　　“中國是世界上建筑量最大的國家，但公眾對建筑的關注與此并不匹配。這次我得獎從三方面觸動了大家的神經：首先，在中國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城市發展與傳統文化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其次，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追趕世界先進水平主要依靠的是科技力量和經濟發展，而在文化方面，中國建筑師一直無法確認自己的水平到底如何。再其次，我的工作室叫業余建筑工作室，其實之前大家就朦朧地意識到，我設計的建筑與城市中心巨大的、閃亮的、標志性的、具有現代化表征的大型建筑不太一樣。我走的是一條更加底層、更加貼近普通民眾，與中國傳統和現實生活相關，不那么閃亮甚至有點粗糙的獨立探索之路。”王澍說。 
 
　　在他看來，中國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國家，在這里出現鳥巢、出現中央電視臺新大樓沒有問題，問題是這些建筑不應該具有排他性，不應該阻斷中國的文化傳統。“我一直覺得，中國文化應該有足夠的自信，相信自己在市場潮流中是有獨立價值的，至少能夠與那些現代的、閃亮的東西并行不悖。”王澍說，“我們以為全世界的城市都像北京一樣高樓林立，其實出去一看，根本不是這么回事！一座古城并非只有發展商業旅游才有價值，能提供讓人悠然生活的環境就是城市最大的價值。”王澍希望此次獲獎能成為一個契機，讓中國人走出臆造的城市，終結臆想的現代化。 
 
　　“城市化難道一定要與拆遷、與地標建筑聯系起來？古建筑保護難道一定要與旅游開發、修舊如舊聯系起來？這些問題不是經濟力量可以解決的，必須由城市管理者從文化發展的角度來解決。不能讓純商業的東西無度擴張。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做社會主義國家能做的事情。”王澍說。 
 
　　被稱為異類是一件好事 
 
　　坐在記者面前的王澍，笑容謙和，語調低緩，讓人以為當年那個“如一把帶著寒光的刀”的叛逆青年已經遠去。然而，記者在他談吐中很快就發現，那個大二時就公開宣稱“沒人可以教我了”、帶頭向教授抗議畫商業效果圖、把體制環境和業內大師都批斗一番的王澍從未改變，只是在人文層面進行了更深刻的思考。 
 
　　“被稱為異類20多年，我已經習慣了，而且覺得被稱為異類也是一件好事。中國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有那么多問題，只有一股主流力量來解決肯定是不行的。多一些異類是中國的福祉，我們需要多種意見，需要更加多元、更加開放的思想。”王澍說。 
 
　　20世紀90年代，掘金大潮來勢洶洶，建筑學碩士畢業的王澍卻有將近10年沒有從事建筑設計。他不在任何高校和設計院就職，大部分時間都泡在工地上和工匠們一起從事最基礎的手工勞動，閑暇時就讀書練字，背著背包到處溜達，抑或坐在西湖邊一整天什么都不干。當與他同時代的設計師“只爭朝夕”地設計出一大批如今已被人遺忘的建筑，換來個人荷包的豐盈時，王澍卻花10年寶貴的光陰學習、感受和積累，不得不靠太太陸文宇的工資過活。 
 
　　經過10年積淀，復出后的王澍多了幾分平和，少了幾許鋒利，卻依然不改特立獨行的本色。 
 
　　2001年，杭州市政府找到王澍，請他主持改造歷史上著名的南宋御街杭州中山路。王澍“張狂”地提出自己的3個條件：時間至少要3年，之前還要給我半年的時間調研；原住居民不能遷走，要保持沿街生活場景的真實性；絕不做拆真古董建假古董的“保護性拆除”。當著杭州市政府官員的面，王澍高調宣稱：“如果搞拆遷，我就拒絕這個項目；如果讓我來做，就決不能搞拆遷！” 
 
　　王澍的堅持取勝了。當中國絕大多數城市都在拓寬道路、拆建房屋、打造仿古商業街時，杭州中山路24米寬的街面被縮窄到12米，沒有動遷一戶居民，原地改造所有老舊建筑，同樣也再現了南宋御街的繁華勝景。“這件事證明，雖然中國城市大的結構現在已經非常糟糕了，但是局部的改善還是可能實現的。我們接下來應該做的，就是一塊一塊地收拾，一點點改變中國城市的現狀。” 
 
　　一個生在17世紀的中國文人 
 
　　王澍身上的很多東西都與潮流格格不入：長年穿著標志性的黑色中式布衫，用手繪而不是用電腦制作圖紙，對地標建筑這類容易使人產生興奮感和敬仰感的事物毫無興趣，抗拒城市中的高樓、霓虹和寬闊街道，鐘愛中國的書法、繪畫、園林和傳統生活方式。他的作品中不僅有殘瓷、舊瓦、夯土墻這些古老的建筑材質和形態，還有園林、院落這些傳統生活方式的空間載體，充溢著打破現代人生活常規和心理慣性的創作期待。無論是寧波博物館、中國美院象山校區，還是瓦園、寧波滕頭館，大多數人透過王澍的作品，看到的不是傳統元素的簡單拼接，而是對過往生活的記憶，感受到的是傳統文化的氣韻。 
 
　　“與老建筑的消亡相比，還有一個問題更容易被忽視：大家現在已經快忘了，過去那種在老街區里怡然生活的感覺是多么美好！”言語之間，王澍時常流露出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懷戀。雞犬相聞，市井歡騰，鄰里間其樂融融，這樣的生活圖景對王澍的誘惑是恒久的，這一點在他的建筑創作中得到了充分佐證。他在自己兩室一廳的斗室里建造了一座意象化的迷你園林；在設計商業住宅項目“錢江時代·垂直宅院”時，他說服開發商放棄近萬平方米的套內面積，以打造可以實現鄰里之間互動往來的公共空間；在創作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時，他脫掉教學樓窗明幾凈、高大軒敞的窠臼，在走廊、屋頂等處辟出隨性的自由空間，營造了田園牧歌式的建筑外部環境，渴望借此重現孔子或柏拉圖式的教學場景。 
 
　　每每談及對自己影響深遠的人，王澍都會提到李漁。“我相信人和他的創作是有可能超越時間的。我經常說，我這個人是生在17世紀的，只是在21世紀工作而已。李漁就是17世紀一個典型的中國文人，他跟這個社會的主流保持距離，但他的生活和創作是豐富多彩的。”在建筑師的身份之外，王澍更是一個文人，一個哲學家，長于用超越時間的哲思賦予作品永恒的生命力。 
 
　　正如普利茲克獎評委會的評審詞所言：“討論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適當關系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因為中國當今的城市化進程正在引發一場關于建筑應當基于傳統還是只應面向未來的討論。正如所有偉大的建筑一樣，王澍的作品能夠超越爭論，并演化成扎根于其歷史背景，永不過時，甚至具有世界性的建筑。” 

王澍作品：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

　　中國已經到了需要城市復興的時刻 
 
　　王澍在任何場合都不掩飾對快速城市化的不滿，即使有人說他螳臂當車，有人說他鼓吹歷史倒退、阻礙時代發展，他也從不退縮。 
 
　　2011年，中國的城市化率首次達到50%，按照官方的預期，這個數字到2050年將達到70%。“至少我認為，在中國，50%的城市化率已經足夠了！要知道中國的人口基數有多大，50%的城市人口已經遠超整個歐洲！”王澍說，“過去30年，中國在沒有搞清城市到底是什么的情況下就開始搞城市化。我們今天所說的城市不能叫城市，只能叫一堆大房子的堆砌，我們稱之為有城市感受的那個結構已經基本消失了?，F在是一個機會，我們需要重新探討到底什么是城市。中國已經到了需要城市復興的時刻了！” 
 
　　在強烈質疑城市快速擴張的同時，王澍對鄉村的贊美和向往同樣熱切。“中國更加生態、更加平民化、更加持續的生活方式仍然大量存在于鄉村。對中國而言，鄉村發展是更加重要的命題，城鄉發展平衡是比城市擴張更有價值的。這兩年我的注意力在轉移，轉移到鄉村建設上。我從鄉村學到很多東西，然后把這些東西用在城市中。” 
 
　　“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大家都認為城市比鄉村好，村里的人本能地想往城里跑。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建好后，一個學生跑來對我說：‘王老師，我恨死這所學校了！我費了那么大力氣從農村考到城市讀書，可這個校園讓我感覺又回到了村里！’”講到這個“典故”時，王澍眼睛中既有實現設計企圖的得意，又有對城鄉認知的無奈。 
 
　　在努力讓鄉村建筑“登堂入室”的同時，王澍一貫反對將建筑作為劃分階層的標尺。“為什么住在老城區的貧困人群必須搬到郊區去？難倒城市發展的結果就是把過去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趕出去？作為建筑師，應該通過自己的創作，幫助人們跨越城鄉之間對立的價值鴻溝。”王澍嚴肅地說。 
 

王澍作品：五散房

　　王澍絕不是最后一個獲得普利茲克獎的中國建筑師 
 
　　從2012年普利茲克獎頒獎典禮確定在中國舉行，到張永和成為普利茲克獎第一位中國評委，再到王澍摘得2012年普利茲克獎，短短一年間，普利茲克獎與中國三度熱情擁抱。有人試圖在這三者之間找出某種微妙的聯系，以分析王澍獲獎背后特別的深意。然而，普利茲克建筑獎暨凱悅基金會主席湯姆士·普利茲克在提及這一點時，稱這一切只是完美的巧合。“普利茲克獎每年都在不同的地點舉行頒獎典禮，希望在全球各地傳播建筑的重要性。這一次，我們覺得沒有任何地方比中國更重要。過去幾十年和未來幾十年，中國一直是建筑界最熱門的地點。中國的發展不僅對中國至關重要，也是全球各地共同關注的話題。” 
 
　　普利茲克獎評委會成員來自世界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成長背景、生活層次、接觸領域甚至專業背景，唯一的共同點是對建筑的極度熱愛。多種思想的激蕩和評委對建筑的鐘情保證了每一次評選結果的客觀公允，這也是為什么30多年來，普利茲克獎贏得了全世界建筑師的尊重和認可，被稱為“建筑界的諾貝爾獎”，成為全球建筑界的最高榮譽。 
 
　　“王澍獲獎是眾望所歸，他是第一個獲獎的中國建筑師，但絕不會是最后一個。”評委會主席帕倫博肯定地說。 
 
　　從業余建筑工作室成立那天起，堅持從興趣出發，不受利益因素干擾的“業余”態度一直主宰著王澍的創作。當記者問王澍獲獎后會不會改變這種“業余”的態度時，王澍很肯定地回答，絕對不會！“因為這不僅是我的工作態度，也是我的生活態度。”對王澍而言，無論多偉大的建筑，無論能給自己帶來多少贊譽，如果甲方無法接受他的設計理念，那么他唯有放棄，決不妥協。“中國建筑師最缺少的不是靈感，而是一貫的、持久的思想和態度。” 
 
　　“獲獎之后，確實有很多人誠懇地請我做一些很有意思的項目，我還是改變了一點：原來工作室每年只接一個項目，現在我決定每年接兩個。”對王澍而言，每年接的項目從一個增加到兩個，不是多了一個，而是翻了一番，這已是他能對現實所作的最大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