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林:在城市里能否“復得返自然”

　　提要：奧氏筆下市民“享受新鮮空氣的權利”屬于生態權利和生態正義的范疇，我們不僅要考慮當下不同階層的公正問題，更要考慮代際間的公正問題。一個以社會貧富分化加劇、自然環境和生態安全被破壞、地域特色和文化個性喪失為代價的城市化模式既不值得自豪更不值得向往。

　　對大多數中國讀者而言，“景觀設計師”是一個不太熟悉的職業，奧姆斯特德(1822-1903)更是一個陌生的名字。這位“美國景觀設計之父”把公園作為“文明”的場所納入美國城市，其代表作品如紐約中央公園、布魯克林展望公園、波士頓和布法羅公園系統、斯坦福大學校園、芝加哥“濱河村”社區等均已成為美國景觀設計的寶貴遺產而影響深遠?！睹绹鞘械奈拿骰?mdash;—這本由信函和報告組成的奧氏文集，充分體現了他極具前瞻性的規劃思想、濃郁的人文情懷和遵循自然的設計理念。
 

　　“樊籠里的自然”:城市病的文明療法

　　長久以來，人們對城市又愛又恨。特別是進入資本主義階段以后，城市在提供就業機會、社會分工服務、文化社交生活、科技教育水平等方面均擁有鄉村所無可比擬的巨大優勢。身處19世紀美國城市化上升階段的奧姆斯特德持有一種城市進步觀，對其迅速發展堅信無疑。然而，被稱為“城市病”的種種弊端也逐漸暴露出來:擁擠噪雜、污染加劇、疾病蔓延、貧民窟的出現等。有人希望阻擋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有人想逃離城市。

　　奧姆斯特德看到城市高度人工化環境和特有生活方式對人們身心健康的威脅，以及由此導致的冷漠、算計、猜疑和敵對等負面情緒在人群中擴散。他認為如果任由弊端發展，人類在健康、美德和幸福方面的文明進步將會受到嚴重危害。城市規劃必須為減輕、對抗和逆轉這些負面影響提供機會。他從人的本能需求———休憩活動入手，為城市開出了“解毒”藥方:提供令人愉悅且方便到達的公共休憩空間，讓久在城市“樊籠”里的人“復得返自然”。

　　奧姆斯特德認為以公園為代表的城市休憩空間對不同社會群體起到了積極作用，它承載了經濟、社會和道德等多重功能，構成城市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城市公園是包容而普惠的，不同社會群體均從中受益。工人階級家庭只能在墓碑的遮蔭處享用野餐、室內擁擠的普通市民被迫聚坐在門前的臺階上休憩、他們的孩子們則在不安全的街道上玩耍，這些令城市文明蒙羞的場景無不深深觸動著奧姆斯特德。他指出，公園不應該是只供少數富人和“紳士們”享受的奢侈品;相反，它能夠為辛苦工作但收入微薄的廣大勞動者帶去無盡的快樂。實際上，無論是體力或智力勞動者、工薪階層或商界人士都需要身心放松恢復的場所;公園對于病人、婦女和兒童等群體的意義更是不言而喻。高品質的公園還有助于留住富裕階層并吸引廣大游客和潛在定居者。

　　公園還具有社交、審美、道德、經濟等多重功能。奧氏特別強調公園的藝術性及其熏陶、教化作用。在他看來，最好的藝術是能夠在公共場所使用并且為所有人欣賞的藝術。公園是由藝術塑造的自然美景，是藝術和自然的統一，是城市文明化的高級產品。作為藝術產品，公園同詩歌、音樂一樣“直通人們思想深處”并慰藉人的心靈。作為“文明教育的媒介”，它甚至可以媲美博物館和美術館。奧氏還以當時紐約中央公園游客增加與酒吧酗酒者下降來力證公園的文明教化作用。

　　奧氏思想中公平性、前瞻性和系統性的特點突出且緊密關聯。他認為提供公共休憩場所不是為了滿足部分居民當下的需求，而是符合全體居民和幾代人的長遠利益。為此，就不能遷就于房地產所有者的個別利益。他反復強調要充分預測到城市人口快速增長將帶來的休憩空間需求，城市當局應未雨綢繆對公共休憩用地進行儲備和規劃建設。否則，未來被迫改造彌補將付出更大的代價。公共休憩場所一旦形成就具有永久性，成為城市規劃中最不能隨便改動的要素，其價值將隨時間推移而不斷提升。他反對支離破碎、各自為政的公園開發模式，強調公園系統的系統性———公園、林蔭道、花園、綠地、水系等相互連接成有機整體(他設計的波士頓公園系統以“翡翠項鏈”的雅號聞名于世)。他很看重供全體市民享用、具有綜合功能的大型公園，但也強調普通用途的小公共地塊要盡可能地均衡分配，為各個居民區提供便利平等的公共休憩服務。

　　奧姆斯特德的文字既有社會和經濟分析，又有美學和藝術討論;既有工程技術者的專業知識，更有設計師的想象力。最重要的是，他的字里行間充滿了對勞動大眾和社會弱者的人文關懷，并始終恪守著全體市民普遍利益和城市長遠發展至上的原則，因此才苦口婆心、不厭其煩地向立法者、市政當局、土地所有者和地產開發公司反復呼吁、游說，并大聲疾呼:“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今天決定的所作所為要對未來一千年負責。”

　　以自然為“樊籠”:對中國的啟示

　　奧姆斯特德這些文章距今已經有140多年，它對于當下中國的意義何在?依筆者看來，以整體利益和社會公正至上、為城市發展謀千年之大計、尊重自然內在的特有價值，這些精華思想不僅沒有過時，相反卻由于全球化時代白熱化的城市競爭、日益嚴重的階層貧富分化、消費社會中新的不平等以及城市化造成的巨大生態代價而顯得彌足珍貴。

　　奧姆斯特德認為公園系統有助于增強城市的魅力和宜居性，這與近年來美國城市社會學家佛羅里達(Ri“h““dF1°“id“)的“創意階層”理論遙相呼應。該理論認為，在知識經濟中至關重要的創意階層具有后現代的價值觀，他們更看重城市的包容性和生活品質，城市規劃建設只有符合這些偏好才能吸引創意人才，資本進而跟隨而至。全球化加劇了城市對于資本、人才和游客等的爭奪，“宜居城市”或“生活質量”的世界排名已經成為資本和人才選擇落戶點的重要參考。與自然和諧相處正是城市宜居性的題中之義，為了眼前商業利益而犧牲生態環境和生活品質的做法只會使中國城市最終淪為競爭的輸家。

　　奧姆斯特德認為公園有助于增加有生產能力的勞動力。在當下之中國，城市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問題愈發突出，但目前的政策還局限于住房本身而沒有給予休憩空間足夠重視。實際上，保障性住房有限的戶內面積造成低收入群體對公共空間的需求更為強烈。很多保障性住宅小區不僅室內狹促擁擠，而且公共休憩空間嚴重缺乏和品質低下，或者因位置偏遠而難以方便地享用。居住方面的社會公正不僅體現在住房供給上，還體現在公共休憩空間的分配上。

　　在消費主義時代，一切休閑活動似乎都被打上了消費的烙印，消費也成為社會分層的一個重要維度。全球化使得休憩活動擺脫了原有的空間束縛，旅游業的發展其實是人們對“城市病”的短暫逃離。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梯度選擇”:富裕階層能夠移民發達國家，去后工業化社會享受優美而安全的自然環境;中產階層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去海外或在國內度假旅游，體驗鄉村美景而放松身心;真正被困在城市樊籠中的是最普通的工薪階層和低收入群體，城市公園幾乎成為他們恢復體力和精神的唯一選擇。然而，城市公共綠地和開放空間卻受到房地產開發和封閉式住宅小區的不斷蠶食:越高檔的住宅小區其景觀設計越精心，人均綠地和公共空間也越多。換言之，越來越多的城市公共空間被“領地化”和專屬化了。房地產和旅游產業使自然變成名副其實的消費品:你的收入越高，與自然的接觸就越親密。自然不再是普羅大眾親近易得的天賜之物而成為權貴美學支配下附庸風雅的裝飾品。

　　時至今日，我們對城市與自然關系的討論已經比奧氏把公園景觀作為“自然”來理解要深入的多，“生態城市”、“綠色/循環經濟”等概念涉及到交通、能源、建筑、產業等諸多方面。進一步來看，奧氏筆下市民“享受新鮮空氣的權利”屬于生態權利和生態正義的范疇，我們不僅要考慮當下不同階層的公正問題，更要考慮代際間的公正問題。一個以社會貧富分化加劇、自然環境和生態安全被破壞、地域特色和文化個性喪失為代價的城市化模式既不值得自豪更不值得向往。俞孔堅教授倡導的以生態基礎設施建設為根本前提，確保國土生態安全格局的“反規劃”理論(優先進行不建設區域的控制，來進行城市空間規劃)頗有“撥亂反正”之意。我們不僅要在城市的“樊籠”里重返自然，更應該將自然視為防止城市盲目擴張、約束權力與資本隨心支配的“樊籠”。

　　斯人已逝，呼聲尤聞?！睹绹鞘械奈拿骰芬粫鴮τ谘该桶l展的中國城市化而言不啻為耳畔警鐘。我們究竟該向往什么樣的城市化?怎樣避免因短視自大造成難以彌補的長久創痛?如何在城市化進程中實現社會公正和“生態文明”?每一個對“詩意的棲居”仍然懷有憧憬的人都可以讀一讀此書。 

　　本文刊于《中華讀書報》（2013年07月03日 第11版）